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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在抗日战争期间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是很大的，但一般人是不知道的。这是由于它不像稽查处、侦缉大队等特务单位一样，整天对人民直接去进行迫害，而是在暗地里捣鬼。
这个处设在重庆热闹地区夫子池附近的来龙巷庆德里。从它的外表上完全看不出这是一个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机关，因为这里从来不抓人，也没有看守所等设备，只有100来人在办公，和一般机关是一样的，而由它所领导的一些机构，却成天在干着见不得人的罪恶活动。
这个处的处长，从1941年起到抗战胜利时止，由戴笠身边的红人、军统局人事室主任李肖白担任。处内设有总务、邮电检查、防谍等科，分别由钟贡勋、周景敦、杨秉×等人任科长。我因与李肖白私交很好，经常去那里看他，对这个处的情况有些了解。
这个处在1942年前后，改名为军委会办公厅邮航检查处，连各地的航空检查工作也并到了这个处。当时外间很不了解，甚至许多军统特务都不清楚。本来这个处领导的工作已够繁忙，而像重庆等地的航空检查又一向归稽查处领导，如果要统一的话，按理也只能并到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这个处是戴笠自兼处长，只要由他下一手令，就可改为水陆空交通统一检查处。但结果是并到了这样一个平日不露面活动的单位，因此使许多人感到奇怪。
当时的航空检查所，是所有检查所中最上等的肥缺，只要一当上航检所的检查员，最好的手表、金笔、西装等马上可以到手。因为这些人不但可以控制飞机票，可以搞黑市，特别是整天与那些乘飞机做生意的大投机商人和专搞走私的飞行人员打交道，所以最容易发财。他们接近的又是些大官或大官的太太、姨太太之流，不少航检员经常由权贵向戴笠指名要求调用。升官发财捷径，莫过于此。
在航空检查所隶属问题没有决定之前，稽查处和水陆交通检查处都想据为己有。我因在稽查处干过，也想配属在稽查处，这对自己介绍亲友坐飞机，或是到外国买东西和各地土特产等更方便，曾找机会向戴笠建议，还是留给稽查处。结果碰了一个钉子。他只说一句“你懂得什么！”我便不敢再提。这引起我的好奇心，有机会便向各方面去打听。原来这是戴笠要安定搞邮电检查工作人员的情绪，给他们一个调济生活的机会。因为当时军统控制的公开机关，像缉私署、货运局、交通检查处、稽查处、警察局等，莫不财源茂盛，各有特权，而邮电检查处则是“清水衙门”。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从字纸里面挑骨头”，因为再有成绩，找出来的东西也不是肥肉，没有什么油水可得，所以对工作总是不安心。
当时重庆邮检所是最大的一个所，特等编制，约有200人，经费也充足，但所长刘之盘却一再请求调换，其他的人员就更可想而知。因为他们即使检查出一封最有价值的信件，也得交给其他单位去办，自己不再过问，即使破获了什么案件，也只能分得少数奖金。可是这项工作，军统特别重视，少了它不行。为了让搞这项工作的人员也得到好处，所以将各地的航空检查所并到这个处里。当然，在对外对内的关系方面，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我所了解的主要而没有正式宣布的却是这样。
我去看过邮检所的工作情况，一进屋便看到堆成小丘一样的各种进步书刊和成捆的《新华日报》。邮局将挂号信、快信交给特务检查时，是一封封点交清楚，查后再如数交回，对保险信则叫特务当场拆看，因为有些贵重物品怕检查员偷去和调换，增加邮局麻烦。特务发现可疑的信件便带回由审查员鉴定，并进行研究，大多数是由书记室的司书们把信中可疑的部分或全部照抄下来，少数认为重要的才拍成照片。而大量的平信则可由特务带回来检查，因此每每将原信没收。他们在检查平信时，有些特务便悄悄的把别人寄的小物品，如手帕、风景照片、女人照片等留下来。有的女检查员最爱偷看别人的情书，她们拿这个当作消遣。
邮检所拆信的办法很简单，一般是用牙骨小刀等轻轻挑开，或在蒸汽上蒸一下，便可揭开。据说用鸡蛋白封的信口不容易拆，可是他们也有办法。他们备有纸浆纤维一类的化学品，用小刀割开信封后，将信取出，看过后用纸浆纤维补好割破的地方，再用熨斗轻轻烫平，便看不出痕迹。
当时邮局每天进出的信件数以万计，特务们不可能每一封都拆看，因此只能作重点检查。在必须检查的登记表上，他们将中共在重庆的机关和许多领导人列为第一位。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期间，从四面八方寄来的信件几乎天天都有，大都是对周恩来或共产党、毛主席等表达敬意；有的是受了国民党的迫害，请求申冤作主。这一类信件，大都是被扣留下来，有姓名地点的便送到军统局去处理，写信人轻则被监视，重则被逮捕；没有地点的往往投到字纸篓中，逐日烧毁，永远不会送到周恩来副主席手中。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去重庆时，各方面写信给毛主席的更多，能到达毛主席手中的恐怕只有百分之一二，其余的也同样是被这些特务销毁了。
在他们的登记表上，第二位便是许多民主人士。各方面写信给郭沫若先生的信很多，也大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另外是些大学和文化界人士的信件，也是要进行检查的。除了这些经常要去注意的重点外，军统局随时还交下一些应当注意的革命人士或嫌疑分子的名单，对这些人的来往信件和电报更是每件必查，随时把查得的内容向军统局报告。
他们对一些进步报刊实行查扣。如《新华日报》，向外地寄发时，并不是每天都全部扣下来，而是看当天报上刊登的文章和报道的新闻是否对国民党太不利；一般还能过得去的，并不扣留，因为天天都扣留，报馆会向邮局提出抗议，邮局也不好办。
对于一般的平信，或不挂号的书刊，每个检查员都可随意扣下来，他们喜看的杂志、书报，每个人的书架上总是挤得满满的。他们除了自己看，还有不少可以赠送亲友，我在重庆的几年中，一直有这些东西大批送给我。
1944年，戴笠要征集10万册线装书，邮检所便把一些邮寄的线装书也用“违禁书刊”的“帽子”给扣下来献给军统。有不少人因久久收不到这些东西，便向邮局询问，邮局答复是被查扣了，弄得许多人大骂，邮局人员也只有苦笑一下。当时邮电局本身对这些蛮不讲理的特务也无可奈何，彼此经常闹摩擦。因为检查耽误了时间，也妨碍了他们的工作。据我了解，当时邮局和电报局的许多工作人员，在这方面曾费过不少苦心，尽过一些力量，却没有办法能够实现他们的愿望。
1943年以后，特检处又增设了重庆电话监听组。为了装置由中美所美帝供给的器材，我曾带同一个专门搞电话窃听的美帝特务去重庆电话局所设总机的防空洞看过。这位专家视察以后，曾向戴笠提供了许多意见，都被采纳。从此，重庆的许多被指定要注意的电话，也随时有人在窃听了。
这个电话窃听组的十多人都是女的，除由军统总务处的电话队调去了几个接线员外，其余都是军统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戴笠对这些人的工作很重视，怕她们不安心工作，曾叫我对她们生活福利方面多加照顾；对一些身体较弱的，都叫我发给她们一些中美所美帝送给军统的多种维他命丸。我对她们的工作作过一些指示，勉励她们努力完成任务，从电话中找出材料来。
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后，特检处长李肖白向戴笠提出请求，希望增加几部录音器。因为窃听可疑的电话时，要用笔把双方谈话重点很好地记录下来，这些特务的能力还不够，只能很简要地记下一点。戴笠便请求美帝帮助给军统十部录音器。以后我因为事忙，录音器是否已运到不清楚，我只晓得梅乐斯是满口答应了的。当时只要戴笠提出，是反共反人民所需要的东西，美帝方面总是很快地能够满足要求的。
邮电检查所对军统在重庆的特务活动，的确是作用很大，从他们每天送到军统局去的许多材料当中，曾找出过不少线索。当时军统局交给重庆等地公开特务机关去进行复查和侦察监视的案件中，不少是根据这些材料来的。稽查处逮捕的政治犯，尽管在搜捕时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是解到军统后，便拿出这些材料来作为审讯的资料。
这个所有时也给军统局增添麻烦，使戴笠常常大发雷霆。如有次一个新去的特务，好奇地偷拆了陈立夫的一封信件。因手脚不利落，陈收到信以后，发现有拆开看过的痕迹，便向戴笠提出交涉。戴一查确系实情，只好跑去向陈赔礼，并把这个检查员扣押了几个月。
对这些权贵们的信件，是不能随便去动的；可是不动也出过毛病，因为当时有不少人痛恨他们，在没有办法出气时，便写封匿名信去骂个痛快。蒋介石的侍从室便经常收到这类信件。其他如宋子文、孔祥熙之流，也时常有人写信痛骂。这个时候他们除了要戴笠查明骂他们的人予以逮捕惩办外，他们的亲信们也常为此向戴笠表示不满，认为这种信件为什么还能让它寄发。李肖白对我曾不止一次发牢骚说：“大人物真难侍候，拆了他们的信要受处分，不看他们的信，挨了骂也得怪我们，真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特检处的另一工作重点是防谍。1940年前后，当国民党政府各部门都迁到重庆以后，戴笠便向蒋介石提出，为防止敌伪方面和共产党派人打入这些机关进行谍报活动，应当在每一个单位中抽调一批可靠人员进行训练，以便增加军统的耳目。蒋介石称赞这是一个好办法，便用蒋介石名义密令各单位主管官选派自己认为可靠的亲信交给戴笠来进行训练组织。这个防谍组织定名为秘密监察人员训练班，而实际上主要工作却一直是防范共产党。
这个班设在赣江街82号江西会馆万寿宫内，共办了两期，每期二三百人，大都是各院部会等中央机关主管人的亲信秘书或科长级人员。这些主管官也有自己的打算，乐得把自己认为可靠的人选派去受训，这比特务机关秘密地在里面拉人要放心得多，所以大多数都不反对这一做法。这个班主要是传授一些特务工作的常识，教他们如何注意分辨可疑分子，以及与军统特务如何进行联系的种种办法。
特检处的防谍科还在重庆设有许多联络站，派有专人与这些受过训的人进行联系。这些人一般都是义务性质，军统不给待遇，只有工作有了成绩时才发给奖金。有些人虽受过训但工作并不热情，不过也有一部分人表现积极，他们很愿意和特务们打交道，认真监视着自己单位中的每一个人。但我从戴笠口中听到，他对这些人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训练时间太短，只有一个月左右，而这些人又有自己的后台老板，不需要依靠军统，加上是义务性质，便对有的事可做可不做。不过当时每个单位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这对军统特务的活动还是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