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长沙受降，废墟、生机与侵略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从而结束了这场亘古未有惨绝人寰为时八年的日寇侵华战争。

芷江受降之后，我在国民党七十三军先遣团任连长，随团进入长沙城，执行受降后的接收任务。在这以前，我们已于8月下旬进驻在市郊南门外黑石铺雨花亭一带执行警戒。

9月7日我与团长李恺寅等率兵一排进入市区视察执勤，由县正街、便河边至伍家岭、潘家坪、文昌阁、北二马路、北正街、中山路、车站路、小吴门沿经武路到火车北站，过王家垅、砚瓦池返回团部。当时，少数原留居城里的“顺民”仍在经营各自的行业，外逃市民百姓也已陆续回城，那些早一点回城的人，有的已找到自己原住房屋打扫修缮。或找到原住屋地基在搭棚建屋；有的则正在做着各种生意，谋求生计。大多数无家可归的则四处寻找残椽废瓦，挑砖运木，在瓦砾堆中翻检各种废物建材。他们沿着江边、马路、街道角落处，在余坪隙地、火烧坪里，或较大建筑物的高墙脚下，建店房、搭棚屋、砌住房以求栖身之所和谋生之路。有不少妇叟儿童，流落街头巷尾，向人乞讨。北二马路东岳行宫设有一个施粥所，这里人群拥挤，吵吵嚷嚷，尽是衣衫褴褛的老弱妇幼。北正街、中山路一带商店较多，开业者不少，略呈繁荣。火车东站，小吴门一带的棚店与地摊特多，其中以饮食店、茶座、饭铺和破旧、什物店占绝大多数，其次是诊所、药房、书摊、小百货、寄卖店、测字算命摊及贩菜摊等。人力车与木板车往来不断，人来熙往。虽然劫后焦土，断井颓垣，却也热闹喧嚷，颇具生机。

在伍家岭焦公庙，原驻有日伪兵一个哨所，我们在9月8日将其查封。四明公所附近一带驻有伪兵一个治安队，我们派排长郭勉带兵收缴了枪械。将人员集中送到编遣处编造。同时命排长胡正元率兵驻北站，收编散兵游勇，并维护治安。9月9日上午，我们奉命去潘家坪枫林学校，把该地还留驻的几十名日本兵员集中。进入营房，所有日军官兵均自动肃立，毕恭毕敬，行举手礼。李团长命令全体集合，受册点名，共计50多名。又分别检查了营房宿舍，收缴了部分剩余军械弹药及军用品等，命其解散回营房待命，然后派兵监守。离开枫林学校到潘家坪曾家大屋（日寇投降后，所有城北、会春等地区的军械兵器和部分军需品均集中在此），只见大门上封条重叠交错……我们推开进去，里面空空如也，但每个房门上仍残留着各部队的查封条签，残缺不全。前栋厢房内各种武器军械倒不少，但都是破烂的。院内臭气冲天。堆着一些稻草与破烂麻袋藤篓竹筐等，苍蝇遍布，马粪、兽骨、污水满地。后院围墙多处倒塌，屋内到处漏雨，瓦椽残断。我们无法久留，只得带着所缴兵械返回团部。

9月10日上午，我们到百善台（也可能是在文昌阁）一个大公馆。这里还留下了一名日军佐级军官和几名尉级军官以及十多名士兵。这些日军见到我们，外表十分肃敬，列队恭立，举手敬礼，站立得呆若木鸡。我们检查了住房环境，没有发现可疑事物。团部副官王超与营长谭泽湘将他们所有床铺、衣物、革囊、被包等均搜查殆尽，也没有任何武器财物，仅佐级军官手腕上有一块手表，一尉级军官有一块怀表，其他军官佩有几支钢笔，窗台上摆有一口闹钟，事务室仅贮有刚发下不久约供三日用的米菜油盐等物……

9月11日上午，300多名第二批去武汉集中的日军，按时由我军官兵带领在长沙北站集结等待。我在8时半到达。到11时左右，九战区政治处才来了两辆吉普车，由一位上校李主任带来七八名校尉级工作人员。把这些日军列队点名后分成四队，装上四个货车厢，每人发给三个馒头。我在北站要等开车后才能率队回团。火车直到晚上8点40分才开车。这些日军官兵已经是饿得叽叽呱呱肚子叫了。开车前我做了一件好事，叫士兵给他们每个车皮送去了两桶便河里的冷水，以备解渴。可是他们还得坐一个通宵的车，估计第二天上午是不会吃到饭的。不是已经饿一天了吗？我当时想，这种做法对于投降者似有亏人道，但对这些穷凶极恶的侵略强盗给予这点小小的惩治可真是优待他们了。

《长沙受降回忆片断》 qCiTBEv6BWI/xB70olI8cwqACkHjUqDbGOYev11EHV703bktJOmNkb7MgwfRPiU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