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乔：从“民主讲座”到“社会大学”

1945年冬天，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社的傅彬然先生介绍我到重庆某中学任事，但被人“捷足先登”，没有去成。我迫于生活，到国民党某军事机关工作，白天上班，夜晚参加听“民主讲座”。

当时，每逢星期六，在重庆和平路管家巷二十八号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以下简称“管二八”），由陶行知先生主持的“生活教育社”等社团出面举办“民主讲座”，请当时在重庆的各方面的知名进步人士演讲政治时事问题。周恩来曾带头来这里报告过国内外形势。

在“民主讲座”，我们听过翦伯赞、华岗、邓初民、宋云彬、许涤新、章汉夫、张友渔、何其芳等教授的专题报告，也听过冯玉祥、秦邦宪（即博古，延安《解放日报》社长）、邓发（陕甘宁边区工会主席，世界工会联合会副主席）、柳湜（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厅长）等党内外人士的讲演。

听“民主讲座”，在当时的重庆，是一件极为不寻常而又危险的事。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在重庆的控制很严，对“管二八”特别注意，曾派了一批特务进行捣乱。为此，“民主讲座”采取了对策，对听讲者实行严格检查并须经可靠人介绍。凡来听讲的，都须持听讲证，在入口处验证入场，以防坏人混入。

我至今还有印象：有一次，冯玉祥将军来演讲，他穿一件短棉布大衣，腰间还系了一条丘八皮带，他的讲话很风趣，声音很洪亮。就在冯将军讲话中途，特务在围墙外掷砖头进行破坏。

广大的要求进步的青年男女，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积极参加“民主讲座”，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但渐渐地大家对这种内容比较单一、时间间隔较久的讲座感到不满足，要求进一步组织起来，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理论。

在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李公朴和方与严的支持下，金秀堤、翁维章、陈作仪、陈仁愫、周西平等同志积极奔走，经过商量筹划，发起了创办社会大学的倡议。成立校董会、募集经费、聘请教授、借用校舍以及办理招生等一系列事务，从开始筹备（1945年12月23日）到正式开学（1946年1月15日），只花了20多天，一座崭新的民主大学就在山城重庆创立起来了。

创办社会大学是陶行知教育理论的一次新的实践（他认为夜大学是一种在职业青年和失学青年中普及大学教育的好形式），其精华体现在社会大学的办学宗旨、教育方针、学制课程、学习方法等各个方面。

重庆社会大学就是靠穷办法创办起来的“草棚”大学。社大一无校舍，二无基金。没有校舍，借；没有基金，学生自己筹。陶校长说：“承认中国是从农业文明开始过渡到工业文明，经济极端贫穷。我们必须发现穷办法，看重穷办法，以办成丰富的教育。”

社会大学是1946年1月15日开学的。分政（治）经（济）、新闻、文学、教育四个系，学生有近200人。推选陶行知、李公朴任正副校长。学生来源，绝大多数是当时在重庆的在职男女青年，这些人都是思想上倾向民主进步、向往革命的，是经由民主党派、共产党组织和各种进步团体内的进步人士介绍推荐而来的。当时在社大担任教授的有邓初民、翦伯赞、华岗、章汉夫、张友渔、陈翰伯、宣谛之、潘天觉、于刚、何其芳、力扬、徐荇、骆宾基、曹靖华、孙起孟、潘菽、方与严、孙铭勋、许涤新、侯外庐、罗克汀、章乃器、何思敬等数十人之多，他们都是深孚众望、为青年人所爱戴的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名流。

社大开办以后，受到中国各种进步力量的赞许。但是，也在意料之中，国民党反动派却因此胆战心惊，恨之入骨，必欲置新生的社大于死地。在反动派的心目中，认为这些青年被灌进了民主进步思想和共产主义信仰，必然会动摇甚至掀翻他们的黑暗统治，因此惶惶不可终日。

《回忆重庆社会大学》 jDTa3Y9YQANtTCqBIowk2KDP5mMwwUiqqCKcdSOgn9k7EUIo5JoCz9rj0zQV1WS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