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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是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在重庆所控制的一个最庞大的公开特务机关。它的组织遍布卫戍区13个县，编制上的人数虽只有500多人，而每一外勤人员所运用的助手，多的上百人，少的也有二三十人。它的特权超过了卫戍总司令，军统在重庆的许多罪恶活动，大都是通过它去执行的。
这个处在1939年成立，是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迁到重庆后扩充起来的，名义上是卫戍总司令部的一个单位，实际上完全受军统控制，全部人事安排都由军统人事处统一办理，卫戍总司令根本不能过问。先后担任总司令的刘峙和王瓒绪，也非常识相，对这个处的一切都不去管它。因为蒋介石曾亲自告诉过他们，要把这个处全部交与戴笠。
刘峙在河南时本来有一个他自己的特务班底，稽查处成立时很想把他这100多人安插进去，而受到戴笠的拒绝。他自己倒没有什么，可是他老婆却大不服气，因为这些人替她在河南弄到过不少的钱。刘峙没有办法，便在总司令部内另外成立一个侦缉队来安置这批人。军统立刻向他提出意见，不容许另搞同样组织。他只好把这些人缩编到参谋处，成立一个调查组。但是，稽查处并不放过，要刘峙取消这个调查组，还公开宣布要逮捕这些人，不准他们在外活动，逼得刘峙不得不另行设法去安置这批人。刘的老婆跑到总司令办公室指着刘峙大吵大骂，说他太不中用，当了总司令连这一点事自己都不能做主。刘峙再三说明，军统这个机关是惹不起的，别人也从旁再三说明利害，她才知道蒋介石身边还有一批这样凶恶的人，她在河南那一套作风也才稍有收敛。
1942年前后，郭寄峤当了卫戍副总司令，他是以骄横跋扈著名的，一开始便想大权独揽。刘峙很不痛快，便有意让他碰碰钉子，没有把稽查处的情况告诉他。果然郭寄峤准备过问这个处的工作。有一次他听到稽查处在通远门附近逮捕了几个人，却一直没有向总司令部报告，便找当时的处长陶一珊去责问。陶很有礼貌地告诉他这是奉军统局的命令办理的。郭仍要了解情况，陶便请他去问军统。他气得跳起来，正要向陶发一顿脾气，陶一语不发拿起帽子便走了。在那以后他遇到类似的问题还打过几次电话到稽查处，我接到他的电话后，便不客气地告诉他，军统局交办的事，照规定可以不通过总司令和副司令，是得到委员长批准的。虽然他还是打几句官腔，但也无可奈何。以后别人告诉他不要自讨没趣，他才不再过问这个处的事了。
这个处一成立便不和卫戍总部在一起，而是单独在石灰市重庆职业学校内办公。这个穷凶极恶的特务机关，整天抓人打人，每日押进押出，从这里经过的人，无不侧目相看，有些人甚至宁可绕道而不愿从这里经过。
这个处除了担任军统局在重庆的大部分外勤工作外，也是戴笠用来考核干部能力与储备和锻炼特务骨干分子的地方。他每次选派的副处长总是准备继任处长的人选。例如，赵世瑞免职后由副处长陶一珊接任，陶去职由副处长廖公邵继任，廖去职后，我因调军统局总务处长，遗缺还是找了陶任内另一副处长何龙庆来接充。这一方面是怕新处长不熟习业务容易出毛病，必须先经过副处长阶段，同时也是戴笠的一贯用人手法，故意使正副处长不和睦，互存猜忌，便于控制，而不会勾结一气去欺骗他。另外，戴笠对当时在外面出了点问题的军统特务骨干分子，在可法办与可不法办之间，凭他的喜爱来处理时，往往是派到这个处来考察一个时期；对那些一时无法安置的人，也派到这里来见习一下。我任督察长时，便有三个副督察长是在外面当过稽查处长的，都出了点小事而被调回“考察”。例如汉中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左明，因为听到戴笠谈过胡宗南准备向蒋介石保荐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当陕西省主席，左明想讨好祝而透露出这一消息，被人检举出来。戴笠原来准备以泄露机密罪名处分左明，因祝绍周向他说情，便调重庆察看。洞庭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黄加持，因与司令霍揆彰相处很好，霍为陈诚的人，戴一向不满意陈，怕黄跟霍走陈的路线，也调到重庆察看。沅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郭宗尧，因有贪污嫌疑而证据不足，也调到重庆。戴笠把这三个人都派到稽查处去当副督察长，叫我注意考察他们的言行。我暗中向他们透露了戴的这一做法，他们便都非常认真卖力工作。不久，黄加持调升为贵州省缉私处长，左明调出去当警察局长，郭宗尧调到军统当秘书。这样一来，许多被调到稽查处工作的人，都希望通过一段时期能得到戴笠更进一步的重用，莫不异常卖力。所以稽查处的工作总是那么紧张，都愿找事来做，以求讨好戴笠。每遇一件重大点的工作，处长、副处长、督察长、副督察长等都是抢着亲自去指挥部署。因为只要有一点成绩表现，马上会传到戴笠和军统其他大特务的耳中。我当时也很懂得这一窍门，在当督察长时便曾跑遍13个县去视察所有的稽查所哨的工作，一方面是了解情况便于掌握，另一方面也想走冷门，发现问题可以自行处理，免得在重庆市和别人去争着做。我任副处长后，便成天守在处里，不去参加无谓的应酬。因为每每在下班后最易出事，不但部下可以随时找到我，而且戴笠每次在下班后打电话查询什么问题，多半是由我去接听。戴笠问起的事情，我都能立刻在电话中向他详细报告，不用去查阅档案或等一会儿再回复他。戴笠这个急性人，对这一点很满意，所以我在20多岁便调到他身边去当总务处长，主要便是靠这一套。
稽查处设有四个科。
第一科主管总务，下设事务、人事、文书三股。科长先后由季先训、王秋舫等担任，副科长为非军统分子王树声。
第二科是业务科，主管情报、行动、侦防、航检等工作，是重点单位。这个科先后由王希圣、宋廷均等任过科长；王一心、张尚钰、揭梦鱼任过副科长。
第三科是电讯监察科，先后由肖茂如、查绥之任科长。这个科是由军统电讯处直接领导，全科的工作人员如黄勤、毛洪明、蓝天佑、杨宣武、赵中令等40多人都是电讯处人事考核股所调派，与其他单位的人事由军统人事处调派又不同。这个科的工作是分内勤、外勤两部门：内勤的一项工作是管理全卫戍区无线电通信器材的运销，任何单位要购买这类器材都得先来申请，经过审查认为准许购买，才能持准购证向商店去购用；商店不论从何处购进这类货物都得先通过这个单位，否则便被扣上“资敌”的罪名坐牢。内勤的另一项工作是主管侦测。稽查处三楼便设有几部小型侦测电台，专门用来侦听重庆所有公私电台的通报情况。当时一切设在重庆的无线电台，都得先将电台类型、呼号、波长以及经常与哪些地方电台通报等逐项登记。不仅如此，这个科还整天侦听这些电台通报时是否和登记的情况相符，稍有可疑之处，便认为有问题，除公开由外勤去查对外，还得进行空中监听。不过，他们工作的重点，主要是抄收中共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单位的来往电报，送到军统电讯处技术研究室去研译。尽管他们日以继夜地在工作，而且表面上总是说防止日伪在重庆设立电台，但六七年间却从没有破获或侦测出一个日伪电台来。因为当时与南京、上海、武汉等地日伪联系的电台，是不在这些人监督之内的，而是由军统局电讯总台担任这一工作，那又从什么地方来破获呢！这个科的外勤工作是专门去检查无线电台和收音机。当时要装一部收音机听听广播，可不像今天这样方便。除了一些达官贵人和有特权的可以自由收听外，一般人的收音机是不准有短波的。市民的收音机都得先向这里登记，请得了许可证后，还得将收音机抱去送请检查，有短波的要将短波部分剪断或给予封闭。如果经剪封后私自接上，不管是否听了延安或上海、南京的广播，都得被扣上“偷听敌人宣传”的罪名抓进去坐牢。当时军统虽设有电台专门干扰延安的广播，但还是有些人偷偷收听。这个科的特务便常常突然闯入，拆开人家的收音机来检查，只要发现剪封部分有点可疑，立刻就将人带走。有时他们存心敲诈，故意在送去剪封时留下一手，过些时便找上门来找麻烦。有的出点钱还可了事，有的出了钱还得冤枉坐牢。
第四科是司法科，先后由徐钟奇、胡藻担任科长。这个科属于军统局司法处直接领导，人事安排也是司法处与人事处商量派遣，有关案件的处理都得听命于司法处，稽查处长也不能过问。特别是徐钟奇当科长时，因为他是戴笠的小同乡，根本不听处长的话，遇事总是直接跑到军统局去请示，回来高兴才向处长说一声，否则连关在稽查处的人送走了处长也不知道。因为稽查处的看守所是归这个科主管，科长可提人关人，他只要有军统局司法处的指示便可以不问处长同不同意了。当稽查处长的遇到这种情形，往往只有苦笑一下。
稽查处内还设有三个组，主要的是党政侦察组，先后由曹万道、易啸夫、萧志坚、雷和春任组长，有组员30余人。这个组设在太阳沟菜场附近，因为这些化装混入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的特务进出稽查处不方便，所以在外面办公。它的任务是专做党政情报、监视进步人士，以及担任军统需要复查的情报。这个组与军统党政情报处也有直接联系，等于军统党政情报处的外勤单位。当时蒋介石命令要予以监视的单位或个人有好几百，军统奉命后便分派给在重庆的单位执行。对于中共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等，都要派专人去监视。对宋庆龄、史良、沈钧儒等则交稽查处监视。当时这个组全部只有30多人，要经常监视几个单位和数以百计的人，怎样也分不过身来，唯一的办法是依靠眼线和收买内线，以及运用各人的亲友帮同进行。
他们监视曾家岩中共办事处，便是利用开设在附近的一家小茶馆的老板，这个人当时是那个地区的甲长还是保长我已记不太清楚了。在一般情况下，他们每天派人去找这个人了解一下当天情况；遇到延安方面有新的人来，或者是什么纪念日，以及国民参政会开会期间，就得逐日加派几个人去。他们有时则化装成为小贩之类守在附近，对进出的人特别注意。当时特务们最苦恼的是弄不清进去的人究竟是会什么人。当时规定，凡是周恩来副主席亲自送出的客人可以不盯，周恩来副主席等的秘书送出的人可盯可不盯，而对自己推门进去，出来随手把门带关的人才盯。因为这可以说明是内部的人。由于进出的人都是匆匆忙忙，只能从他们进出的时间写写汇报，内容是很空洞的。
他们对化龙桥红岩村的监视就更加困难，因为那里来往的人多，究竟谁重要谁不重要又弄不清，一些人大都不知道姓名。这个稽查处在这一地区是采用双层配备的办法，除了党政组外，小龙坎稽查所特别在化龙桥设有一个稽查哨，专有几个人住在附近担任这一工作。这个稽查哨的哨长段楚田曾在《新华日报》里面找到一个工人，当时便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内线，结果不久这个人被停止了工作，以后就再没有找到里面的关系了。
他们对郭沫若、田汉、曹禺等的监视，便常利用通远门外一家小牛肉馆。我还特地到这家牛肉馆去看过一次。史良当时住在枣子岚垭犹庄，这里面住了几个军统大特务，由他们的男女佣人，借着和史家佣人们接近的机会去了解一些情况。
这个党政侦察组在情报工作方面是做不出什么来的，因为他们本身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地位，交结的朋友都是不三不四之流。他们在当时的一些民主党派中，也只能找到像青年党、民社党中一般中下层分子，对他们的要求不严，因为军统搞上层活动并不靠他们。除了戴笠自己直接掌握有一批人外，军统还运用了一些设计委员之类的人来进行工作。渝特区也有几十个直属通讯员搞民主党派工作。我在下面再另行写述。军统只希望党政组能做好监视和复查的工作，因为有许多是戴笠或军统以及渝特区方面从一些上一层的民主人士或其他方面得到的情报，而这些人又不能很具体地把问题弄清。有些似是而非的含糊问题，军统当面不便去追问这些人，怕引起反感，只得叫稽查处党政组的特务去进行一次复查，以便查明这些情报的真实程度，所以当时几乎每天都有几件甚至几十件这样复查的东西要查明答复。有的还限定时间，这大多是准备报告蒋介石，或是侍从室第六组批下来的东西。凡接到这类限日查复的急件，有些重要的还得加派督察室的督察去督导进行。
有一次，国民参政会开会之前，有几个国民党的参政员和共产党的参政员经常往来接触，而这几个人事前事后又没有向蒋介石报告。蒋便立刻要军统查明。军统限稽查处两日内查复。两天期限未到，又连续催复，稽查处便连副督察长也派了出去，一连闹了三四天，才把这一问题弄清楚。原来写报告的人把有几个蒋介石指定和中共代表往来的人的姓名弄错，张冠李戴，连蒋介石也着了慌。
党政组的工作当时虽有一定范围，但每个特务对反共反苏却见缝即钻，总是会受到上级鼓励和嘉奖的。当时稽查处有专搞外国人情报的外事侦察组，而党政组的萧志坚在任副组长期间，有一个同乡在苏联商务代表团办事处工作，他不肯把这一关系交与外事组，军统便同意由他保留，每月增加他一点特别费，让他从这个同乡那里去取得一点有关苏联在重庆人员的情报。
稽查处的外事侦察组，名义上虽是稽查处的一个单位，也在处内后进楼房内办公，而实际上是由军统局直接领导，稽查处对人事经费都不能过问，工作更不用说了。这个组先后由孔杰、吴润荪任组长，戴笠还加派重庆市警察局外事科科长刘辉兼任副组长，以便统一重庆的外事工作。这个组还有化名，先后用过毕公仇、毕孔殷，对外称毕公馆。它有一个后门，可以不经稽查处前门进出。
外事侦察组的工作重点是监视苏联大使馆与塔斯社及苏联商务代表团等在重庆的活动，以及与这些单位有往来的中国人；平时是秘密进行，有时也公开活动。
军统所运用的一些做外事工作的高级直属通讯员，如国际宣传处的魏景蒙等也是交由这个组联系，以便相互配合。当时在外交部工作的军统特务如护照科长曾广勋，以及与军统有工作关系的许多人，都与这个组有密切联系。外交部的许念曾去开罗当公使时，还特地请调这个组的组员顾宜华去当他的秘书，以便保持和军统的密切联络。
稽查处的第三个组是社会侦察组，组长戚玉麟，几年间一直没有变动。当时稽查处处长最能控制指挥的，只有这个组。它和军统局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它专负责社会治安方面工作，以办盗匪偷窃案为主，而实际上却是专门为稽查处搞搜捕工作。稽查处逮捕政治犯、刑事犯，都是由这个组担任，审讯政治犯时的用刑，也调这个组的组员协助。它与前两个组工作性质不同，整天得有人在家轮值，随时准备出动。
这个社会侦察组有五六十个人，大都是流氓帮会袍哥出身，极少数是军统特训班毕业学生，其中有一部分是从武汉稽查处转来的。这批从武汉稽查处转来的人员，对从武汉跑到重庆的小偷扒手等颇为熟悉。当时重庆警察局侦缉队虽也是军统所掌握，但彼此在工作上为了抢生意，时常发生摩擦。特别是武汉来的那帮盗匪扒手在重庆作了案，警察局侦缉队没有办法破案，即令是找到了线索，稽查处每每暗中包庇。相反的，警察局侦缉队掌握的一批当地的盗匪，稽查处要逮捕时，也往往遭到侦缉队员们的阻挠，双方为此常常闹到军统局去。
稽查处对人民危害最多最大。我曾多次听到一些人说：“只要当上一年的稽查员，拿去枪毙了决不会冤枉！”我在当督察长时，经常处理这个组的稽查员在外乱搞的案子。我曾向戴笠报告有关情况，但是戴笠认为这些人熟悉情况，对军统在重庆搜捕人犯很出过一些力。戴笠说，只要不闹出大乱子，个别人出事办个别人就行了。
这些人作恶的程度，真可说是骇人听闻的。我只举出其中一个叫车重光的中尉稽查员为例，便可看出一般来。这个人在查旅馆房间时，发现有一个从东北到重庆投亲不遇的年轻女子，积欠房饭钱很多。他便以帮助她解决生活问题为手段将她奸污，后来又逼其为娼，而平分其夜度资。她后来遇一东北客人，向其倾诉，那客人向稽查处检举。我曾亲往了解，确属实情，但是稽查处处长不同意惩治车重光，还为车说情。因为车很会找女人，常常替许多大特务拉皮条。这个车重光后来又与冉家巷一个小饼干厂老板娘姘上，居然用药毒死这个女人的丈夫，将饼干厂据为己有。
当时在重庆检查旅馆客栈的单位，除稽查处外，还有警察局、侦缉队和宪兵。他们轮流着在旅馆客店中穿梭一样此去彼来，弄得旅客半夜都不得安静。直到抗战末期，才组成了统一检查组，由各方派员会同进行，流弊才少了一些。
军警宪等单位争着搞检查旅客的勾当，是因为可以趁机敲诈勒索。有的人暗中带上鸦片烟或手枪子弹一类的东西，借口抄查而悄悄地放进旅客行李中来栽赃，进行勒索，不称意便把人带走。这些特务机关抓人根本不用什么手续，想要抓哪个就可把哪个抓走。
旅馆客栈遇到这类事情，有时或多或少要担一点风险，所以也有一套防范办法。那时宪兵去检查时都穿制服，每当他们在旅馆门口出现时，茶房便故意大叫“王四心先生在不在家？”或“王先生有客人找！”这类呼喊就是暗号，以便让那些正在吸鸦片、玩妓女或赌钱的客人好准备一下。宪字的繁体写法是宝盖下有王、四、心三个字，他们便拆开来叫。至于那些便衣特务去了的时候，只有等检查开始后，才设法临时去通知其他旅客。有些旅馆中的工作人员和特务勾通一气，那是助纣为虐，彼此分肥。
这些检查旅馆的特务，当时竟有权开枪打死旅客，有次竟闹出了打到“自己人”头上的笑话。那是从上海逃到重庆的一个军统特务叫谢志盘，是军统大特务谢力公的弟弟。他是唐绍仪的亲戚，军统利用他和唐的关系将唐暗杀后，在逃出上海时神经上弄得太紧张，到重庆还是疑神疑鬼，整天坐在旅馆不敢出去。检查旅馆的特务起了疑心，便趴在窗子上去看，他立刻开枪，特务们也马上还击，一顿乱枪将他打死后，才发觉原来是错打了“自己人”。
社会侦察组的特务本来不管政治方面的事情，但他们在外乱来，往往什么都干预。有一次，国泰电影院上演应云卫导演的一个话剧，少给了他们几张戏票，他们便去找麻烦。国泰经理夏云瑚把政府发给的许可证拿出给他们验看，还是不行。他们假称接到密报，说演员的台词与审查时不同，有意讽刺政府，因而不许上演。当时观众已满座，还是不准把帷幕拉开，急得应云卫没有办法，亲自向他们说情也不行。那次恰巧我去看戏，看到时间过了20多分钟还不开演，便出来打听是什么原因，只见应云卫满头大汗正在同这个组的组员张××、严××、王××等说话。我一问就知道他们是在有意为难，因为这些事根本不归他们管。这几个人连字都不认识几个，还记得清什么台词。我便说，我是特意去听听看有没有问题，要他们先回去。这样，总算把幕布拉了开来。
稽查处还有个特务队，由季缕当队长，有30多个队员。这批人本来只是担任警卫和看守人犯，都是士兵待遇。但他们每人都有一套便衣，下班以后，便在市内胡作非为，有时跟在一些稽查员后面去充打手，其作恶也不下于稽查员。
稽查处的外勤单位有十多个稽查所和30多个稽查哨。这些稽查所的权力特别大，它们可以任意检查旅客，搜查住宅，扣留车船，查封仓库。当时尽管有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而且由戴笠兼处长，不准其他单位自行设置检查机构，连宪兵也统一起来，可是却准许这个处仍保留所有的检查机构。
当时设在朝天门糖业公会楼上的水上稽查所，对来往船只和旅客进行检查，而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也设有水上检查所，两个单位执行同样任务。这个认为可以开船了，那个说还不行；那个说要停下来，这个又同意放走。这两个所扯皮闹意见不要紧，弄得轮船上的负责人无所适从，双方都不敢得罪。而更受苦的是旅客，挤在船上夏天热得发昏，冬天冷得要命，等这个办完手续再让那个来一套。戴笠明知道这些情况也不加以制止，反而默许这样做。他认为这样彼此牵制，可以少发生问题，倒霉的反正是旅客，与他无关。
最突出的是一些统一检查处不设所哨的地方，稽查处却单独去设立，戴笠也不予取缔。要是那些不属于军统的单位那样干，他是不会答应的。两路口稽查所在黄沙溪河边设了一个稽查哨，专门检查川江内来往木船，所有木船经过一律要靠拢检查。在江中顺水而下的不知这里设有检查所而没有停航时，他们便开枪叫住；有的听不见，他们就直向船上打枪，或派小船追上去，连人带船扣上十天半月。他们以检查进出市区船只和旅客为理由，对一些货船进行种种勒索，每每命令将整船货物卸下来一件件检查，然而，给了点钱就又可以完事。来往的货船都懂得这一套，不论运什么都得送他们一些，否则便被留难。有一次，由于货船没有“纳贡”，哨所的特务还把一个押货的商人推下水中淹死，船上的其他人虽亲眼看到这一暴行，却都具结证明是商人“失足落水”。我去这个哨所检查，连我也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一共不过五六个人，而橘子、广柑却堆满半个房间。他们当时回答我是别人寄存的，后来一问原来是每个船送他们几斤，只要一两天就有那么多。他们除了分送稽查处股长以下人员一部分外，还分一半到稽查所。这样，大家都认为是当然的外快，久之就习以为常了。
当时南岸稽查所除了在海棠溪设有一个哨检查上下汽车的旅客外，还在一品场设一个哨和统一检查处的一品场检查所同时担负检查车辆和旅客的工作。他们还在黄角垭设立一个哨，监视住在那里的一些东北籍的进步人士。青木关当时是重庆通往西北的第一道关口。中共和八路军人员经常往来经过，稽查处也在这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地方设一个所，与统一检查处的青木关检查所一同担任检查工作。这个稽查所还在北碚设立了一个哨，专门担任对北碚一些大专学校中进步师生的监视；遇到必要时，也临时在北碚车站和轮船码头实行对旅客的检查。
我在稽查处工作时，曾两次去江津稽查所视察，去的目的主要是因为陈独秀住在那里。这里，我顺便提一下陈独秀的情况。在陈未被捕以前，蒋介石曾悬赏十万元捉拿他，逮捕以后，才完全明了他在共产党中已成反对派，有些懊悔，觉得不该抓他。那个出卖陈独秀的谢××，以后在军统当特务，还有人常常讥讽他，说他出卖了陈独秀不是替国民党出力，而是替共产党帮了忙。
陈独秀被捕后，关在苏州模范监狱很久，国民党企图利用他，抗日战争开始后怕他住在苏州不安全，便将他送到老远的大后方去。行前，南京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都和他见了面，还安慰了他一顿。以后他住在江津，行动上还算自由。当时江津稽查所主要是监视去见他的客人，而对陈却比较客气。我去见他以前，戴笠曾嘱咐我，可以了解一下他的生活情况，千万不要刺激他，因为留下来还大有用途。
陈独秀
我到江津去看陈独秀，都是由稽查所长李杰川陪我一同去。陈了解我的身份后，一谈便是一两小时。他认为共产党应当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活动，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中国共产党不可能独立活动，应当依附于国民党。他特别对蒋介石称赞备至，认为没有这样一个人来领导全国抗日，中国只有亡于日本。陈的这些话，我当时都感到奇怪。江津有一个从安徽迁到后方的中学，那中学的教职员也有些人常去听他谈话。他的确对这些人起了不少麻痹作用，毋怪他能得到反动派和特务们的嘉奖。
我第二次和陈独秀谈话时，他更劲头十足地大肆批评共产党的领导人，好像只有他才有资格领导中国共产党，其余的没有一个是对的。他说的话，对许多和我一样顽固的人，是很感兴趣的。我每次把他和我所谈的话向戴笠反映时，戴也称赞他是共产党中最明大体的杰出人才。由于这些原因，他在江津的几年中，经常有不少国民党官员去探访他，每个和他谈过话的人都对他印象很好。
在国共合作的抗战期间，稽查处秉承蒋介石的意图，坚决执行反共政策。虽然当时对公开在重庆的共产党员不敢逮捕，但对一些从事地下活动的党员，几年来一直是尽全力搜捕的。稽查处遇到办共产党的案件时，总是特别紧张，全力以赴。一次，南川稽查所所长程传洛，密报有一个共产党员混在南川空军某机械厂工作，被发觉解职，但仍在南川活动。于是，副督察长刘国宪立刻带领六七名特务于夜间前往捕回，略加讯问即解送军统局处理。涪陵稽查所长胥××（后改名胥××）曾破获共产党案两起。在被捕者中有个女教员姓傅，是司徒雷登的秘书×××的胞妹，被胥奸污后与之结婚。当时戴笠早有明令，在抗战期间禁止特务结婚，不少军统分子因触犯禁令而被判徒刑，而胥却独得允许。原因是他能使一个女共产党员公开脱党，不但可以将功抵罪，而且应当奖励。在重庆市区内，先后在储奇门码头、江北寸滩等处，逮捕的共产党员有五六起，都是立刻解送军统局。民主人士被捕也不少。南岸文峰塔下被秘密逮捕的一个民主人士（姓名已忘），在稽查处被特务们打得周身青肿后才被送到军统局。
稽查处除了反共反人民外，另一重要任务是保护四大家族和国民党的达官贵人。陶一珊当处长时，知道蒋介石经常从重庆乘汽艇去南岸，他除了经常派有稽查员在蒋介石专用的轮渡码头去暗中保护外，还常亲自前往执行这一任务。有次蒋介石在敌机夜袭时匆匆过江，他便跑到码头上指挥布置戒备。孔祥熙在南温泉虎啸口山顶上有座别墅，经常在那里举行宴会舞会，南岸稽查所便特地在那里设一个哨担任警卫。
那时孔家的副官、便衣警卫、汽车司机等，都佩戴有一个“”字证章，抬轿的轿夫则在背心上有一个蓝地白字碗大的“”字，使人一见就知道是孔庸之（孔祥熙）家的家丁。这群如狼似虎的仆从们，依仗主人势力横行不法，动辄打人骂人。有的游人不知道那个风景幽美的名胜地区住有一位这样的国戚皇亲，往往爱在那里拍照片。这些仆从发觉之后，会立刻命令将所拍的底片全部曝光，甚至加以打骂。有次中央训练团副教育长宋希濂，虽然全副戎装佩戴中将领章，和几个高级军官一道在那里拍照，也被他们制止，并因此发生争吵。
有的游人常被这些仆从指为汉奸，说是偷拍轰炸目标，除打骂之外，还要关押起来。这个稽查哨是这些豪门的鹰犬，随意欺压人民群众，只要是孔家送去的人，不管有没有不轨行为都不由分说收押起来。孔祥熙的第二个女儿有几次举行舞会招待美军，正遇天旱，花溪水少，南温泉的一座小水力发电站所发电力不足，她便命令将镇上所有商店住户用电的电路关闭，把全部电力引到她家中去。这些装电灯的人家被迫停电，而山头上孔家却灯火辉煌。有人知道是孔家举行舞会，便背地里大骂孔二小姐。有的被这些仆从们听到，便不由分说抓起送到稽查哨。那天我正在南温泉休假，哨长张中恒来请示，说孔家送来几个人要他送重庆关起来，问我怎么办？我想，连我们处长都得听孔家的话，我不能给处长添麻烦，便说当晚无车押送，稽查哨又关不下，可不可以当场给他们处分一下以资警告，以免再乱说。张中恒去问了孔祥熙的侍卫长，得到他的同意，由张每人打一顿手心开释。这些被打的人心中虽然气愤，却知道这是从轻发落，因为送到城里就不知要受到什么处分了。
当时稽查处的特务们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但对豪门权贵却又得卑躬屈膝。我亲眼见到陶一珊对孔令俊（孔二小姐）的那一幕丑剧，至今未忘。有一天陶亲自开车，于夜间带着我和几个稽查员去白市驿飞机场处理紧急案件。我们的车经山洞附近时，对面开来一辆轿车不关车前大灯，一直向我们的车迎面直闯。陶一再用开灯熄灯向其示意，对面的车也不理会。陶一贯横行霸道，开车一向不肯让人，遇到这种情况，他自然不服气，也立刻把大灯开亮逼着过去。两车紧紧顶在一起之后，陶立刻跳下车去想训对方一顿。我坐在车前看得很清楚，对方开车的是一个身着男人服装、歪戴着帽子的年轻人，听到说话才知道是个女人。她把头微微仰着，用一种极傲慢的口气向着陶说：“我道是什么了不起的人敢这样，原来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少将！”陶听了气得面红耳赤，正待发作，恰好重庆警察局长唐毅的车子也赶来停在旁边，唐跳下车立刻恭恭敬敬地向她敬了一个军礼，并马上向陶介绍，“这是孔二小姐！”她哼了一声便问唐：“这家伙是什么人？”经唐向她说明后，她竟用命令一样的口吻向唐说：“今天我还有事，来不及问他，明天你带他来见我！”陶回到车边，口中虽然硬了两句，经唐劝他快让路，他便和我换了个位置，要我开车。他坐在我旁边，一路上一语不发。当时我们的确都不认识这个臭名远扬的人，因她刚从香港到重庆不久。第二天，唐果然来邀陶一道去向她赔礼。事后虽然不少人骂陶是“软骨头”，但他回来后却若无其事。
1941年秋间，敌机经常轰炸重庆，有一天天刚亮，我起了床，军统第二号大头目郑介民冒雨来到稽查处，从怀中掏出一封信来交给我，说：“现在居然有人写信去骂夫人（宋美龄）。夫人看了大发脾气，限你们三天破案，对写这信的人一定要逮捕起来严办！”我当然答应遵命办理。
郑介民走了以后，我立刻找人来研究。原来这是一封匿名信，大意说：他是一个小商人，捐过几次航空救国捐，希望政府买飞机抵抗日本。听说买来的飞机破烂不堪已不能用，钱都是主要负责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进了腰包，以致弄得敌机天天来没有法子抵抗。他经营多年的一家小商店也被炸光，儿女也被炸死，非常痛恨，所以写这封信出出自己的怨气。
这封信不知怎么落到宋美龄手中，她竟下令把写信的人抓起来严办。我们仔细研究以后，认为黄家垭口一家被炸的商店老板嫌疑很大，只是他家被炸后搬到什么地方弄不清楚，经过半天的搜查，便抓到有关的四个人。以后经几次刑讯与查对笔迹，完全证明是他们写的。他们写那信的原因很简单，确如信中所写，出于气愤。
三天期限未满，郑介民亲自跑来问了两次。他很高兴地把这一结果向宋美龄去回复，宋指示一定要严办。卫戍总部军法处把其中一个写信的判了15年徒刑，其余三个也以同谋罪判了轻一点的刑。由于稽查处说明这是“奉蒋夫人亲自交办”的案子，所以判得很快。结案以后，有天郑介民带我去见宋美龄，向她报告办理与判处徒刑的经过。她听了很高兴，立刻拿出一对派克金笔给我，算是办理这案的赏赐。四个人的徒刑，十多年的冤狱，换得一对水笔和几句奖励。这足以说明特务们是如何忠心耿耿地为豪门充当鹰犬！
稽查处一成立就以肃清重庆的汉奸做幌子，每个处长上任也公开指明这是第一任务。但几年间，不但没有逮捕过一个真正汉奸，而且暗中却在保护汉奸，甚至由汉奸特务来当副处长和处长。陶一珊任处长时期的副处长，以后继陶而任处长的廖公劭，以及廖任处长时保荐的主任秘书叶燕荪，都是有名的汉奸。廖公劭是汪精卫政府政治保卫局华南局的局长，他的叔叔廖越万是汪伪政治保卫局杭州局嘉兴支局局长，父亲廖家驹、弟弟廖公助，也都是在汪伪政府中做官，真是满门汉奸，却得到戴笠的信任，要他来负责战时陪都的治安工作。最为一般人不理解的，是廖公劭任处长时推荐任过汉奸县长的叶燕荪当主任秘书。当时戴笠对廖的信任，远远超过了对陶，这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异常奇怪了。
我任督察长时，廖刚到重庆，便接何龙庆任副处长。他经常陪着一些操江浙口音的奇怪客人去见戴笠。最初陶一珊还疑心是在捣他的鬼，想抢处长当，以后廖当了处长，我当副处长，他还是经常与一些鬼鬼祟祟的客人去见戴笠和毛人凤，这才使我感到有点奇怪。以后我调进军统局当总务处长，有机会去招待这类怪客，才知道他们原来是从南京、上海等地来的，都是任援道、周佛海等大汉奸派遣的代表们。这些不折不扣的汉奸能在稽查处长的陪伴下去见戴笠，那又有谁敢去动他们一下！所以抗战几年，重庆军警林立，特务遍地，而从来没有破获过一个真正汉奸机关。
问题很清楚：不是重庆没有汉奸，而是汉奸来到重庆却是治安当局的贵宾，自然没有人能去抓他，可是当时每天却也抓到一些所谓汉奸嫌疑者。说来真是可笑，当敌机轰炸时，偶尔有人因为感到躲的地方不安全想换一个地方，便在寂静无人的街道上匆匆跑过，如被军警或特务挡住了，身上搜出了被认为带嫌疑的东西，便难免吃一顿官司，每每弄得有冤无处申。据说用镜子利用阳光向上空照射，便可指示敌机轰炸目标。根据这一条，如人证俱获，则有口难分；加上屈打成招，最后只能军法从事。治安当局可借此向上级请奖，向老百姓表功，他们又杀了一个“汉奸”！还有些人在夜间躲警报，时间久了，敌机又没有来，便偷偷地抽一口香烟，这也会被诬作汉奸指示目标的铁证。总之，一些不留心的行动和语言，以及无意中带了点犯忌讳的东西，都随时随地有被指为汉奸的危险。否则在战时的陪都，那么多的军警特务，不抓到几个“汉奸”，那又怎能交代！所以一些糊里糊涂的替死鬼，一直到临刑都在大叫冤枉，而那些真正的汉奸，却正在权贵的朱门中酒酣耳热，举杯痛饮。
我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曾去找一些空军朋友们问过。他们认为白天举烟，夜间点火，的确可以指示轰炸目标；但一面刮脸用的小镜子的反光，或一支香烟的火光，在高空的轰炸机上的确很不容易看清楚。但是部下辛辛苦苦抓来的“汉奸”，上级天天要找的替死鬼，明知是冤枉，也只好动刑逼供，谁也不敢冒着自己的前途来讲一句公道话。
记得有一次一对从江南逃到重庆的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小孩在南岸铜元局兵工厂附近乱坟堆里躲警报，因随身带的一个热水瓶不慎打破，小孩拿着打破的水瓶胆在玩，阳光照在破水瓶胆上，发出了一道道白光。恰巧这次敌机在这个兵工厂附近投了几颗炸弹，南岸稽查所的特务也躲在附近。他们到处搜寻，发现这对夫妇身边有这些发光物，便不由分说断定他们在给敌机指示目标。特别是当他们进行搜查时，又发现小孩颈上有一根红头绳穿着三个铜钱挂在胸间，这一下他们认为是人证俱获。当所长曹万道把这三人解送到稽查处时，这个女的再三解释小孩身上带铜钱完全是家乡一种迷信，而热水瓶打破的确是无心，也没有料到敌机会到那里轰炸。但是南岸所的特务硬说亲见他们在敌机飞临上空时才把水瓶打破，以水瓶胆当镜子指示敌机炸兵工厂，而且已承认了这一事实（其实是屈打成招）。不久，卫戍总部打电话来查询，因为这一类案件军统局不要，我只好根据南岸所的报告将这三个人解到总司令部去。不到十天，这对夫妇就被加以汉奸罪名而枪决了。在那几年里，不知多少人被糊里糊涂的枪毙掉。
可是又有另一种情况。特务们在三斗坪前线发现一个可疑的人，由湖北方面一直跟踪到重庆，这人名叫江××，是汉口一家很大南货点心店汪裕霞的少老板，他受日本人派遣到重庆活动。但他一到重庆，马上去见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稽查处的特务看到这一情况，立刻解除了对他的监视，而让他自由自在地在重庆活动，再也没有人敢去碰他一下。
由于在反共方面表现不力，戴笠经常要找稽查处的人去训斥一顿。当时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无法制止《新华日报》在重庆发行。蒋介石对这张报纸恨之入骨，一直希望通过用特务手段来限制这张报在群众中发生力量。戴笠每次找我们去谈这个问题时，我们几个人总是面面相觑，无词以对。他便骂我们是饭桶，不尽心尽力去完成“领袖”交给的任务。
其实，稽查处从稽查员到处长，莫不把这张报看成“大仇”。每次我们指使一些稽查员运用他们的助手们，对报童殴打一次之后，总以为第二天会看不到再有报送来，可是第二天一走进办公室首先就看到它。因为它发行比别的报纸都早，又是单独有专人送，稽查处看别的报几乎都是送阅不用花钱，只有这份报是花钱订的，科长以上都有一份。有一次，陶一珊在戴笠面前夸口，说已经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不使它再在重庆市露面。原来，他是叫稽查员分别在各要道路口带着一群流氓打手除照常殴打报童外，还把报童手上的报纸全部抢走。可是，当他正在打电话向戴笠报告时，而传达兵却把报拿了进来。他气得对这个传达兵连打带踢地赶了出去。电话刚搁下，戴笠的电话马上来了，陶一珊的脸色立刻变成惨白。我正在他旁边，他便轻声叫我去接，说他刚出去。我接了戴的电话，果然是在他那里也发生同样情况，仍旧收到了当天的那份报纸，不过比平日迟了一些。戴笠在电话中的责骂声很大，陶坐在旁边几乎发起抖来。最后，戴还是叫我们去他那里，当面又严厉训上一顿。
1942年，戴笠感到这个处在重庆方面的力量还不够雄厚，又在这个处下成立一个侦察大队，派王会云为大队长、刘耀为副大队长，强占民生路一家旅馆作为大队部。这个大队有200多人。大部系由军统调去，少数则由稽查处特务介绍。
戴笠成立这个大队的目的是害怕重庆方面发生暴动，没有力量镇压。因为稽查处遇有紧急情况时，全部出动也不过200多人，这个大队名为侦察，实际上大部分人员等在队部里整装待命，只有小部分出去活动，夜间经常保持能随时出动100人左右。戴笠经常打电话来问能马上集合多少人，我们以为有什么紧急事，结果他只是查问一下。当时他经常提心吊胆，生怕重庆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示威游行一类的事情，会来不及对付。这是在大队成立之前，他亲自向我和陶一珊讲得清清楚楚的。但以后在军统的纪念周上，他却说得非常好听，是怕日本人趁空袭时大家躲进了防空洞，而派空降部队占领重庆，所以要这个队的人随时准备应付这类非常事件。
这个大队的队员，每人都配发有一支很好的手枪，并叫他们经常练习实弹射击。以后戴笠又规定每天要轮流派人到市区去秘密巡查，特别是遇到有群众集会的时候，更要大批出动，暗中进行监视。戴笠总是感到在重庆的特务还是太少，按照他的意思，这个大队应当扩充到300多人。因为选择人员的条件较严，不敢随便找人，而军统训练班训练出的学生每年虽有几千，还是不够使用，所以一直没有足额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