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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复旦大学分为两部，一部迁往重庆北碚，一部留在上海市区在租界另择校址，办了复旦大学实习部，由原校长李登辉负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租界，李校长提出“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否则宁可停办”的“三不”方针，并在日伪环伺的情况下，学校坚持不教日文，维护了民族气节和复旦声誉，以上好“最后一课”的精神，维持了复旦在沪之根基。
西迁的一部分师生，于1937年底到达重庆，借重庆复旦中学菜园坝校址上课。吴南轩副校长则四处寻觅校址。后经确定以北碚对岸的夏坝（原名下坝）为校址。此地风景美，土地平，约千亩以上，位于黄桷镇与东阳镇之间，与北碚隔江相望，据李萱华先生说，这片土地原系士绅左氏家族的私产，管业人左绍余思想开明，支持教育事业，以16石玉米（约3600公斤）的低租赋佃给复旦大学。左绍余逝世后，其子左德馨商得全族人等一致同意将其地全部无偿捐赠给复旦大学作为永久校舍，并从1942年起就再未收租赋了。吴南轩副校长亲笔给左家写了热情洋溢的感谢信，赞扬他们捐地兴学、功在国家的高尚精神。
迁来的教师和同学们，以黄桷镇河神庙（又名紫阳宫）为办公室。教师们住在王家花园，女同学住在街上一个大院内。煤炭坪则为学生和职工宿舍。我记得我们一部分同学住在一大煤栈内，房屋是穿逗夹壁结构，约七八十平方米。同学们住上下铺，住了30多人。室内阴暗潮湿，遇雨则漏，遇风则尘灰下落。晚上照煤油灯，黑烟缭绕，卫生条件极差。同学们做作业时，往往因多增一点亮光而发生争吵，经协商后达成协议，在木桌的中心处画上一个圆圈，把灯置圈中，这样大家才相安无事。
复旦大学重庆旧址
伙食由同学们自办，伙食费每人每月六元，教职员工也多参加，早上吃稀饭，以榨菜、花生米佐餐。午饭和晚饭为四菜一汤，二荤二素，因师生员工们来自五湖四海，口味不一，时有怨言。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同学，几人或十来人，则另开小灶，轮流操作，颇有情趣。
我们的校服，是北碚山峡布厂生产的，质量好，经久耐用，走在北碚街上，老百姓一望而知是复旦大学的学生，还挺神气呢。
我们的校舍，散处于黄桷镇的每一角落，但人数日增，居住困难，而且简陋过度，幸得原教育部和四川省政府各拨助五万元法币（当时国民党的通用纸币），又得到赈济委员会和各地工商业资本家的捐款，在夏坝逐渐建筑简单校舍，陆续建成的有相伯图书馆，登辉堂，寒冰馆，大礼堂，博学、笃志、切问、近思等教室，男女生宿舍、农场等。这样才粗具规模，逐步改善了教学、科研、文体、居住等条件。
自复旦大学迁到北碚后，江苏医学院也相继迁来，晏阳初先生又在歇马场迁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陶行知先生在北泉公园创办育才学校，梁漱溟先生在金刚碑创办勉仁文学院。国立歌剧学校、戏剧专科学校、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也相继迁来，北碚文化区很快就声名鹊起了，那个时期，复旦大学为北碚文化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抗日战争中的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