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系1941年10月间，由该局侦缉队扩充而成。戴笠调我任侦缉大队的大队长时，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警察局局长唐毅，说明我过去曾经当过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这次调重庆接替原任队长蒲岗的职务，希望把侦缉队扩充为大队，以加强重庆市的侦缉工作。唐接到这封信后，马上对我表示，既然戴笠决定把侦缉队改为侦缉大队，他一定遵照办理，立刻去请求改变原有编制。当时主管全国警察工作的内政部警政司司长酆裕昆，是军统特务，这个司也由军统所掌握，戴在写信给唐的同时，还打了一个电话给酆，说明他要改变这一制度，酆在电话中是诺诺连声遵命办理。所以唐毅的报告经重庆市政府转上去以后，不到一星期，我就接到了担任大队长的委令。这在当时反动政府中办事的效率可说是最高的了，同时也说明只要是戴笠决定了的问题，立刻可以将编制改变。
我去接事的时候，真是别开生面。蒲岗和我办正式交接手续竟不在他的办公室，而是在夫子池来龙巷侦缉队大门口一家茶馆里。这家茶馆是侦缉队一个退职的队员所开设，蒲岗和他的许多分队长等每天都在这个茶馆中碰头。几个最好的座位是固定保留给这批人的。平日虽然空着也不卖茶给别的客人，好随时让他们去坐。由于这家茶馆设在侦缉队门口，老板又是过去侦缉队队员，每天去的又都是这个队的负责人，因此，这里便成为和侦缉队“谈生意”的最好地方。这个老板便成为他们的中间人，所以他并不以卖茶为主要收入，而是靠经营“副业”来分肥发财。因为侦缉队由军统控制后，警察局长不论是军统的徐中齐或非军统的唐毅，都不过问这个单位的工作。
抗战时期的重庆警察局局长人选很有趣，徐中齐和唐毅每人都当了两任，徐下台交与唐，唐下台又交与徐，徐再下台仍旧交与唐，好像除了他们就找不出第三个。其实内幕很简单，当时逐鹿者虽大有人在，却一直没有轮到。原因是徐为军统，除得到戴的支持，还直接走蒋介石路线，特别是对孔祥熙巴结，极力讨好孔的第二个女儿孔令俊。而唐虽非军统，却一向接近戴笠，又得到四川军阀王瓒绪的支持，并和徐一样走蒋孔路线，因此能一任再任。他们每次走马换将，除了自己带一个主任秘书外，像督察处长、司法科长、侦缉队长等都是戴笠所派，谁都不敢去动。
侦缉队却又不是军统局全部掌握，而是军统渝特区运用，队长及以后的大队长都是兼渝特区的组长，专替渝特区做社会情报和担任行动工作。只有像监视中共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工作时，军统才统一布置。所以这个侦缉队便可钻空子，任意逮捕人，而进行敲诈勒索。这个茶馆就成为讲条件，一手交钱一手放人的地方。
我去接事时，蒲岗站在门口向我招呼，我还误会他很客气跑到门口等我。当他把我拉进茶馆坐下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当时感到在那种场合谈话太不方便，他才同意到他的办公室去，把队里的一些负责人向我作介绍。
侦缉队内部原来的编制很简单，除副队长沈夕峰外，只有一个书记和几个司书、事务员、书记包办一切，连审讯都担任。不过一般审讯都是由分队长自己抓人自己问，书记便记录一下口供签一个处理意见。档案是乱七八糟。我初去看到那些分队长审问小偷扒手时，完全用窃盗中惯用的术语同他们谈“内行话”，对方应答如流，最后才谈到案情。当问到他来过多少次，有的马上承认哪几件事是他做的，赃物已如何处理，谈得很干脆，也不推诿，同时毫无惧色。审讯时就像谈家常一样，根本用不着用刑，完全不像审讯，只几分钟就解决了。
有次我试图改变一下方法，用一般常用的审讯方式去审理一个小偷。他连声叫冤，矢口否认他偷了人家东西，而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如何可怜的老实人。我当然不会相信他，可是却没有办法使他能从实招来，正在弄得下不得台的时候，一个老队员因事来见我，一看到那个自称好人的人，马上就说：“××，你怎么又失风了？！”这人听了立刻改变态度，便老实招供，问题即时大白，原来他是一个惯窃，并不曾冤枉他。
我任大队长后，便将侦缉大队进行扩充改组。我考虑到，抗战时陪都所在地的侦缉大队，不应只以作社会情报和管理小偷扒手为满足。我懂得戴笠的心理和军统的要求，只要想得出办法，提出要求，一定能得到支持。当时什么编制和法制问题，我根本没有去考虑。我也不大和副大队长沈夕峰去商量，因为戴笠不信任他，我也对他满不在乎。我完全按照我在上海所搞过的和见过的一套来着手改组，先从大队部开始，请军统局人事室给我一批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当时人事室几乎是临澧班学生所操纵，我是该班教官，对他们很熟识。这一要求马上得到满足，首先成立大队部书记室，以临训班学生邓毅夫为主任，原来的书记王秉钧因非军统，仍暂以他为书记室书记，好让邓慢慢把情况弄熟再撤换他。因为当时军统外勤单位的主管官，要调动一个军统特务，非通过军统局不可，而对非军统则可任意撤换。
我在大队部里新成立督察、司法、总务三个股，分别以临训班学生邵华、李湘、凌峻拔任股长。我还向军统局要求，把局里的警犬室人员和警犬分一部分到大队，以军统局警犬室主任王芝禄兼大队警犬室主任。另外，我向警察局要求，把指纹室分一部分人员到大队来。
对外勤单位我也予以调整。我把队员中文化程度较高的十多个队员调集起来，成立一个直属队，专门负责搞党政情报，以李樵逸为队长。李当时是重庆大袍哥石孝先的兄弟伙。石所组织领导的袍哥帮会“兰社”，其中不少是国民党、民社党、青年党的成员，另有些金融界、商人、律师、医生等。李是“兰社”的管事，社会关系复杂。其他一些队员如张克东等，有的与新闻界有联系，有的与大专学校师生有往来，有的在文化界有朋友。这些人经我在几天内进行了个别谈话后，大致摸清了他们的情况，所以决定把这批人挑选出来，让他们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再去管理小偷扒手案件，专心从事于军统所需要的党政方面情报搜集的活动。我很清楚，搞这项工作，比其他队员油水要少一些，便在生活待遇上稍许提高一些，并向他们说明做出成绩，可以得到特别奖金或升级，而大队今后分摊奖金等也将特别照顾他们。
我将侦缉队下面的分队一律升为中队，小组升为小队，这样一来，使得各单位的负责人皆大欢喜。为了不使工作脱节，原有的队长基本上不变动，所管辖的地区也不动它。第一中队仍以何玉崑为中队长，负责城区工作。第三队仍以黄俊良为中队长，负责南岸。第四队仍以江如山为中队长，负责江北地区。第五队仍以李文远为中队长，负责化龙桥到沙坪坝、磁器口一带工作。其中只有第二中队改以临训班学生陶思清为中队长，负责下城区。因为在这个区里，除了军统局局本部外，戴笠住在曾家岩，蒋介石住在上清寺，还有中共设在曾家岩的办事处，是当时的重点区，所以要以最亲信的学生去负责。这个地区不但不能出事，还得进一步去做监视中共办事处的工作。第五队当时也是重点区，因有军统磁器口缫丝厂办事处，以及小龙坎管区的红岩村，都需要特别注意。
我把这一计划亲自写好，直接送与戴笠批示。他看过以后，非常高兴，连连称赞“很好，很好”。他对我请求成立一个专搞党政情报的直属队最为满意。他当时就亲笔写了一封信给警察局长唐毅，要他照我的计划去办。当我向他告辞的时候，他又关照我要先去军统局办一下手续，免得局里不接头。我便索性把他的亲笔信和我的计划一起送给毛人凤，免得我直接去找唐毅。不出三天，一切都照办了。我又跟着拟了一套规章制度，并在大队部门口设立一个告密箱，准许老百姓检举队员在外的不法行为，每天由我亲自去开启。
我自接任以后，便搬到了大队部，因忙于了解工作和人事情况，对进门就看到的一座可容百人的看守所挤满了的犯人，却没有来得及去过问。有天睡到半夜，突然听到一阵哭声和打骂声，我连忙起来一看，原来是看守所内的“老犯人”正在打骂一个很年轻的“小犯人”。这时，看守的队员也赶来向我报告，说这个新来的小犯人不听老犯人的安排才被打骂。他劝我去休息，让他来处理这一问题。
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临时性的看守所中还有什么“老犯人”，因为按照当时的法规，一般刑事犯和违警犯都有一定期限要处理，不应当长期拘留在看守所。我决定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花了大半夜的时间，总算弄得有点头绪。原来这个看守所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高兴把人关多久就关多久。所谓老犯人者，都是些长期关押的犯人，后来成了看守所的大小牢头。其中一个最老的，竟在里面“住”了两年多，慢慢形成了他的“地位”，成为看守所的头目。他手下还有三个一年左右的小头目，帮他欺压新来的犯人，谁敢不听，便立刻实行打骂或不准吃饭睡觉。犯人入看守所照例是经过检查，把一切财物搜出来，由队部代为“保管”。有些没有被搜走的东西，这个头目便攫为己有，还不准犯人声张。至于新来犯人家里送来的吃穿等物，照例先得“孝敬”他一半。因此，他住在这里，比当时一般公务员的收入还要高。老犯人得到这个美差并不简单，所以也不打算出去，还百般巴结队里的人员不处理他。他究竟是什么案子被捕，连看守的那个队员也弄不清楚。我叫管档案的人员查案，也无案可稽。我检查这个“老犯人”的行李时，发现他不但有三四条很好的被子，还有一个小皮箱，打开一看，连我都吃惊。他箱子里面不但有一叠叠的现钞，还有美钞、小块黄金、几只手表和七八支金笔，都是从别的犯人那里刮来的。这个老犯人的“家当”，还只是他“孝敬”过看守队员之后留下的东西，因为两年多来进出的犯人有几千，他把犯人的财物搜得干干净净，还能代替看守人员管理犯人。因此，谁也不想把他送走，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他的乐园，可以为所欲为地在这个小天地中横行无忌。
当晚我从近100人中清出40多个关了一个月以上未处理的人犯，只将其中十多个因政治嫌疑被捕的留下来继续进行侦讯，而对小偷扒手一类未处理的，连同那个头目、小头目，于第二天一律解送警察局司法科去处理。当时这些政治犯，大多是学生与工人。有的学生在学校中表现积极，说过几句不满国民政府的话，或爱看《新华日报》，说过共产党的好话。有些工人在工厂中吵着物价飞涨工资太低，无法维持一家生活，希望老板增加工资，有的发牢骚骂过反动政府。总之，都是被指为嫌疑重大，但又证据不足。
我对这些人不敢擅自作主轻易处理他们，便去问渝特区。他们也想不出办法，最后是报请军统局派了一个法官来提讯，将其中情节较重的四个学生、两个工人带走，其余的仍留下来侦察。我当时不以专门抓小偷扒手为满足，总想能抓到一些共产党员。因此，我对直属队的工作抓得很紧，经常找他们谈话，当面指示他们如何去进行活动。有次得到一个情报，说江北寸滩附近有个小铁工厂里发现有共产党的小组，我连夜带人去搜捕，抓到三个嫌疑很重的工人，从他们家里抄出了几张油印的文件，军统局对此曾予以嘉奖。以后历任大队长对这个队的工作都很重视，工作也逐渐展开，成为军统在重庆的一个情报小单位。
侦缉大队历任大队长除我担任了四个多月外，以后由许忠五、李连福、谈荣章等人担任过。侦缉队的工作，也由过去一向专管偷窃而慢慢变成了搞军统的特务活动，并和稽查处抢着干监视中共在重庆的领导人，做党政情报，从事于对文化界方面的种种活动。
这个侦缉大队的黑幕重重，这里我只简单地谈一下。他们随时滥肆捕人关人。逮捕政治犯时，把政治犯诬指为小偷抓走；甚至故意带着小偷去指认，说成是同道或曾经收藏过赃物。这样便可以将毫无证据的政治犯很方便地带走，而对那些惯贼，却不去惊动他们。一般人家丢失了东西，无论你怎样向侦缉队请求也不会破案；即令破案，也不可能物归原主。但是有权势的人家被偷，侦缉队便会很快将东西找回来；万一是从下江去的没有在重庆入帮的人偷窃的，侦缉队也会责成其他的盗贼按价赔偿出来。一个小偷只要失风落入过他们手中，便一辈子也翻不了身。
我曾亲自处理过这样一件案子。一个失学青年叫王×元，从上海逃到重庆后，因投亲不遇，又找不到救济的地方，便铤而走险，在银行区一家商店偷取了一点货物，当场被逮捕交到侦缉队。经一个队员调查，认为是初犯，从轻处理，释放出去。这个青年后来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员的职务，一天在轮船码头过渡时，正遇上那个抓过他的队员。这个队员邀他到附近一家茶馆，问他最近的“买卖”怎样？这个青年不懂得队员的用意，便说自己不是经商而是在一个小学当教员。这个队员认为他不识抬举，便给他一个耳光，叫他清醒点，并把他衣服给脱下来。这个青年当然不服气，两人吵了起来，队员要把他带走，他也不害怕，两人一直吵到大队部。我派人去他学校调查明白，才由学校具保领去。这时我才清楚，原来一般窃贼，只要被捕过一次，队员认识了他，以后遇到他便向他要钱要东西，如果不答应，随时可以再逮捕他。因为每个队员的口袋里都装满了失窃的案件，只要随便指一件与他，便得吃一场官司。有时他不承认，队员可以教唆另一个窃贼咬定他是同谋，最后也会是非不分，有口难辩。
当时真有本领的大惯贼，队员是不舍得轻易去逮捕他们的，因为留下来可以多分肥，案子越大越多，分得也越多。不是非破不可的案，总是乱抓一些替死鬼来充数。一些初出茅庐被逼铤而走险的，往往最易落网。我在侦缉大队四个多月，看到被捕的窃盗，十之八九是生手，而老手一进门队员就认识，并且马上能指出这是“吃洋火钱”的（掏人腰包如摸火柴一样）、“捡露水钱”的（清晨挨门而入的小偷）、“吃灯花的”（夜晚点灯后去偷的），分门别类，屡试不爽。
侦缉队对赃物的处理，更是黑幕很多。一般老百姓丢失金钱与物品，报案后，侦缉大队部便按地区分到所辖地段的队去侦查破案，总是十有八九如石沉大海。一二幸能破获的，现金是照例七折八扣，多半都追不回，还得照例“自动”（其实是被迫）拿出十分之几作为奖金，才能把失物领去。如果不识相，一毛不拔，便会祸不单行，队员们节外生枝，随时找上门去。有些豪门权贵的家奴，明明主人没有失窃，而是他们故意把东西藏起来，拿着主人的名片到队部报案，限期破获。我最初遇到这样的事，不知如何处置。有一天，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的副官拿着戴的名片见我，说是戴院长客厅里一个古瓷瓶被人偷去，要我马上设法破案将原物追回。我派两个老队员去看过以后，他们回来告诉我，可能是家贼，或者是那个副官故意捣鬼。他们办这类案子有经验，我便交给他们去办。过了几天，这个副官又来催我，经我与那两个老队员研究了以后，由他们直接去和他谈判，结果是花了点钱，便不了了之。以后我到军统当了总务处长，戴笠要我拿着他的信去求戴传贤写几个字，我便有意无意提到他客厅花瓶丢失的事，想讨好他一下，说明我过去给他办过这一案子。不料他听了以后，根本否认有这回事，并指着他会客室的花瓶说，每天都在，从没有丢过。后来他把那个副官找来一问，副官支支吾吾地说有天早上不见过，但中午又发现仍在原处。那时我才相信那两个老队员的确猜得不错，完全是那些豪门的家奴在捣鬼。
当时侦缉大队每天总要抓到几个或十几个偷窃犯，可以搜出不少现金或物品。军统特务们都懂得这一内幕，许多人经常找我要东西。他们往往先去赃物保管室看上一看，对看上的东西，随便用一个假姓名写个申报表，说自己在什么地点什么时候丢失了那件东西，日期写在破案的前几天。我将这张纸条交下去，由下面的人签上“本案已破获，原物追回，拟予发还”几个字，我再批一个“可”，这件东西就毫不费力地落到特务手中。万一原失主闻风追问起来，我们也可以顶得过去，因为手续齐全，东西的确是“原主”领去。我在侦缉大队四个多月，便搞过这类昧良心的事十多次，大都是军统局的一些科员股长，要去的都是些最好的东西。
侦缉队对缴获小偷扒手的大批赃物，除一部分被特务攫为己有外，经过半年左右没有人来领取，就可作为队里的财物充作奖金或公积金，由队里自行处理，少数的则随案送到警察局司法科。司法科处理的办法也和侦缉队差不多，总是想尽方法来变成自己的。许忠五当大队长半年多，便把侦缉大队旧房屋拆掉，盖了一座二层楼的房子，这笔钱便是从这些赃物中拿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背地里说：“小偷偷了东西要坐牢，侦缉大队用小偷偷来的钱盖房子却受到奖励。”
我任大队长四个多月便调到稽查处当督察长，这次调职说来是很可笑的。因为有一天唐毅在苍坪街的公馆失窃，偷去了鸭绒被和一些衣服，小偷居然偷到了警察局长家里去了。这在当时是闹得满城风雨的大笑话。唐毅打电话找我去谈这件事时，两人都感到很难为情。我便责成第一中队要尽全力破获此案，因为不能采用赔偿办法，非得追回原物不可。我威吓几个分队长，三天不破案便扣押他们。
果然不到三天，原物一件不少追回来了，人也抓来两个。我亲自审讯。这两个小偷都非常失悔，没有弄清楚是局长公馆，说以后再不敢去偷了。我便照新拟定的办法，用一份印好的书面通知单要失主前来认领，办理具领手续。不料通知单送出去后两三天都没有人来，我又补了一个催领通知书。当天下午，唐毅的一个过房儿子气呼呼地跑到我办公室大吵大闹。他认为局长家里丢了东西，不赶紧派人好好送去，还和对一般老百姓一样来一个通知，真太无礼貌，叫我一定要亲自送去才行。我当时火气正旺，哪里受得了他那一套，自己仗着军统关系，便和他对吵起来。他一看我不服气，便伸手到衣服里面去摸东西，我以为他要掏手枪，也赶紧准备和他来一下，结果他摸出来的竟是一张唐毅的名片，要我看看这是什么人？他可能一贯是用这张名片吓惯了人的，却不料我会把它摔到地下还踏上一脚。他便将我办公桌掀倒，我也毫不客气地给他几拳，并把他推出门去。他刚一离开，我马上叫人准备办移交，自己立刻跑去见戴笠。戴听完以后，只轻轻责备我几句，当时就决定同意我辞职，要我准备到稽查处去工作。我就这样离开了侦缉大队。可是当时重庆的小报却说我是由于成绩很好被调升的，这真是天晓得！
一年以后，我调到军统局，但我还不忘怀于这个大队的工作。有次我向戴笠提到，除了利用这个队搞政治活动外，还应当加强这个大队在肃清重庆盗窃案件上的作用。他毫不感兴趣地回答我说：“你以为我们要掌握这个机关是专门去替人家抓小偷扒手的吗？”由戴笠的这话来看，当时戴笠要这些公开单位是为了军统工作的方便，而对于市民有好处的事他是不大肯去干的。
这个大队有正式人员一百七八十人，但运用的线索却有近千人之多。军统基本特务在这里的则只有十多人，戴笠是尽力运用这些人替军统工作，却并不想吸收其余的人参加军统组织。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经他许可，则调到军统举办的短期训练班受训一两个月，使之变成他的学生，才让他们成为军统成员，办理参加组织的手续。其他绝大多数的人，则一直是由军统运用，替军统卖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