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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声先生在任校长期间，十分注意发挥群体的智慧与作用，实行民主办学。他认为，各种规章制度与计划是要严格遵守与执行的，因此制定这些规章与计划的时候，就“不能不十分审慎，专靠校长一人或数人是很危险的”。校长即使“经验多些，见解透些，那经验也有时而穷，见解也有时而偏”。所以必须“要有一个集思广益的组织，权在校长之上，然后种种的规程才能比较完善”。这个“集思广益的组织”就是校务会议。当时的校务会议是由全体教授选出的代表和教务长、秘书长、各系院院长、各系系主任组成的，校长为当然主席。它既是学校的立法机构，又是最高权力机构。这样即使校长是一个没有教育经验的人，也不至于危害学校的根本了。他虽为一校之长，但并不专权，而能以身作则，严守纪律，认真执行校务会议的各项决议，遇事从不任便处理。他说：“要学校有法纪，第一个得先从校长做起，校务会议的决议案，校长是第一个负执行的责任与遵守的义务的。”如果校长不能遵守法纪，遇事以个人的私意任便处理，以为自己是个“首领”，可以出言为法，那他不仅不能督促旁人执行与遵守，而且，久之学校的事务一无法纪可循，必陷入紊乱状态，这个学校就根本办不好。他提醒大家说：“一国独裁则一国必坏，一个机关独裁则一个机关必坏，这是公例。”于是他提出，他作为校长不仅“个人应当引为警惕”，“同事同学也应当有些顾虑”，并对他进行监督。杨振声先生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和民主作风，深得师生们的好评与欢迎。
对于办出本校的特色，杨振声校长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对青岛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以及山东的古物文献等，作了细致的分析，提出渐次增设海边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哲学等学系的设想。海边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等，在当时皆为其他大学所未设，容易形成自己的特色。但是，由于经费关系，他的这个设想，直到50年代才渐次变为现实。五十多年前，他就能看到这些问题，不能不说是颇具战略眼光的。
杨振声
杨振声校长认为文理两学院的关系极为密切，没有绝对的界限。他以心理学为例指出：心理学一般是依附哲学在文学院，但它是与理学院的生理学和生物学相依为命的。所以“不能以科学与不科学为文理的分界，更不能因分院便视为截然不同的学问”。他不仅认为文理两学院“不能此疆彼界”，而且更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的。他说：“文学院的学问，方法上得力于自然科学；理学院中的学问，表现上也得力于自然科学；理学院中的学问，表现上也得力于文学美术。文学院中有人，思想上越接近科学越好；理学院中的人，做人上也越接近文学越好。”“文理本来就不能分家，最多不过如一家两院罢了。”他的这一精辟见解，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文理科的相互关系。在他主持下制定的青大“学则”，明确规定了文科的学生必修理科的某些课程；理科的也必须修文科的某些课程。由此可见，五十多年前他对“文理渗透”的重要意义已有深刻认识，并注意在教育实践中加以体现。山东大学1932年奉命“整顿”之后，文理两院一度合并为文理学院，后在工作发展中又复分设。
对于如何办好中文系和外文系，杨振声校长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做法。首先，他认为学文学“绝对不是墨守成规地学一国的文学就够了”，至少必须学第二国的文学，才能因比较而对第一国的文学了解得清楚。“中外的文学必须有相当的沟通……然后中国的新文学才有希望。”为使中外文学沟通，他甚至主张把中文、外文两系合并来办，只分组，不分系。但因学生外语不过关，难以办到，只能使两系学生互修彼系某些课程。其次，他认为“学文学绝对不是专念几本文学书可以有成的。因为文学的基础是建筑在深切的了解力与博爱的同情心上”。因此，他强调搞文学的人应当走出“象牙之塔”，来到“十字街头”，“去实地观察人生的行为、情感、思想与生活。就是要把文学放在真切的人生了解上面……文学不能了解人生的深处，只等于痴人说梦罢了”。这不仅是五十多年前他对文学的深刻理解，而且也是他多年创作的深切体验。在他的作品中，主人公多是下层群众和在封建礼教束缚下的女性，在他的笔下，饱含着对这些人物的同情。所以，鲁迅曾称他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家”。再次，他认为“文学不仅是学问，而又是艺术。所谓艺术者，不独是知道了便完事，需要把你的观念用一种最适当的符号传达给旁人，使旁人也从中受到感染。这比旁的学问又须多一层练习上的努力”。所以，他特别强调学文学必须加强练习。按照他的意见，中文系的教学十分注重练习这一环节。如教师讲文章，就要学生摹写文章；教诗词，就让学生练习作诗、填词。这样，不仅使学生学到了知识，而且培养了写作能力。
杨振声校长办公特别重视质量。他认为“学生在好而不在多”。在他离开北平赴任青岛大学校长时，傅斯年先生曾经对他说：“只要你能领导两三个学生走上学问的正路，也便不虚此一行了。”他对此言深有同感。他希望自己的学生平时都能勤奋学习，刻苦锻炼，“不在图书馆，就在科学馆，不在科学馆，就在体育场。经过如此的四年，大家都是学问好、身体好的青年。如希腊人所说：健全的心神在健全的身体里。”为了促使学生勤奋学习，保证质量，实现他造就优秀人才的希望，他主张实行淘汰制。为此，青大“学则”明确规定：“学生全年学程有三种不及格或必修学程二种不及格者令其退学。”这一规定比当时国内许多有名的大学都更为严格，因而形成极高的淘汰率。头两届学生淘汰率分别为42.5%和25%。因此，学生平日学习无不兢兢业业，刻苦用功。
杨振声校长认为，大学是“社会拿出血汗换来的钱组织的学术机关之一”。既然如此，它就应当“以学术增加人类的幸福来报答他们”。所以，他在办学中极为重视开展学术活动，进行学术交流，以发展学生的智力，提高学术水平，培养优秀人才。为此，他把每星期一“总理纪念周”时间定为学术演讲时间，并带头进行学术演讲，全校师生踊跃参加。如任之恭教授一年就作过六次学术演讲，王淦昌教授两年半就作学术演讲八次之多，汤腾汉教授在校期间曾作学术演讲十余次。除每周都有本校教师作学术演讲之外，他还利用青岛的地利条件，经常邀请一些名流、学者来校讲学或作学术演讲。如章太炎、蔡元培、顾颉刚、竺可桢、冯友兰、罗莘田、秉农山、杨杏佛等，都曾应邀到校讲过学或作过学术演讲。通过这些活动，活跃了学术空气，开阔了师生的视野，各种学术社团如雨后春笋，使整个校园洋溢着奋发向上、努力探索之风。师生们建立的学术、文艺团体，有国文学会、数理学会、数学讨论会、物理读书会、化学会、生物学会、励学社、刁斗文艺社、素丝社、征程文艺社、潮音文艺社、文刊编辑社、新文学会、大众科学社等。有些社团还出版报刊，其中影响较大、曾经引起学术界注目的，是励学社出版的综合性杂志《励学》和刁斗文艺社出版的文艺刊物《刁斗》。
在杨振声校长的苦心经营下，青大初具规模，一切都已纳入正轨。正要奋力腾飞之时，因“九一八”事变后校内矛盾重重，杨振声辞职，青大也改名为国立山东大学。
《杨振声与国立青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