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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统局的特务总队是由抗战前的特务队扩充改组起来的。特务队在抗战前都是便衣，抗战开始才改为武装部队。这些部队是戴笠分别向他的好友胡宗南、汤恩伯、唐生明等人要来的。1938年，唐生明任常德警备司令时，戴笠路过常德，一眼看上了唐的特务连，便连人带枪要走，带到重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事实。
特务总队先后还用过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第二巡查总队、军委会特务第五团等名称，但军统内部却一直叫它作特务总队。先后担任过总队长、团长的人，有张业、王兆槐、杨清植、张辅邦、王春辉、周文新等人。
国民党的部队和军事机关的特务团等，一般说来是以担任警卫为主，而军统的这个特务团，却真正是搞特务活动的。它有三个武装大队和一个便衣中队。除一部分担任军统机关和戴笠、宋子文等公馆的警卫外，大部分是担任看守所、监狱中的看守，军统杀人也由这些人执行。囚禁在军统的一些中共人员如廖承志先生、叶挺将军等的看守，也是这个队的特务担任。看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特务队，也是它分派出去的。
这个总队内部的组织，除和其他的团队一样，有书记、副官、军需等室外，还有一个行动组，是专门搞逮捕和用刑等工作的。当时军统局局本部虽有1000多人办公，但都是搞文字工作的内勤人员，军统抓人便是叫行动组去执行。他们可以任意公开搜捕人民群众，军统特务违犯纪律的，也交由他们扣押。当时军统特务背地里叫这个组是“锦衣卫”。特务们一看到这个组的人来找他们，平日虽然在人民群众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看到这些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找他们，也都要腿发软的。我亲眼看到戴笠派这些人去扣捕过重庆稽查处长陶一珊。这个在重庆人民眼中的恶魔陶一珊，一看到他们，脸孔马上变成惨白，连话都说不清楚。因为特务们比别人更清楚，他们的光临所带来的灾难是无法抵御和不堪设想的。
这个总队的看守所，更是令人毛骨悚然，军统的一般人称它为“小学”（白公馆称为“中学”，息烽集中营称为“大学”），因为它是入军统监狱的第一关。军统的审讯首先在这里进行，所以各种刑具齐全。这个看守所是由行动组负责，组长程永铭的办公室里，一进去就会使人发抖，满墙都挂着各种各样的手镣脚铐，以及血迹未干的皮鞭、藤条，真是应有尽有。他们平日最有兴趣的事是专心致志研究什么样的人用什么刑具最适宜，哪些刑具是伤皮不伤骨，哪些是伤骨不伤皮。
我当时在军统许多训练班兼行动技术教官，这个组的组长和不少组员都是我的学生，因此我常去他们那里，听取他们执行这些罪恶活动的实际经验，用以充实我的教课材料。我当时和他们一样是失去了人性的人，许多新的刑具的“发明”，我大都参加过一些意见。不要几天，这些东西的效果如何，马上会得出结论，因为几乎每天有机会进行实验。
这个总队一直设在林森路望龙门两湖会馆内。当时重庆许多人一听到“望龙门”三个字，马上联想到这个特务机关的残暴，莫不又恨又怕。这个总队的特务们，在外横行不法时，别人问到他们是什么机关，他们总是以骄横的口吻回答一声“望龙门的！”凭这四个字，看戏便可以不用买票，坐车坐船也不必花钱，一些公娼私娼与鸦片烟馆，一听到是这里的，莫不暗中叫苦连天，而脸上还得装出笑脸来欢迎。因为他们比一般公开特务机关更凶，是直属于军统局的单位，连许多特务人员都要让他们几分，所以他们越来越凶狠，没有人敢惹他们。
开设在重庆演武厅的唯一电影院，经理周伯勋，以为有军委会政治部电影制片厂的后台，不大肯买账，对什么“望龙门的”不大理会。结果，这个电影院连续被他们打了几次，最后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特权。当时他们常常夸口，“重庆的天下是靠他们打出来的！”我当时在军统局中经常任总值日官，许多反动机关常为这些人在外面闹事告到军统局来。我总是叫他们到稽查处或警察局去处理，因为这些公开特务单位都会包庇他们，往往是不了了之。
1943年，蒋介石决定把叶挺将军从桂林解到重庆，最初是囚禁在这个团的团长住宅望龙门二十二号。以后由于天天空袭才解到白公馆，后来白公馆作为中美所美特务的宿舍，才移到中美所东南面洪炉厂。后来陈诚把叶挺将军接到湖北恩施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去劝降不成，又把他送回，还是囚禁在这里。这里离廖承志先生囚禁的地方不远，一直都是由这个总队的特务看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