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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澧特别训练班的学生，在训练中，便有部分学生调出分配工作。戴笠对这为期一年的训练时间，感到太长，曾一再指示希望将时间缩短一些，而且迫不及待经常亲自电令挑选成绩较好的学生提前分派工作，不等到毕业便先行使用。1938年夏天，除把原来是军统特务送来受训的学员先调去不少外，还命令一次提前选派女生徐寄鸿等30人，去江西胡某所主持的“战地服务团”工作。
戴笠对这种打入当时一些民众组成的战时服务团体，是决不放过机会的。因为他怕这些民众组成的抗日组织被共产党或其他进步党派掌握住，将来不易控制。他认为这种组织大可利用来做军统的特务活动，使人不会去注意它。所以当江西战地服务团胡某见到他的时候，表示人手缺乏，他便马上答应给她以支援，利用这个机会渗入特务去活动。临训班立刻按他的指示，把平日认为可靠而学习时较用功的学生挑出来，并郑重其事地为她们举行一次送别聚餐会。当她们经过武汉时，戴笠又向她们讲了话，当面指示此次去江西的任务。他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江西是共产党老根据地，此去意义特别重大。以后徐寄鸿等还把戴笠召见她们时的讲话写信到班里来，报告离班以后的种种情况。
另外，临训班曾挑选男女学生100名，送往武汉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这100人挑选好以后，由我领送前往，去的男生有黄炳炎、袁铭鼎等80多人，女生有杨文惠等十多人。这批学生到武汉后，住在汉口旧日租界南小路一所日本小学内。第二天上午，戴笠亲自前去点名讲话，勉励他们要在武汉保卫战中发挥出军统的特殊作用。当日中午，戴和这批学生聚餐，并发给每人一笔置装费。第二天，那100名穿灰布军服的特务学生都买好了便衣。我留武汉一星期，戴笠仍叫我回临澧去担任训练学生的工作。他向我说明当时训练工作的重要性，主要是由于军统工作一天天开展，对外（指对日本）对内（指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工作都越来越繁重，而最缺乏的是干部。他强调指出，军统这门工作，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所以必须经过训练和思想考核以后，才敢放手使用。我曾两次请求不再回去搞训练，经他这么一说，只好仍回临澧。
1938年秋天，临训班又先后在第五、第六两个军事队中挑选了100多名没毕业的学生送去东南，到军统所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去工作。因为那里是和新四军接近的地区，军统从抗战一开始便着重加强了那个地区的工作。
当时军统对日寇占领的地区也派有特务潜入，点缀了几下。如周希良、毕镐奎、朱山猿等过去对上海情况熟悉，便派去上海工作，此后，有条件去工作的又选派了两三批，每次只有四五个人。对山东沦陷区有人事关系的赵鲁丰等十个人，也在秋天派回山东去工作。所以临训班的学生等到冬天毕业时，实际上只有700多人了。这些留下没有提前派工作的学生，总共也不过受了十个月左右的训练，大部分却派到西南后方工作，其中以军统局和四川省最多，也有极少数的如方定亚、成再德等人留下作为第二期的干部。
戴笠对这批毕业学生特别喜爱，派到军统局局本部去的几十名都经他亲自挑选，并且很快都得到他的重用。如李甲孚、刘子英当了他机要室（又称为甲室，这是戴笠仿照蒋介石的办法，等于他的侍从室）的助理秘书。派在人事室（以后改为人事处，即第六处）工作的粟沧洲、李逢源、吴逢源、陈希普、窦滋树、崔毓斌、周懋树、王泽澳等十来个人，不久便当上了股长、副股长等。由于戴笠对这班学生的宠信，军统局各处、室、组、区等内勤单位中，无不有临训班的学生在内担任重要职务；外勤的区、站、组，也都有这些学生插足其间。如当时的渝特区中便有吕世琨、刘德文、杨政、陈月华、邓毅夫等七八人。又如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竟有这个班的学生30多人，不但处内各科股中都有，十多个县里的稽查所的所长和督察，几乎全部由这些学生担任。其中如易啸夫、胥蜀鸣、吴德厚、关宝中、程传洛、鲁东辞、鲁东藩、张明选、邓子培、杨兴贤、吴菊生、唐治亚、朱晟、毛洪明等十多人，不仅都是很快独当一面的工作，而且官阶也很快提升到了上尉或少校。
当时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在军统工作多年、资历比这些学生老得多，却得不到重用的特务的不满。他们便在背地里大发牢骚，说现在真成了“非澧（礼）勿视，非澧（礼）勿用的世界了”。特别由于这些初出茅庐的人，态度骄横，对老特务没有礼貌，更引起他们的反感。这班年轻人，在任何场合中都要表示出自己是戴笠的学生，不论在口头上或写报告时，一般人总是称戴笠为“戴先生”，而这些学生却都是一律称“主任”以表明与一般特务不同。由于这种情况，最初还只是一些一般的小特务眼红不满，后来渐渐弄得一些科长、处长们也有点讨厌起他们来。
临澧特别训练班的这批学生，获得戴笠信任的原因，除了是第一批大规模训练出来而又正在戴笠大走红运时毕业，正是需要干部时，因而得到破格重用外，同时这些人都很会讨好戴笠，经常去反映老特务们的情况，所以使得一些私生活腐化惯了的大特务们更加讨厌他们。而他们却自恃只要得到主任的信任，什么人都不在眼中。这批新培养出来的年轻特务，以后渐渐地也相互标榜、相互包庇，内外勾结。他们之间彼此称呼也不和一般人一样互称“同志”，而是互称“同学”，以示亲密。他们见了过去临训班的一些教官、队长，也不称现时的职名，而以“老师”呼之。我在军统局局本部任总务处长时，学生们见到我总是亲热地招呼“沈老师”。以后甚至弄得其他处长们都当面讽刺我，也和他们一样叫我“沈老师”。
由于这些情况，局里的许多大特务便想出对付他们的办法。军统人事制度很严格，各单位主管官不能随便调用亲友到自己的单位工作。自己的亲友参加军统后，要由人事处分派工作。戴笠对这一点控制很严，为的是防止大特务擅用私人，上下一气来欺骗他。他在每个单位都安置他的学生来暗中监视这些主管单位的大特务。以后虽然调进一些黔阳训练班毕业的学生掺进军统内勤各部门，但由于不少黔阳班的学生是从临澧迁过去的，曾在临澧办过参加军统的手续，他们又以“临黔不分家”的口号来拉拢他们。后来一些大特务便故意从兰州特训班调一批学生来重庆，用以抵制他们，使他们彼此去闹摩擦，以减少他们对自己的注意力。这些年轻特务的小报告对大特务虽没有什么大的了不起，但经常成了戴笠在每周举行的纪念周上当做骂人的好材料，受骂的人总是感到不舒服的。
本来戴笠设立兰州特训班的目的，是为了西北地区使用干部方便，免得调去调来多花旅费和时间。而重庆需要的干部，除了原来临澧、黔阳两班的学生已有不少外，以后黔阳班迁往贵州息烽，主要是训练西南方面所需要的干部，特别是重庆已有各种各样的十来个特务班，根本不需要再从遥远的兰州去调学生。但是一些大特务，连毛人凤都包括在内，都有点讨厌临训班学生，所以便不惜远道把兰州班学生调来。果然兰训班学生掺入军统各部门后，也相互勾结，慢慢地形成了一股和临训班学生相对抗的力量。以后息烽特训班一连办了三期，毕业的学生也插进来和临黔两班学生争宠，在军统内部无形中形成了三个班毕业学生的势力圈子。当他们彼此间暗中去闹钩心斗角的鬼把戏时，对一些大特务的注意也就越来越放松了。
在三个特训班形成的势力圈子中，由于临训班学生（包括一大部分黔阳班学生）资格比较老，先毕业一两年，基础已经打定，所以在各方面始终占优势。他们内外勾结的办法，当时并不完全避讳我，所以我也能知道一些。他们利用军统局内部的同学帮助外勤各单位的同学去找升官发财的机会，而外面的则对干内勤的经常给以物质上的帮助，有什么重大事情也是互通声气，经常保持着紧密联系，并公开利用聚餐会等方式进行联络。每个临训班的学生由外省到重庆，总会有几个或几十个人来一次聚餐，戴笠知道了也从不禁止。
不过当这些学生们对过去这个班的老师们表示得太亲热时，戴便很不痛快了。例如原临训班副主任余乐醒每次到重庆，总有上百名学生为他举行公宴，并且照例请他讲一次话。尽管余乐醒每次总是勉励学生们好好工作，尽忠于军统和戴笠，但是戴笠总是非常讨厌他，以后甚至借故将他扣押起来，不审不问关了一年多。不过余乐醒总算有了这些学生，最后没有成为军统刀下之鬼。原来在上海解放前，毛人凤得到密报余已投靠了共产党，便几次催促余乐醒去台湾，余迟迟不肯走。毛便命令上海稽查处的特务逮捕他。结果是命令刚到，给在稽查处的学生知道了这一消息，马上打电话通知他，因而余得以从容逃走。
抗日战争接近胜利时，临训班学生便大肆活动，很想趁此机会大搞一下。而突如其来的是他们所依靠的这位主任（戴笠）竟在1946年3月间坐飞机摔死，他们如丧考妣地大哭起来，感到前途茫茫。一些大特务更趁机大用其私人，对这批军统中的“天之骄子”处处进行打击。在军统缩编中，不少人被编了下来，很久不派工作，这使他们感到极大的恐慌。为了争出路，便由留在重庆的张明选、吴菊生、李葆初、刘德文、邓子培、左志良等20多人发起，成立一个“滨湖同学会”来加强团结。在南京工作的刘本钦、邓毅夫、牛树坤等马上表示赞成。本来他们一向有联络，一下子便得到两三百人的同意，这个同学会便于1946年秋天在重庆成立。
我当时为处理军统的财产经常前往重庆，他们把这一建议向我提出，我便利用处理军统财产的关系，用廉价套买的办法从经费上给他们以全部帮助，使一些没有派工作的人在生活上均能维持。他们便请我当他们的会长，除了希望我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外，还希望通过我在军统内部去给他们找出路。我当时也有些野心，想多拉拢一点实力，便把李葆初推荐给毛人凤去保密局人事处当科长，把刘本钦推荐给唐纵到警察总局人事室当科长，把刘子英推荐到交通警察总局主管人事。我当时手中控制有军统不少财物和大城市一些房屋，这些特务头子都想通过我分得一些东西，因此我的这一计划很顺利地得以实现。不久，临训班学生又慢慢抬起头来。
到1947年，军统三巨头——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个人，在争权夺利的一场激烈斗争之后，各得其所，便开始注意抓干部。这时，其他几个特训班的学生也仿照临训班学生的办法，纷纷组成了同学会。毛人凤便先行下手，正式命令所有各个特训班同学会一律取消，不准再有所活动，而成立一个军统各特训班的“统一同学会”，并且对临训班学生也照样重用，一下子便把上万的特务学生抓了过去，并破格提升临训班学生担任省站站长，如以钱雾林任贵州站站长，吕世琨任重庆站站长，董士立任西康站站长，张明选任重庆警察局刑警处处长。这样一来，学生们又把毛人凤当成了靠山。我也不敢再去拉拢他们，只是保持私人间的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