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敕封乐显扬（号尊育）的圣旨
同仁堂开设以后，由于名气很大，在1723年左右（清朝雍正年间）就开始供奉御药房了。应该说，同仁堂由于供奉御药房而享受了封建特权，这是同仁堂所以几百年来罔替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同仁堂文献所载，雍正年间曾奏请预领官银4万两，乾隆九年（1744年）曾奏请增添1/3药价，每年预领过官银3000两。道光十六年（1836年）又复呈请调剂药价，预领官银，每次得预支官银1000两。这些零星的材料，可以说明同仁堂在经济方面曾经得到封建皇朝的支持。当然预领官银必须交办官用药料，但在同仁堂内部资金的周转方面是有好处的。更重要的，是在政治方面的支持。这里举乾隆十九年（1754年）乐张氏（六世祖乐礼之妻）呈文。
“身夫乐礼，原承先业开设同仁堂药铺，承办官药有年。缘身夫在日所欠官项债负颇多，以致铺务难支，具呈告退官药。蒙皇恩准着都院出示招商，并无承办之人。复蒙和硕亲王奏准增价，仍着身夫办理，特派内务府官员监办官银官药，弹压一应私债，不得搅扰，已经数年。不期夫故，官项客帐铺务家计实难措办。蒙监办关老爷借给本银五千两入铺，分发官银客帐。长子以正立有券押，议定在铺抽还。未及一半，惨遭上年四月间忽被天灾，铺业烧毁，长子继亡，将家产入官归偿资生库。一门孤寡（尚有幼子以中），坐守待毙。复蒙天恩垂怜，将所焚铺基并堆房残货，仍赏身养活孤孀，复令提督府出示招商接办。官药客帐私债准着十年后代销。今虽有商人接办，每日给制钱一千文，尚不敷房租日用。虽议二成分息，但铺初开，盈虚难必，客帐私债，实难指许。容待年余，如果获利，将二股分息多寡均同分偿。天理良心，岂敢隐负。为此乞求大人鉴怜，恤念孤孀，俯赐宽限，合家感德，顶祝上呈。”
在这个呈文中说明，乐姓在乾隆十八年因遭天灾人祸之变，已到山穷水尽之地，由于封建皇朝的需要，才又将同仁堂这块招牌承继下去。那时招商承办同仁堂的人是乐姓的世交张世基。张姓自出资本修理开设之后，也得到官府的很大支持。后来张姓又将自己的一部分股本陆续出卖与他姓，他自己专门供奉御药房，承办官药。这已是乾隆、嘉庆年间的事了。这样同仁堂的外股就越来越多。在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的一张废合同上，股东21人，入本银43800两，每股1200两，尚有同仁堂的管事人员及众伙友的人力股十股，共为46股5厘，系合股经营方式，那时乐姓只剩有半股，典价为47700两。到道光十一年（1831年）同仁堂又典与朱姓经营，价银6万两。总之，从乾隆十八年到先曾祖乐印川在道光年间恢复祖业为止的百余年中，同仁堂迭经变故，只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同仁堂这块招牌始终属于乐姓，因此，乐姓称为同仁堂铺东。张姓从乾隆十八年供奉御药房后，也是世代相传，并得到乐姓的支持，称为同仁堂药商。民国成立后，“商人张”的称号才改为职员在同仁堂内管账。
关于供奉御药房，家人还有这样一个传说：雍正年间，由于皇朝亲兄弟之间的暗害残杀，硬说吃错了同仁堂的药，而将乐姓某人枭首于菜市口。有的说，因为是徒弟拿错了药，所以后来同仁堂不用徒弟。
同仁堂是在封建皇朝长期统治之下成长的，又有着供奉御药房的关系，享受到一定的封建特权是没有问题的。但这对于乐姓来说，是祸是福，各有不同的看法。上面家人中的那个传说，认为是一种祸害的反映。特别自清光绪年后清皇朝还欠了同仁堂一大笔账，计自光绪元年起至民国元年止，年例四季奏销款，以及自光绪二十七年回銮后起至民国元年止垫办长春、储秀、乾清三宫和颐和园药价，除已领外，共欠领药价实银187387两5钱7分2厘，和制钱235634吊200文。但那时候我家已经很富裕，不愿再出头去找麻烦要账了。
《北京同仁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