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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8月1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由广州打电报给张群，要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立即查封重庆《大公报》。这份电报是这一天下午下班后才译出来送阅的。本来这类电报一般都是先送往秘书长过目。这时大家都已下班回家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批阅各处室送来的公文未走。办公室便把这份电报连同应呈送我的一些刚译出的电报一起送给了我。我看完之后，批了“呈长官”，交下去后，就立即下班离开公署，但我没有径直回家，而是先到《大公报》经理王文彬家中，建议他立即动员报社人员连夜把报社所有重要的东西转移，秘密妥善保存起来，并采取一些必要的紧急措施，免得张群、钱大钧认真起来，马上执行时措手不及，造成损失。我把这个秘密消息告诉王文彬并为其出了紧急处置的主意之后，才如释重负，心情愉快地回家去吃晚饭。
幸好张群没有马上行动，第二天下午长官公署召开乙种会报会议，研究这个问题。乙种会报会议是大区地方党、政、军、特等单位的一种联席会议，研究处理地方有关的重大问题。这次会议是由长官张群亲自出席主持的，出席会议的有：副长官钱大钧，秘书长周君亮，长官公署政务委员会秘书长张笃伦，公署二、三处处长，民政处长，新闻处长，政务委员会处长，市政府秘书长，民政局长，社会局长，教育局长，警察局长，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副司令，参谋长，参谋处长，新闻处长，稽查处长，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正副主任委员，三青团正副书记长，宪兵团长，军统，中统特务头子等，我是以长官公署代参谋长身份参加的。
会议开始，张群首先向大家宣布了吴铁城电报的内容，要求大家讨论研究，提出意见。我便首先发言，提出不能查封的意见。我说：“共产党宣传说我们钳制舆论，没有新闻自由，国际上也说我们没有新闻自由。现在《大公报》是国内唯一的在国际上有名声的报纸，还可以在国际上装点装点门面，如果连一个仅有的《大公报》都查封了，那在国际上不是正好证明我们钳制舆论，没有新闻自由吗？在国际舆论上会引起极不好的影响。为了维护政府的声誉，装点门面，也不应该查封《大公报》。”紧接着张笃伦发言，他对我的意见极表赞同，认为我考虑很周到，很有道理，应当慎重考虑。于是，张群表示同意我的意见，决定不查封。但他又说怎么对吴铁城秘书长交代呢？我便建议：“现在不答复，不久长官要去广州，那时当面向吴铁城说明利害，请他考虑决定。这样做灵活一些。”由于张笃伦的积极支持，张群已表示同意，别人就不便再提出不同的意见了。这件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但事情并未最后解决，要看张群去广州后与吴铁城谈话的结果如何，才能最后见分晓。可是，张群从广州回来后，即令金城银行经理王恩东把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的意见转告王文彬，要求《大公报》改变态度，登报公开声明，坚决拥护国民政府的反共政策，不说有损于政府的话等等。于是王文彬趁记者节将到，为《大公报》写了一篇“社评”：《信条与愿望——纪念三十八年记者节》，于1949年9月1日在该报发表，想应付了事。但张群不同意，一定要王文彬以自己的名字写文章表态。这时，全国已大部分解放，兰州解放后，四川已惶惶不可终日，全国胜利在即，王文彬决不会做出公开表态的蠢事。谈判陷入僵局，王文彬只有退避三舍辞职离开《大公报》，张群派彭革陈为《大公报》经理，接收了《大公报》。两个启事于1949年9月18日并排刊登在《大公报》报头旁边，非常醒目，颇具讽刺意味。《大公报》名义上虽未被查封，而实际上却被接收改组了。同时，还派长官公署新闻处科长黄光时为《新民报》的总编辑，控制了该报。
《国民党查封重庆〈大公报〉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