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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在卢沟桥掀起了对我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全国人民奋起抗战。侵略凶焰很快延及上海，引起“八一三”战火，杭州大为震动。8月14日，日本飞机初次空袭南京、上海，并轰炸了钱塘江桥，当时我正在从北岸数起的第六号桥墩的沉箱里面，和工程师及监工员商量问题，忽然沉箱里的电灯全灭了，一片黑暗，事出仓促，大家莫知所措。原来沉箱里的电灯照明和高压空气，都从上面来，也都是从来不缺的。久于沉箱工作的人，也就下意识地把它们联在一起，当作一件事，电灯一灭，好像高压空气也出了事，而没有高压空气，江水就要涌进来，岂非大家都完了吗？当时来不及思索，大家都恐慌起来，就像大难临头了！幸而一两分钟内并无事故，大家稍稍镇定，才想起电灯和高压空气是两回事。又过了几分钟，果然仍无动静，大家这才放心，就在黑暗里静候消息。半小时以后，电灯居然亮了，大家重见光明，真是喜难言喻。随即有人下沉箱来送信。说电灯发生过障碍，现在没事了，叫大家照常工作。我跟着出沉箱，到外面一看，很奇怪，一切工作都停了，到处看不见人，整个江面寂静无声，只有一位守护沉箱气闸出入口的工人在那里。他对我说：半小时前，这里放空袭警报，叫把各地电灯都关掉，说日本飞机就要来炸桥，要大家赶快往山里躲避。接着果然日机三架飞来投弹，但都投入江中，并未炸到什么东西。现在飞机走了，但警报还未解除。刚才某监工来了，就下去给你们送信。我这才知道威胁已经来到大桥了。我问他，你自己为何不躲开？他说：这么多人在下面，我管闸门，我怎好走开呢。这位工人坚守岗位、临危不避的忘我精神，我至今仍然感念。这次日机的空袭，是江浙一带的第一次，而我恰好在钱塘江水面下30米的沉箱里度过，也使我永志不忘。
桥工未完，抗战已起，这真急坏了人。铁道部和浙江省政府都严令加速赶工，固不必说，就是桥工处全体职工，在既痛恨日本军阀而又愤恨政府无能的情绪下，也都要贡献自己最大的力量，尽快将桥建成。工地上几家包商，除康益外，都是本国公司，而康益的职工，也几乎是本国人，大家心同此理，都愿和桥工处同人一道，加倍努力工作，表示爱国热忱。于是桥工处和各包商重订施工计划，争取下月内通车，一切施工程序，以此为目标，多费工料，在所不惜。经大家同心协力，日夜苦战，1937年9月26日清晨4时，我们终于看到一列火车在大桥上驶过了钱塘江。“钱塘江造桥”果然成功！造桥时间两年半！大家欢声雷动，相互庆祝，庆祝这个工程技术的新成就。大家也相互慰劳，特别慰劳所有在事的员工，尽忠职守，勤奋将事，终于建成了这座“江无底”的大桥！
当“八一三”上海抗战开始时，江中正桥桥墩，还有一座未完工，墩上两孔钢梁，无法安装。然而燎原战火，则已迫在眉睫，整个大桥工地，已经笼罩在战时气氛之中。所有建桥员工，都同仇敌忾，表示一定要大桥早日通车，为抗战做出贡献。奋斗结果，大桥在一个半月的极短时间内，居然能通车了。大家在欣慰之余，都不由得想到，大敌当前，这一个半月的宝贵时间，是如何赢得来的呢？这是上海抗战的将士，屹立敌前，坚决抵抗，不让侵略凶焰立刻蔓延到大桥工地的结果。钱塘江大桥的建成，也应感谢那些英勇抗敌的将士。
日本飞机于8月14日炸桥后，就常来骚扰，有时是侦察，但更多的时候是轰炸，目标就在江中的工程。轰炸结果，只是炸坏了一些岸上的工房，里面的图纸和钻探土样都有损失，但大桥本身，始终未被炸中。这里有几个原因，首先是沿着大桥过江轴线，我们军事部门在北岸山上架设了高射炮，日本飞机来轰炸，如想击中，就要顺着轴线飞，而这正好是在炮火方向的射程以内，因而逼着它们换个方向飞行。但是，换了方向，要想在飞行路线和大桥轴线的交叉点上，正好中弹，那就异常困难了。其次是，在大桥公路路面筑好后，本可通行汽车和行人，但军事部门却不让通车，而且还要在公路上堆积很多障碍物，表示出尚未完工的样子，来迷惑敌人；火车过桥也限制在夜间，还要熄灭灯火，以防敌人侦察。结果是，敌机来时，架数不多，好像是骚扰性质，并非大举炸桥。再次，那时日本飞机的装备和技术也不高明，还没有新式瞄准器。
最后，我们也准备了大桥被炸中的善后设施。如果炸弹威力不大，它就会首先在钢筋混凝土的公路面上爆炸，对下面的钢梁结构的损害较小，只要钢梁不被炸断，总还可以修理。这也是双层式联合桥的一个优点，上层的公路面，成为下层的铁路面的一个保护层。如果大桥钢梁竟被炸断，而且附落江中，怎么办呢？上文说过，正桥钢梁16孔，各孔跨度一律，遇到任何一孔被炸，就可用储备的一孔补上。但这储备钢梁，因限于经费，并未购置，事后想来，殊为失算。权宜之计，只有将靠岸的一孔钢梁，浮运到被炸的桥孔，然后在靠岸处，架便桥通车。
大桥如果被炸，必须修理，但修理要机械设备，而这些都是承包工程的包商所有的，大桥完成后，包商就会把所有设备撤走，这又成为迫切问题了。后来和康益协商，订立条款，要他把所有机械设备，除与修桥无关者，全部留下，以作准备。经过这一番布置，桥工处就拟订计划，来应付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故。
这时大桥虽已通行火车，但上层公路面，仍在进行收尾工程，如人行道旁的铁栏杆和铁柱上的铜灯。后来铁栏杆虽已全部装好，但铜灯却只有一部分完工。此外，在北岸引桥范围内，原拟造一座大桥展览馆，并兴建桥边公园，从事绿化工作，但也只有开端，而被迫停止。这时，抗战的火焰已经日益逼近杭州了。
1937年11月16日下午，我正在桥工处（那时已迁至市内西湖饭店），忽然有位客人来访，说是南京来的，有机密要当面谈。他先见了罗英，但罗因当晚要离杭赴兰溪，故来见我。见面后才知是南京工兵学校的丁教官。他说：奉了命令，因敌军逼近杭州，要在明日炸毁钱塘江桥，以防敌人过江。炸桥所需的炸药及电线、雷管等材料，都在外面卡车上。说着就取出公文给我看，原来是军方命令，说明要桥工处协同办理，并限于明日完成，要我会同丁教官于事后具报。我看了大吃一惊，想不到军事演变得如此之快，因为从报上看，战事离此并不太近，为何要立刻炸桥？我向丁教官说。桥工处是归铁道部和浙江省政府会同管辖的，现在铁道部并无炸桥命令，至少也要有浙江省政府命令，我才能办到；既然你有军方命令，那么，我们一同去省政府，俟省主席决定再说。那时浙江省主席是朱家骅，我和丁教官把情况说明后，他也觉得这时炸桥太早，而且杭州撤退事务还未办完，铁道部方面也正需用大桥，便和丁教官商量延迟几天再说，南京方面由他负责去解释。丁教官说，炸桥很不简单，并非说炸就炸，现在延迟几天固无不可，但若等到最后再办，那就来不及了。朱说：技术问题，我管不了，总之，桥不能马上就炸，但也要有妥当办法，让丁教官最后能缴差，不致误事。
我和丁教官回到桥工处，会商办法。原来丁教官在南京拟订的计划是要炸五孔钢梁，使它们全落江中，但我们认为这还不够，因为仅炸钢梁，而不同时炸桥墩，敌人还容易设法通车。于是告诉丁教官，当我们作大桥设计时，已经考虑到这个毁桥问题，故在靠南岸的第二个桥墩里，特别准备了一个放炸药的长方形空洞，应当连这个桥墩一并炸去，才算彻底破坏。丁教官当然同意，并说，你们想得真周到，不过造桥时就预备了放炸药的地方，这也算是不祥之兆了。同时我们又告诉丁教官，如炸钢梁，炸药应放何处，才是要害所在。根据丁教官估计，炸这一座桥墩和五孔钢梁，需要一百几十根引线接到放炸药的各处，而完成这项工作，至少需要12小时，若等到敌人兵临城下，再来施工，那就万万来不及了。但军事变化莫测，哪能在12小时以前就准确知道必须炸桥呢？如果真能有12小时的从容工作的时间，那么就一定显得是炸桥太早了。大家考虑至再，最后决定办法如下：先把炸药放进要炸的桥墩的空洞内，以及五孔钢梁应炸的杆件上，然后将一百几十根引线从每个放炸药的地方，通通接到南岸的一所房子内，作为炸桥准备，目前工作，到此为止；等到要炸桥时，再把每根引线，接通雷管，最后听到一声令下，将爆炸器的雷管通电点火，大桥的五孔一墩就立刻同时被炸了。预计将所有引线接通雷管，至多只要两小时时间，这就不会贻误军机了。根据这个办法，丁教官和带来的人就要在南岸桥边守候，一直等到炸桥后，才能离杭缴差。在得到南京许可上述办法之后，丁教官就带领来人行动起来了，桥工处也派人协助。为此忙了一通宵，到17日清晨，这个埋炸药的工作才全部完毕。在进行接线工作时，火车照常放行，但预先通知，从今以后，不许在过桥时加煤添火，更严禁落下火块，并说明这是军事秘密，不得泄露，因为恐怕有人知道桥上有了炸药，引起惊慌。
就在11月17日埋药完毕的这天清晨，我忽然接到浙江省政府命令，叫把大桥公路立即开放通车。大桥公路面早在一个多月以前就已全部竣工，只以预防敌机空袭，尚未开放，现在何以忽然又叫通车呢？原来杭州三廊庙到西兴的过江义渡，平时每天总有一两万人来往，上海战事爆发后，过江的人更多了。渡船本来就不够用，再加时遇空袭，不免损坏，这渡江交通就更难维持。不意在16日，渡船又因故沉没了一只，以致很多人江边待渡，而且愈聚愈多，情势严重。迫不得已，省政府才决定开放大桥公路，也顾不得空袭问题了。大桥公路开放后，17日这一天过桥的人真多，从早到晚，拥挤得水泄不通，可算钱塘江上从未有过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南渡。同时，还有很多人，故意在桥上走个来回，以留纪念，算是“两脚跨过钱塘江”（杭州旧时谚语，用来讽刺说大话的人，因为这是从来不可能的），也竟然做到了。这消息传遍杭州，来的人更似潮涌。可是，就在大桥公路开放那天的前夜，那炸桥的炸药就已经埋进去了，所有这天过桥的10多万人，以及此后每天过桥的人，人人都要在炸药上面走过，火车上桥也同样在炸药上风驰电掣而过。开桥的第一天，桥里就先有了炸药，这在古今中外的桥梁史上，钱塘江桥要算是空前的了！
被炸毁的钱塘江大桥
到了12月初，战事更逼近杭州，眼看大桥是保不住了，我们就想到，一旦杭州失陷，虽然大桥可以预先破坏，但敌人一定要修理，那时如还有留下的修桥工具，这不是正好为敌所利用吗？我们费了不少事叫康益留下机械设备，这不是自搬石头自砸脚吗？当然，现在把它们搬走，也还不晚，但如康益的打桩机船，因吃水较深，现在无法迁避，这便如何解决呢？我为这事去见浙江省主席，那时主席又换了黄绍竑，他很爽快地说：到时把机船沉没了就完了，可对康益说，责任由政府负。后来这只机船就是这样解决的，因而大大地阻碍了敌人的修桥工作。
战争越逼越紧，到了12月21日，丁教官接到第十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快邮代电，说：“……关于爆破时机，请俟本部另行通知为盼。”（这时恰巧我往上海办桥工善后，这封快邮代电是后来才见到的）后来据丁教官报告和报上消息，才知炸桥情况：12月22日，敌人进攻武康，窥视富阳，杭州危在旦夕。大桥上南渡行人更多，固不必说，而铁路上，因上海、南京之间，不能通行，大桥成为撤退的唯一后路，运输也突然紧张。据铁路局估计，这天撤退过桥的机车有300多辆，客货车有2000多辆。第二天12月23日，午后1点钟，上面炸桥命令到达了，丁教官就指挥士兵赶忙将装好的一百几十根引线，接到爆炸器上，到3点钟时完毕。本可立刻炸桥，但北岸仍有无数难民潮涌过桥，一时无法下手。等到5点钟时，隐约间见有敌骑来到桥头，江头暮霭，象征着黑暗将临，这才断然禁止行人，开动爆炸品，一声轰然巨响，满天烟雾，这座雄跨钱塘江的大桥，就此中断。
在大桥工程进行时，罗英曾出过一个上联，征求下联，文为“钱塘江桥，五行缺火”。（前面四字的偏旁是金、土、水、木）始终无人应征，不料如今“火”来，五行是不缺了，但桥却断了。
大桥爆炸的结果是：靠南岸第二座桥墩的上部，完全炸毁；五孔钢梁全部炸断，一头附落江中，一头还在墩上，一切都和计划所要求的一样。显然，敌人是无法利用大桥了，要想修理，也绝非短期所能办到。
《钱塘江建桥与炸桥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