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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纸。它于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同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当日就开始在重庆继续出版发行。《新华日报》的最高发行量达到五万多份。
位于民生路路边的《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是一幢黑灰色的楼房。这儿是当年《新华日报》出版和发行的前沿阵地；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联系人民大众最直接的地方；也是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经常和民主人士促膝谈心，争取民主人士的支持，共商安邦治国大计的地方；同时也是《新华日报》全体人员与国民党特务展开针锋相对斗争最多的地方。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准备了一篇详细的报道，国民党新闻检察机关不让登载。反复交涉，反复修改，仍不让见报。1月17日，周恩来同志当晚亲笔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平时，《新华日报》的社论和新闻，每天都要专门送到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所去审查。但17日这天晚上10点多钟，新闻检查所的检查所长却一反常态，亲自来到《新华日报》，坐等审查第二天报纸的内容。《新华日报》排好了两种不同版面的报纸：一种是印有周恩来同志亲笔写的抗议题词的；一种是应付审查用的。他们选好了一段同“题词”的木刻面积大小相同的新闻，先将这段新闻的排字嵌进版面，印出了几张没有“题词”的报纸，交给检查所长。正当检查所长满意这天的《新华日报》的内容很“规矩”的时候，《新华日报》印刷部的同志们已经取出了这段新闻，换上了“题词”的木刻。机器在加速转动，组织好了的发行人员和编辑、经理，以及印刷部门临时组织起来卖报的“志愿军”，已经夹着报纸分批出动了。
当天，在山城还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那天凌晨，新闻检查所长回到上清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向部长潘公展汇报他在《新华日报》严加审查的功劳，同时呈上拿回的几张没有题词的报纸，他们面带笑容，满以为监视《新华日报》的目的达到了。当他们正要回家休息时，有人送来街上叫卖的有周恩来题词的报纸，潘公展一看顿时脸色发青，怒斥那位检查所长是个大草包，慌忙叫人赶上街去禁止再卖《新华日报》。
周恩来题词刊出以后，国民党顽固派恼羞成怒，企图以此为借口查封《新华日报》。但报馆事先做了一切必要的准备，驳斥了反动派的指责，拒绝了停刊令，《新华日报》仍然屹立山城，继续与读者见面。
国民党企图通过它控制的重庆派报工会，卡死《新华日报》的销售渠道。派报工会甚至规定所属的报贩不准销售《新华日报》，谁销售就开除谁的会籍。还出动大批军警特务，不但四处拦截我送报人员，还无耻地监视行人和读者。
1938年10月26日的《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发现一些在街头流浪的儿童，他们孤苦无依，食宿无着，朝不保夕。《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就发一些报纸给他们试卖。结果孩子们兴奋地一次再次回来说：“卖完了！卖完了！”一个孩子一天卖了好几十份《新华日报》啊！
这件事给《新华日报》工作人员的启发很大，他们就利用向孩子们收报费的间隙时间，了解孩子们的身世，并告诉孩子们《新华日报》是怎样一种报纸，通过这些孩子再去串联别的流浪儿童来卖报。就这样，《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在短短的时间内，就组织起了一批比较固定的卖报儿童。这批卖报儿童有几个特别勇敢的孩子，在卖报时，遭到特务和宪兵的殴打也不惧怕，第二天照样来拿报纸卖。
1941年夏季的一个晚上，《新华日报》民生路营业部的方桌四周，围坐着七八个喜气洋洋的穷孩子，他们就是《新华日报》的第一批报童。这些孩子从此摆脱孤苦无依、食宿无着、流浪街头的悲惨生活，踏上了正确的光荣的为民族解放、人民解放而斗争的革命道路。
有一个十五六岁名叫戴宗奎的报童，先后被国民党宪兵警察关押了三次，遭到捆吊拷打，表现得非常勇敢。有一次，特务分子问他：“你们的领导每天给你们讲些什么？”因为在那个紧张的时期，《新华日报》的领导每天晚上都要把派出去卖报的人员集中起来，听他们汇报一天的斗争情况，然后给他们谈形势，上政治课，总结他们和反动派斗争的经验。营业部的房子是薄木板结构，街对面的房子里就有特务时刻监视着，营业部这边开会，特务分子在那边是看得见的。特务分子们总是想了解开会的内容。可是，戴宗奎是一个经过考验、非常坚强的报童，面对特务，他没有屈服，没有泄露机密。
这支由孩子们组成的小小报童队伍，在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在斗争中不断巩固、成长、壮大。四五年时间，就发展到100多人。
《新华日报》在国统区苦斗了九年，备受艰辛，最后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行封闭。毛泽东曾赞扬《新华日报》如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方面军。
《为发行〈新华日报〉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