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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时期，临安县天目山麓曾经发生过一桩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紧密相连的历史事件——我们临安军民营救了以杜利特将军（Doolttle，又译杜立德）为首的五名美空军人员。
这里，先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两小时，美国对日宣战。从此中美开始了并肩作战。在中途岛大海战之前，美国曾有一次以空军为主的前哨战，即1942年4月18日美空军首次轰炸日本东京。这次空袭是由杜利特中校率领的16架B-52轰炸机，从离东京800海里的“黄蜂号”航空母舰上起飞，首次空袭东京、横滨、横须贺、大阪、神户和名古屋，炸毁日本的军事设施，打击日本军国主义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具有战略转折的历史意义。
这次空袭，美机在完成任务后，按照预定计划，向我省的衢州机场降落，不料衢州机场扩建甫成，缺乏导航设备，致使找不到安全着陆的目标，终因燃料耗尽被逼弃机迫降。此举除杜利特的指挥机一行五人跳伞降落在我县天目山麓外，其余大多迫降在浙江临海县和江西波阳、玉山一带，有两架不幸落入日军占领区。有八名美空军人员被敌俘虏，四名遭难于上海。杜利特驾驶的指挥机于傍晚时分坠毁在安徽省宁国与我县毗邻的豪天关山岭上。……
1942年4月19日清晨，我正在早餐时，突然跑来几位乡亲告诉说：“碧淙村发现两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说话哩哩噜噜，……昨晚听到飞机坠毁巨声，会不会是什么德、意、日轴心国家的降落伞部队？”又说：“传闻保长俞根生向他们开了朝天枪后，将其中一个绑了起来。”我听了即意识到恐有误会的可能，于是反问道：“能吃准他们是敌人的伞兵吗？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同盟的美国，也在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与我们并肩作战？”乡亲们又说：“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跑来找你，你上过洋学堂，懂得外语，请你马上去看个究竟吧！”这个要求，我感到有些为难。因为自知所学的一点英语，是无法去充当现场翻译的，但在这个穷乡僻壤的山村，又有谁能胜任呢？在责任感的驱使和众人的怂恿下，我终于放下饭碗，跟随着向碧淙来了。
天下着蒙蒙细雨。约莫走了一里多路，望见了义冢畈那边簇拥着众多群众迎面而来，有几个肩挎步枪的人先导。押着一高一矮的两个外国人，一个被绳索反剪着双手。一个步履艰难，大约受过伤。我们加快步伐，逐渐看清他们一身飞行员装束，却无可供识别国籍的标志。看其面相肤色，属欧美白种人，哪个国家的人呢？我踌躇不决，怀着试探的心情，首先向他们打招呼：“How do you do？”没想到话音一落，他们立即露出希望的眼神，回答我同样的问题，给我增强了信心。当我初步弄清楚他们是失事的美国飞行员时，随即叫押送人员松绑，同时向美军人员解释误会，表示我方的歉意。
为什么采取押送的形式，事后我才知道原来是这么一回事。18日傍晚，这两位飞行员随风飘落在碧淙溪畔，一个降落在碧淙村前山坡上，着陆时腿部受了伤；一个降落在溪后畈。他俩在野外露宿一夜，第二天清早摸进村里，被群众发觉，告知保长俞根生，他用步枪朝天开枪威吓，马上缴下飞行员的左轮手枪，又用左轮枪对空连发几枪，把布雷默捆绑起来后连同亨利·波特准备解送去西天目山。
误会初释，我热情地请他们到我家去洗尘，又让俞保长到区里去报告。当两位飞行人员到我家厅堂里啜饮着清醇的天目新茶时，人们抱着新奇的观感前来看热闹，真是人山人海，挤满整座堂厅，大家满面笑容以表友好。布、亨的惶惑与惊恐的情绪逐渐消失了。这时经人提醒，我立即端出现成的中国式肴馔来飨客，可是他们不会使用筷子，始终夹不到嘴边，惹得大家善意地哄堂大笑。于是我要母亲烧煮了一小锅鸡蛋，请他们剥而食之，他们津津有味地饱餐一顿。
由于我的会话水平有限，只得辅以笔谈或借助手势进行交谈，始搞清以下几点：
一、知道他们是轰炸日本东京后飞抵我省上空，因联络不上衢州机场的讯号，在燃料耗尽的情况下弃机跳伞的。
二、他们驾驶的是指挥机，全机五人，领队是杜利特中校。跳伞是循着天目山这个目标进行的，估计都落在这一带附近地区。
三、我所接待的身材较矮的叫布雷默，是投弹手。高个者叫亨利·波特，是领航员。前者跳伞时被毛竹和树枝扯住了，忙乱中卸脱伞钩时受了伤。
四、他们疑惑和惶恐的情绪表露，主要是因为不知落在什么地方。经查阅航空地图，在他们随带的航空地图上可以看到在临安与余杭毗连之间，标有一条显明的红色警戒线，当时余杭曾为日军所占。
我们临安此时已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二次铁蹄蹂躏之苦，群众听了我的翻译，得知他们已将日本东京炸得一片火海时，大家激于义愤，同仇敌忾，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场内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有的敬烟，有的敬茶，引得布、亨也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满面笑容，欠身站起，合掌表示致意。正当大家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突然又有人来报在射干和东社相邻的山上也发现一个外国人。并说那里的乡民正在围山搜查。我听说后，又喜又惊，喜的是又有一位飞行员有了着落；惊的是可能又会发生什么误会，甚至更为严重的事。就在这群众议论纷纷，我也不知所措的当儿，本苕云区的区长李关安在俞根生的陪同下匆匆赶到，我随即将李向两位飞行员做了介绍，同时又把刚才获得的情况向区长汇报。因为区长不懂英语，对我所做的判断持怀疑态度，但他略事考虑后，还是听信了。随即宣布，由他亲自带队护送去浙西行署，还要我伴随同往，立即出发去东社了解那里发生的情况。
时近中午，我们只带了煮熟的鸡蛋，就踏上去天目山的路程。从由口到东社，不过三华里。过了乌石桥，我们就听到锣声和断续的土铳声。走到村口，看到山脚下围着几十个群众，正在起劲地鸣锣，放铜铳，打土枪，还伴着阵阵的呐喊声，气氛显得十分紧张。我们问道：“既然搜山，为什么不上山去？”有人回答说：“那个外国人可能是带枪的，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弄得不好，我们要倒霉的。”于是我向区长建议：必须立即停止敲锣、放铳，要不反而会使他吓得不敢出来。区长回答说：“如果让大家干等，也不是办法！”“不妨让两位飞行员放声喊话，叫他出来。”我略加思考后建议说。大家认为这个主意不错，我便把这个意见翻译给布、亨，他们表示乐意这样做。于是二人向山坳里不断地喊话。他们交换着被呼唤人的名字，同时也告诉了自己的名字，经持续呼唤了一刻时间，却得不到任何反应，弄得大家望山兴叹！有人提议，是否调个地方再试试，大家折向另一座山脚去呼喊。这一回，居然找到了，仅仅喊了四五声，在山脚下的深沟草丛里钻出一个人来，他高兴极了，踩上田埂，张开双臂，连跑带叫向我们方向奔来，这时在场的群众顿时爆发出狂热的欢呼声。
经历了惊险厄运的战友，平安相逢，分外高兴。他是个机械师兼炮手，但名字记不起来了。稍作逗留后，继续上路，后面跟随着一长列欢送的群众，直到我们折向去尚志岭的崎岖山径时，群众才陆续离去。越过尚志岭，来到白滩溪。我们在凉亭里歇脚，村民闻讯奔来又告诉一个好消息，原来是杜利特降落在白滩溪，他们已被当地的浙西行署青年营所救，送到天目山去了。我把这个喜讯转告给三位飞行员，他们高兴得互相拥抱。从这里到天目山麓尚有10华里行程，路呈上坡之势，可是大家的步伐反而变得轻快起来。布雷默虽腿受伤，也走得一样的轻快。
下午5时许，我们护送至目的地。其时，行署已派专人在鲍庄村前迎候。区长就吩咐俞根生及三名乡丁返回，我们经达浙西行署——“天然居”。行署主任贺扬灵与杜利特等已在官邸平台上迎接。见面后他们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喜悦和兴奋之情自不待言，当然我们也为他们的平安相聚而感到无比欣慰和由衷的欢庆。领队杜利特中校是个双目炯炯，谈笑自如，身材虽不算高，但却是相当壮实的人。当他听到布雷默等人的介绍后，就主动过来和我紧紧握手，面对他的道谢声，一时间我竟激动得无言以对。
杜利特中校（前排左四）及机组人员与救助他们的中国朋友在浙江临安合影
当晚，贺扬灵在“天然居”设宴，为全体美国飞行员压惊洗尘。李区长和我也被邀入席，宾主频频举杯，为中美并肩战斗的诚挚友谊而互致祝贺。席间，他们各自介绍了跳伞后的遭遇及被救经过，我再一次受到大家的赞誉。宴会后，我和行署的翻译陪着美国飞行员一起宿在“天目旅馆”。就寝前，行署派了医护人员前来询问他们的身体情况，并对布雷默的腿伤作了护理。
翌晨，李区长说有事要回去，我认为这里已有比我水平高的翻译员，故表示也要一同回家，但美国飞行员热情挽留，坚持不让。区长见状即对我说：“你在天目山读过书，这里的情况很熟，你就留下再陪他们玩一阵子吧！”（1941年4月15日，日机轰炸了禅源寺——浙西行署所在地，但名胜古迹仍可游览）于是，我以导游身份陪他们愉快地度过了两天。我是个在职教师，难以久留，不得不告辞。临别时，杜利特中校及四名飞行员都在我的笔记本上签上了各自的姓名和通信地址。布雷默和亨利·波特向我赠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纪念品，前者送的是玻璃太阳镜，后者送的是铸有飞行员姓名的机队编号的铂合金腕章。——据说这是一种十分珍贵的纪念品。
回家后，父亲告诉我，连碧山县长已亲自登门祝贺，夸奖我为临安人民争得了一份光荣。
以后获悉，罗斯福总统给杜利特亲授勋章，大加褒奖晋升。自这次事件以后，美国为吸取教训，避免再发生类似的误会，曾一度在出勤者的飞行装上印刷了英、中、缅、越等多国文字，以供识别。还有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7年9月，我在临安突然接到一封寄自美国的来信，原来是布雷默夫妇共同具名的感谢信。信的内容除热情洋溢地感谢临安人民对他的营救之情外，还把我喻为“救命恩人”——这是过誉之词。遗憾的是我虽请人写了回信，但始终未见再复，从此音讯杳然矣！
《营救美国飞行员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