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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第一个规模庞大的特务训练班——临澧特别训练班（简称“临训班”）的成立，是有其特殊使命和原因的。
蒋介石被迫抗日刚一开始，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就奉行他主子的命令，借抗日为名积极从事枪口对内的准备工作。“八一三”上海战事发生后，戴笠原来打算在上海或南京举办一个大规模特务训练班，但没有预料到上海和南京那么快就沦入敌手，因而未能进行。1937年冬天，他逃到武汉之后，便指派原在上海附近松江、青浦两县主持苏浙行动委员会武装特务干部训练班的副主任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人，到湖南去积极筹备，并手令军统湖南省站站长李人士要尽全力从事协助。
1938年1月间，余乐醒回到长沙，马上把他在长沙南门外天鹅塘旭鸣里四号融园一座大洋楼全部腾出，作为筹备处，日夜紧张地从事筹备工作。戴笠选派到这个班去工作的一些大特务有：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吴景中等。这些重要负责人，都是曾经留学苏联的共产党叛徒。从这点来看，就不难说明这个班的性质了。
这个班的地点最初打算设在长沙附近，因鉴于日机空袭不安全，由湖南站站长李人士选定了常德北面临澧县县立中学校为班址。戴笠派了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和余乐醒等前往视察，认为交通便利而又隐蔽，加上房屋宽大等有利条件，便决定把这个班设在那里。
军统局头子——戴笠
筹备处刚一成立，军统人事科即通令所有外勤各省省站组，转令所有特务介绍可靠亲友前往受训。条件是思想可靠，身家“清白”，不分性别，年龄在18岁以上25岁以下，初中以上程度，身体健康无显著特征和暗疾，并规定当时已参加军统工作的内外勤工作人员愿意参加受训者亦可调训（这些人可以在学生中起考核监督作用）。以后在年龄上实际没有限制，其中有不少30多岁的人。通令中还规定各地选送的学生，应由各省站组负责人先行考核，以防异党分子混入。如学生将来出了问题，原选送或保送（工作人员调训称为保送）单位要负全部责任。
由于当时华北、东南、西北各省选送学生到湖南有困难，便只要华中与西南的几省选送。实际上这个班的学生来源，大部分是军统郑州办事处主任梁干乔在山东、江苏、河南等地招收的流亡失学失业青年。梁干乔当时个人野心很大，想趁机抓点实力。这个托派匪徒，虽然反共异常积极，但戴笠总是不肯放手让他自己去发展力量。所以当他费尽心力招收到近千名青年时，戴笠便要他全部送到湖南去受训，而不准他自己搞训练班。
这批学生于1938年2月前后由郑州赴湖南时，不少河南籍的都悄悄走了，上车时只剩下800多人。当时我和杨清植、王班联等送这批学生途经武汉时，我去见戴笠，他详细询问了这批学生的来源。我告诉他都是通过特务们亲友关系招来，并经过一度考核，思想上大都无问题，只是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些是大学、中学毕业，也有些只有高小程度。他当时指示我，只要思想无问题，程度差点的也可留下来，将来训练出来可以干行动工作。他当时非常后悔没有大量在各地沦陷前招收青年，因为共产党会趁这机会把这批人拉过去，这样就使自己少了人，而让“敌人”多了人。
戴笠谈到以后的工作时，认为最缺少的是干部，因为工作要比以往增加十倍、百倍，所以要多多益善地尽量招收。这批学生经武汉到长沙，沿途又跑了不少，连800人都不到，除了极少数实在不合条件的外，几乎都留了下来。各省送到湖南的学生不到300人。临澧特训班开学时，总数虽有1100多人，戴笠还嫌不够，特别是女生比例太少，不到十分之一。以后他和胡宗南商量，硬要胡把在长沙用中央军校七分校名义招收的女生60多名全部拨给他。因为不能公开招生，特务们想方设法各方面去拉，并规定学生也可以介绍学生，以便增加人数，结果这个班中便出现不少夫妻同学，甚至母女同学的种种怪现象。其中我记得姓名的夫妻，就有廖仲文和张志坤，李甲孚和陈泽容，阚玉堂和周冲等；母女同学的有陈月华和马友雯。至于兄弟、兄妹、姊妹同学的就更多，这里不再列举了。
我从1937年冬在郑州帮同梁干乔招生起，便和这个班大部分学生相识。以后我送他们去临澧，又留班任教官，还搞过一段总务工作，和这期的学生比较熟悉。我在军统20多个训练班兼过课，只有在临训班是专任教官，因此与这个班学生关系最深。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又有不少长期与我同在一起工作。戴笠死后，我又应这个班部分学生的要求，担任他们的一个小集团——滨湖同学会的会长。因此我对这个班从成立到毕业，以及分发工作，和这个班毕业的学生在军统特务组织中所起的作用，都比较清楚。
通过这个特务训练班的情况，也可看出军统特务的不少内幕和罪恶活动。这个班毕业的特务学生，虽只有1000名左右，但对革命的危害和在蒋帮中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却是非常重大。逃往台湾的军统特务组织中，这批人还是其中的重要骨干分子，继续在与人民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