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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宣统二年）2月23日夜7时许，一阵阵警笛声划破了杭城夜空，一队队巡警急忙奔向地处杭州鼓楼附近的大井巷。人们惊愕不已：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大井巷一带人势汹涌。原来那天晚上宏裕布庄的学徒打烊后闲聊无事，便去日商福寿堂店内打枪（一项射击赌彩活动）中了彩。但日商村上喜次郎不予承认，和宏裕布庄的学徒争吵起来，并动手打人。当旁观者责问时，另一个日商前田佐市竟持枪威胁，激怒了群众，遂起斗殴。霎时，几千人聚集起来围观。
急忙赶到的巡警为避免事态扩大，决定将这两个日本人带回巡警第一分局。但行至布市巷口，市民愈聚愈众，对日商的无理蛮横怒不可遏。见此，一个日本人吓得逃入万丰酱园内。另一个日本人由巡警保护至第一分局，同时巡警马上将万丰酱园店门看护起来，并将几名陆续前来视看的日本人护入店内。愤怒的人群呼喊着、叫骂着、拥挤着，将万丰酱园店围得水泄不通，并几次试图冲进店内。形势十分紧张。巡警第一分局正巡官只得带领众日本人，从万丰酱园店的屋上爬进泰安客栈，然后由巡警护送至巡警道署，防护兵警也渐次撤退，但沿街却加强了巡逻，所有的日本商店也派人驻扎了。
钟美药房的日本店主宇都宫未直正值人群激愤时赶来观看，被群众抓住，以为他就是寻衅滋事之日本人，把他打得头破血流，当即受到官警竭力保护，后暂置鼓楼前的仁信堂药店躲避，接着爬上屋顶匿藏起来，人散后才回到本店。
事发中，市民们到处在日本商店内寻找肇事者，人多杂乱，致将日商的仁信堂药水店、近仁药水店及丸三、重松、信浓三个药房，福寿堂、永命堂两个蛋饼店的玻璃柜台、玻璃橱等跌碎撞破。由于当时赶来的文武官弁及巡察较多，市民一入日商店门，即被驱散，各日店损失不大。除钟美药店外，各店日本商人都在万丰酱园内，受到巡警的保护，故未受伤。
这就是当时震惊杭城的“福寿堂事件”。
其实，“福寿堂事件”是人们预料中迟早要发生的事件。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9月27日签订的《杭州塞德耳门原议日本租界章程》中规定，日本商民只能在拱宸桥租界内侨居营业，清政府也坚持领事裁判撤销以前，不准日人进城杂居。可是日本人竟违反章约，在城内开设药房、蛋饼店等。1908年，杭州商界见官府不敢制止，乃采取直接行动，捣毁日商设在保佑坊的重松药房和官巷口的丸三药房。此事驻杭日本领事馆与清廷杭州交涉使王省三谈判，双方议定由杭州商务总会赔偿日商损失，余存日货由商务总会拍卖，日本保证以后不再在租界以外开店。但没过多久，日本人又故技重演。
据统计，当时外商在杭城内外共设有21家店行，其中属于日本人的有14家。这14家中有七家设在杭州城内，其中两家由中国人经营，只是借用日本牌照；其余五家“潜来城内经营，违约设肆，其初并不告以实在，往往请华人出面，间接租赁”。这些日本店行，除经营药品、蛋饼等生意外，有的还兼营“打枪赠彩”的“赌彩”活动，日商春山还在大井巷设肆抛卖“福利券”，并为此遍散传单进行宣传，扩大影响，使得人们趋之若鹜。浙江巡抚增韫曾严饬洋务局照会日领事勒令停止，但春山坚执不允，扬言其所为系奉日本政府特许，停业与否须俟日本政府命令。洋务局为此屡屡照会日本领事，申明日商在城内设肆营业有违约章，要求将城内日本店铺迁至城外拱宸桥租界，却屡遭日方蛮横拒绝。日商有恃无恐，我行我素，为所欲为，终于酿成了“福寿堂事件”。
“福寿堂事件”发生以后，洋务局一再照会日本领事要求将福寿堂店主惩办，追赔兵士被伤药责，限令日商一律迁往租界，如日商再在城内开设店铺，地方官不再负保护之责，并经巡抚咨请清政府外务部照会日本公使转饬杭州日本领事，将肇事者拘留惩办。而日本驻杭领事馆却复书道：“本国政府恐再酿风波，即谕村上、前田二人暂时赴沪，以俟后命。”
消息很快传遍杭城，杭州市民对此义愤填膺，各房主因害怕再发生不测事件，租给日商的房屋遭到损坏，所以通过中间人频频向日商催还房屋。而日商在日本驻杭领事的指使下，强占不退，“民情愈愤，其势汹汹”。杭州商务总会为此多次开会商议对付办法。后遂决议，照杭人旧习，凡产主复租以后，租户延不出屋，即以封门卸瓦为对付方法。大众均赞成。唯须经过三项手续，方能实行：一、禀明官府；二、通告大众；三、勒令迁移。如三项经过各日店仍旧迁延，再照此策实行。为防局势的恶化，浙江当局在与日本驻杭领事商允后，决定日商于4月17日（三月初八日）晨开始一律关闭，静候处理。
在这件事上，驻杭日领事池部氏起了极坏的作用，先是将“福寿堂事件”的肇事者放走，后又阻挠日商向日租界迁移；对洋务局拟将日货全数购下，让日商暂避危险一事，日领事先是同意，但不久又一再推诿。他态度傲慢，出口不逊，指手画脚，似清朝的钦差大臣，教训各地方官府“当初未能处置得宜，解散于先，又不能紧急戒严镇压，以致我国商民被害如此重大”。日方坚持以下要求：（一）惩办宏裕布庄学徒；（二）缉拿捣毁日店之人；（三）拿获之后，须由日本领事会审：（四）日店损失，仍须赔偿，唯改名抚恤，以顾浙江官场面子；（五）日店各房主，倘有落瓦事情发生，须巡抚一人负责。日本领事还进一步威胁：“外间谣诼，谓我日商人再不迁移，即须拆屋卸瓦，此种恫吓手段，本领事深悉内容，业经传谕各商，如人民再有野蛮之暴动，官场即不保护，本领事职司卫民，亦必有相当之办法。”日本公使还要求浙杭方面赔偿日商“福寿堂事件”中所受的损失。清廷外务部和浙江地方当局对此忐忑不安，电文来回频繁，商讨对策。这个事件最后还是以双方做了些让步而解决。浙江官府赔偿日商损失一万元，日商在城内的六家商店（福寿堂除外）由杭州商会筹款18000多元收买。该事件影响深远，不但徐定超、沈钧儒等一批地方绅士上书外务部，表示强烈不满，就连浙抚增韫也意识到：“民智日开，势难压制。”“委曲求全”之下，对日本人愤愤不平。
《“福寿堂事件”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