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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省治的原因极为复杂，有远因，有近因。远因是桂林从前在科举时代，多中了几名状元，又有三元及第、榜眼及第，遂自豪地把桂林夸成是一个文化城。每逢乡试科场，各府士人来应考时，桂林人士往往表露出一种骄矜态度，看不起外府人，称之为下府佬，向为各府人士所不满。近因是广西独立后，发生了下列两件事：
一件是在陆荣廷就职后，发现了有反对革命的标语。辛亥12月21日，陆荣廷就职，次年正月元旦，发现已故老翰林曹驯的儿子住宅门首贴有一副对联：“五百年其间必有，二三子何患乎无。”这副对联是用四书上的“五百年其间必有名世者”和“二三子何患乎无君”，两句话上联截去“名世者”三字，下联截去一“君”字。“名世者”指一代首出庶物的帝王而言，这明明是一个反对民主革命的标语。有人将此事报告陆荣廷，陆听了默然无语，不置可否。
桂系军阀陆荣廷（1859—1928）
另一件是秦步衢鼓动驱逐卢汝翼、蒙经的风潮。广西独立后，谘议局改为参议会，而原来的谘议局议员就有新旧两派，旧派首领在桂林方面为秦步衢，在平乐方面为萧晋荣。两派意见各走极端，斗争向极剧烈。军政府成立，发表六司四局人选名单，旧派分子得不到位置，非常愤恨，求计于秦步衢，秦在桂林盘踞团局日久，党羽甚众，独立后，巡警道改为警察厅，王芝祥利用秦为其爪牙，委秦为警察厅长，陆荣廷就职又委秦为巡防营统领。秦身兼三职。又拥有军警乡团武装势力，气势益张，遂唆使其党羽，以卢、蒙把持军政府为借口，煽动驱逐卢、蒙的风潮。
这两件事发生，结合在一起，陆荣廷颇难处理，匆匆地离开桂林回南宁去了。在参议会方面，大多数议员都感到桂林潜伏着巨大的反动势力，难于推行民主政治，主张把省治迁往南宁，当时乃召集会议讨论，在双方辩论到最激烈时，萧晋荣竟手擎茶碗猛向卢汝翼头上掷去。这一暴行，触犯了众怒，顿时秩序大乱，几至动武，各府议员纷纷退席，相约赴邕集会，遂各自陆续离桂而去。陆荣廷对于迁省之议，本极赞同，因南宁接近武鸣家乡，又能兼顾边防，但亦不能兼顾桂林、平乐各府，左右为难，踌躇未决。这时，秦步衢约集桂林绅商各界组织“省桂完成会”向商家筹集资金，设办事处，发通电，派代表赴南宁请愿。陆为调和双方意见，只好用“以不了了之”的办法来处理这一问题，其办法是参议会议员既已集中南宁，就在南宁开会，军政府六司中的军政、教育、司法三司暂不迁邕（军政司司长陈炳煜兼任桂林镇守使常驻桂林，教育、司法两司司长都是桂林人），其余各司各局已迁邕者暂维持现状，省治迁邕迁桂，听候中央解决。这一现状，一直维持到民国二年（1913）年底。其他，如高等审检两厅以及法政、师范各学校，始终留在桂林。
《辛亥革命时期我在广西的一些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