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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是1937年12月下旬沦陷的。国民党守军12月23日下午3时左右炸断钱江大桥，最后一批守军沿杭富公路撤出杭城。城陷前谣言频传，人心惶恐，人们早闻悉日寇烧杀凶狠，纷纷逃避。当时的英、美、法等国尚未与日军交战，因此英国人办的广济医院（现浙二医院）、法国人办的仁爱医院（现红会医院）、仁济医院（现已无）、教会办的惠兰中学（现杭二中）、基督教青年会、天主堂、灵隐寺等成了没逃出杭城人的“临时难民收容所”。连准备认贼作父的汉奸王五权、谢虎丞、高复生（即高懿臣）等民族败类，当时也躲入广济医院暂避。但一些汉奸已蠢蠢欲动，为日机轰炸放信号，造谣惑众，搞得草木皆兵。
1937年12月24日下午4时左右，日寇以马队、步兵搜索开道，大队人马沿余杭宝塔山脚经留下镇杀奔杭州。兽兵们沿公路以火力作“威力搜索”，打枪开炮以侦察有无国民党守军，并见人就杀，见屋就烧，一路上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还放火和奸淫妇女，掠夺财物，凶残嚣张，惨极人寰。另有一路寇是由乔司、三堡入城的，同样无恶不作。
1937年12月杭州沦陷，日军踏过断桥白堤
汉奸们原来准备好好迎接“皇军”，还计划安排寇军住地、粮秣草料。由于守军退得迟，日军又来得快，来不及筹办。及至听说日军已进城，匆忙钻出“难民收容所”，由王五权带领义务消防队残留的人，与谢虎丞、朱少臣等群丑，打着纸糊的日本膏药旗和欢迎标语，前往献媚。
当时进城的寇军有：土桥部队、牛岛部队及山口、伊藤、大久保、山县等部队，日军的特务机关、宪兵队也同时到达。当时正值隆冬，汉奸们又来不及准备，所以就破门入室占住，并卸门砸窗取暖作炊。日寇还借口搜查“散兵”，由消防队汉奸领先带路，逐家挨户入内搜索。兽兵们见粮食、贵重财物就掠，见年轻男人就杀，见妇女不论年轻或老妪都强奸或轮奸，整个杭城被洗劫达三四日之久。被兽兵轮奸致死，或奸后用刺刀戳阴部致死的甚多。整个杭城凄凉、阴森、恐怖，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日寇野战军入城后在各城门、通道及市内各十字交叉路口设岗哨关卡。当时杭州有钱塘、涌金、艮山、凤山、清泰（即草桥门）、望江、武林、太平、候潮、清波十城门，有的虽已无城门，但残留城墙或墙垣还在。日寇就在城门口及路口堆沙袋，拉架铁丝网路障或构筑碉堡，搜查盘问行人。
进城第二天，日本特务机关长次尾、宪兵队长若松茂平、藤田、吉田、军罔本和拱宸桥日本领事馆领事松村，率日本宪兵队翻译来庆忠、沈定富、沈福林及日本部队翻译朱连宝、领事馆翻译董锡令一起，召集汉奸高复生、王五权、谢虎丞等成立了维持会。维持会由高复生任干事长，谢虎丞任副干事长，程他山、孙少川、张子瑜、韩雨文、邓孝可为干事，另有秘书长徐曙岑，秘书陆迪中、孙补山。总务科长高尔和、警卫科长陈鼎文、财政科长汪宣传、建设科长胡予、宣传科长程季英、征集科长王五权、救济科长邵力更、保安股长范颂西、司法股长汤应煌、卫生股长沈一沦等。在各区设下属组织，成立警察署等，颁发“良民证”，协助日寇维持统治。自此汉奸为虎作伥，趁火打劫，趁机横敛财物。
当时的“良民证”有三种。一种是用长三寸左右、宽四寸多的白布条，上面墨写“良民证”三字，盖上维持会红印泥方章；第二种也是用布条，但盖的是日本宪兵队的“日宪”元红印泥章，这种良民证是汉奸和有权势的人才有条件佩的；第三种是盖上“日宪”印后又加盖“特务机关”印的良民证，这种良民证是专为特务机关和宪兵队爪牙用的。只有胸前挂着“良民证”的人，日本“皇军”才认你是“顺民”，免被立即“格杀勿论”。
凡是要通过日寇哨卡的，必须胸前佩戴“良民证”，在距兽兵十多米前站立端正，然后要恭恭敬敬地弯腰鞠躬。还得听兽兵吆喝去或退，稍一不慎，就会轻则拳打足踢，重则枪托击打或放狼狗扑咬，严重的会被抓或当场枪击刀刺格杀。通过的人要被搜身盘问，有的日本鬼子为了取乐，会叫人跪在铁丝网前当狗爬。女的尤为遭殃，不但遭受百般侮辱，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拖入哨所，被强奸或轮奸。人们把哨卡叫“鬼门关”，有的人一去不复回，家属探听还要被灭门。有时日本侵略兵酗酒后横冲直撞，窜入民宅索要“花姑娘”。大塔儿巷11号，两日军官争奸一女拔枪斗殴，女被迫自杀。汉奸们为了讨好主子，除把泗水坊全部划作“慰安所”，由日军妓供兽兵玩弄外，又在新泰第二旅馆、金城饭店等处设“军妓院”，诱骗和强迫同胞姊妹，作军妓供兽兵发泄兽欲。世界闻名的天堂，竟成了人间地狱。
《回忆杭州沦陷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