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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领导军统局外勤特务在重庆活动的，是军统局的重庆特区（简称渝特区）。这个区是由原来军统的重庆站扩充起来的，组织相当大，下面设有万县站、泸州站等，领导川东几十个县的工作，从内江以西才归川康区（设成都）负责。这里我只谈谈重庆的一些活动情况。
渝特区先后由姜绍谟、涂寿眉、朱啸谷、叶翔之等任区长（姜绍谟任过两次）。区部设在重庆老街慈居。重庆解放前，这所房屋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的办公处。
渝特区有四五十个高级情报员，由区长直接领导，并设有一个联络员经常和这些人保持联系。这些人除了一些是当时政府各部会的高级人员外，大多都是民主党派成员，或与中共方面有关系的分子和叛徒。军统除利用他们做民主党派的情报外，更希望通过他们做中共方面的情报。对中共方面的工作，是当时重点中的重点，可是一直没有达到军统预期的目的。他们曾花过不少心思去搜罗叛徒和左翼人士，结果总是失望。
渝特区在重庆地区直接领导的组有五六个，分为上城区、下城区、西郊、南岸、江北等组。重点是西郊组，主要是针对红岩村中共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组部即设在化龙桥。我记得甘励佐当西郊区组长时，常常叫苦连天，认为任务太重，人太少，工作做不出成绩，时常受到责备。
这个组共有组员十多人，原来是希望能逐步打入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内部去，他们虽住在附近，可是总想不出办法。以后便采取“拉出来”的办法，但也只是白费了不少心思。最后只有用监视盯梢那一套来找一点线索。他们每天派特务去红岩村担任监视，又不敢太接近，因为知道中共办事处等单位都有戒备，并且谣传办事处要秘密逮捕胆敢去到附近侦察的特务。
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有次渝特区事务股长刘廷根找我请领几支手枪，我没答应。因为按照军统局的规定，外勤特务不准带枪，只有搞公开任务的特务才能带枪。这是由于一般外勤特务要尽力设法不暴露身份，这样才能活动，带了手枪便会暴露目标。刘当时说，是西郊组怕中共办事处的人员对付他们，才请求发几支手枪存放组部以备自卫。我当时答复他：“顶好让中共办事处的人来捉我们，或等他们开枪打我们的人，只要他们这样做一下，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去搜查他们的办事处。而发几支枪完全没有必要，万一不当心走了火，反而会引起麻烦。”
我当时虽然那样处理了这个问题，但事后还是有点不放心。有一天我顺便向戴笠报告这件事，看他的意见怎样？他当时对渝特区很不满，认为这些人不能很好地隐蔽自己的身份，唯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军统人员，所以不容易打入各阶层去活动，完全失掉了做秘密工作的意义。他不但同意我不发枪给他们，还骂他们是些饭桶。他说：如果他们自己暴露了目标，给人打死了，他没有脸去承认是军统人员。他要我把这些话告诉渝特区区长，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我便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中共办事处打死或打伤了我们的人，便可借口去搜查一次。不料他听到后，非常生气地责备我说：“你在胡闹！我们和共产党作斗争靠这些办法能达到目的吗？打死了算是白打死，打伤了是活该！不准在这个上面去打主意！”他还继续唠叨了好久，认为我这种想法太幼稚，没有政治头脑。最后他说：“中共办事处的人根本不会采用这种办法。”他认为如果特务冒冒失失不管一切冲进去，会被他们扣留起来，向我们提出交涉，公开在报上宣扬，给他丢脸，这比打死我们的人更不易对付。我一听问题竟是这么严重，便马上亲自去找当时的区长姜绍谟说明这一情况，叮嘱他们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
据姜绍谟告诉我，渝特区的工作始终展不开，主要原因是缺少中共方面的线索，所以不容易表现成绩。他是两次任区长，最初利用个别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还能从侧面了解到一些有关中共方面的材料。以后这样的人渐渐少起来，而军统却更进一步要求深入，所以办法越来越少。
渝特区在搞情报方面比其他单位要办法多一点。例如，当时去曾家岩会见过中共领导人的许多回国华侨，他们往往不了解蒋介石只是表面上与共产党合作，而实际是反共反人民的，因此便把和中共领导人谈话的内容随便谈了出来。这比那些只在门口看到每天进进出出的人，连姓名都弄不清楚要好得多。同时每个小组都有几个特务能混进个别民主党派中去活动，也能比较容易地打入各种进步团体。所以当时在重庆搞情报活动的单位，要算渝特区办法比较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