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军统特务在重庆的罪行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便率领他那个政府逃到重庆。这个被称为战时的陪都，不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也是军统特务机关的局本部所在地。在抗战期间，军统特务集中在重庆的最多时达2万多人，而外围分子和外勤特务“跑二排”（即外勤特务所运用的助手）的，为数也在2万以上。他们整天在干着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蒋介石与戴笠

蒋介石设立军统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对付共产党与镇压人民和排除异己分子。当他被迫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时，军统特务组织的作用便更为他所重视。因此，在抗战期间，军统组织大肆发展，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越来越受到他的宠爱。当时的军统除了忠实地执行蒋介石反共重于抗日的一贯政策外，同时也是蒋介石搞“曲线救国”——勾结日伪、联合反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这里，我只把军统特务执行蒋介石枪口对内的有关问题做一个概述，有关它与日伪联合反共的种种罪恶活动，准备将来在写其他资料时再写。

戴笠于1938年正式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长以后，最初内部只有四个处两个室，内勤只100多人，外勤不到2000人；逃到重庆后，内部扩充到十个处，另有十多个与处相等的室、区、组，还有几个委员会，内勤达到1000多人，外勤增至5万多人。仅仅在重庆一个地区内便先后举办过各种形形色色的30多个特务训练班。例如专门担任邮电检查工作的特种通讯人员训练班，和专搞军事情报的谍报参谋训练班，每期平均四五百人，每班都办过六七期。而平均人数每次200左右的短期训练班，竟办过十多期。其他一些班至少也都办过两期。这些数以万计的各种特务学生，在戴笠亲自培育下，都很快成为军统的骨干分子，从这里分布到全国各个地区。

戴笠企图把重庆布置得同天罗地网一样的严密，但他的那些徒子徒孙却远不能实现他的理想，因此叠床架屋的机构不断增加。尽管如此，而在工作上还是漏洞百出，时常感到顾此失彼，经常遭受蒋介石的责骂，人民对此更是怨恨冲天。

当时每一个从外地进入重庆的人，不论是从天空、水上、陆路去的，首先便会碰到那些检查人员讨厌的脸孔来麻烦你一番。你从重庆寄出的信件或收到外地寄给你的函电，也都得先经过特务们偷看一下。一个被认为要注意监听的电话号码，你只要一接上，便会有人插入听筒在窃听你的谈话。住在旅馆中，更是一批又一批的检查人员会打搅得使你睡不安宁，盘问到你讨厌极了。当你走到中心地区会仙桥一家最大的中西餐馆皇后饭店，准会看到那个饭店的一个老板在贼眉贼眼地打量着你，这便是军统大特务许忠五。他不但开了饭馆，还在打铜街口开了一家园园舞厅。在那里服务员和舞女都得向他反映情况，为他搜集客人的材料。邹容路有名的四川餐馆新味腴和民生路的味腴餐厅，老板当中便有一个是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沈夕峰。新味腴隔壁另一家有名的川菜馆凯歌归，虽为黄埔一期毕业的李岳阳集股开设，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常去的地方，但已和军统打成一片，成为当时特务活动的一个地区。其他餐馆的老板们与特务大都勾勾搭搭，互通声气。庆余堂老板郑鸿福在林森路开设的鸿运楼，和在都邮街附近开设的麦利西餐馆，更是和特务们自己开的一样方便。连当时重庆最大的一家胜利大厦的一些服务员当中，也有特务们的“二排”经常活动。通远门外两间茅屋凑成的一家牛肉馆，因为许多文化界名人常去光顾，也成为特务注意的地方。

如果一个稍有社会地位的人到了重庆，而为一群新闻记者包围的时候，其中总会有不少伪装的记者混在其中向你问长问短，想从你身上找到一点材料。你有病想去找找医生，一定有人说石灰市的南京名医张简斋是中医中首屈一指的。而他的周围不仅整天有特务往来活动，到他吸鸦片烟的时候也有人陪他聊天，打听情况。比张差一点的陈逊斋，看病的虽不如张那里拥挤，但他同样是稽查处的顾问和义务情报员。以中医兼西医著名的张××，也接受了稽查处的延聘，成为该处的医务顾问。

在当时的许多医生当中，要算住在忠烈祠街的南京眼科医生魏光财最为突出了。他不仅充当特务们的义务情报员，还自掏腰包请特务代购了一支手枪，成天挂在腰间。每遇特务们去搞搜查逮捕时，他总希望能亲自去参加。只要有人叫他去，他会把诊所中的病人丢下不管，而说一声有急病出诊，便兴高采烈地跟着走的。特务们认为他是外行，往往只派他担任一些把守前后门或看守人犯的工作，他也很乐于接受。执行任务回来，他还掏腰包请特务们上馆子去吃上一顿。

军统为了搜集搭乘飞机的旅客照片，特地在市区珊瑚坝飞机场马路边开设一家飞虹照相馆，这是由军统摄影师王文钊带着他的助手侯飞鹏主持的。以后扩大业务，在重庆举办市民身份证时，便以“当日可取，价格低廉”等大肆号召，往往以不赚钱来和其他照相馆抢生意。这种廉价照片拍了以后，在特务机关的档案中便会增多一些资料。

抗战时期重庆盛极一时的拍卖行，军统也乘机去控制。军统直接领导的重庆经济情报组副组长方圆，便在保安路川盐一里隔壁开设了一家安利拍卖行，作为他工作的掩护和与同行联系的公开职业。其他公开特务机关如稽查处侦缉大队等也都插手到各拍卖行。他们表面上以防范盗窃物品混入拍卖行，实际上是着重注意寄卖人的姓名身份和住址，遇到必须调查的人，便可利用这个关系去接近。据我所知，民生路的均益拍卖行、邹容路的大陆拍卖行等几家规模大一点的都与特务们有往来，否则特务们会随便借一个机会弄得这些老板们倾家破产，还下不得台。

当时一些稳健点的人，无事连朋友都不敢去多看，因为每个机关都有军统调训过的防谍人员在监督着机关的同事，如不小心，不但自己会遭到一场无妄之灾，而且往往祸及亲友。因为这些被调训过的“外围分子”，没有一点工作表现便会遭到停职处分，所以昧良心是常有的事，一年半载总得找一点事来维持自己的饭碗。当你走进学校去找人时，一批批的职业特务学生会想方设法来了解你和亲友们的谈话内容。

当时一个被特务所注意的嫌疑人物，无论走到哪里，总会有人对他另眼相看。有些人发觉出门时老有人在暗中跟随，而想要摆脱这些魔影时，总以为能找到机会抢先几步跨上一辆刚要开动的公共汽车，将尾随的特务甩在后边，便很安全了，谁也没有料到那些整天在公共汽车上担任查票或售票的人员会和特务是同道的。当你高兴地在车快开动时敏捷地跳下汽车时，这些查票员或售票员会将你又指示给在车站附近的另一些特务，继续来对你进行“盯梢”。总之，在当时的重庆，只要你的言行稍有点进步，那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上这些瘟神来找你的麻烦。

照理来说，在抗日战争期间，陪都有这么严密的防范，总应当很少能让汉奸混入，而且也应经常听到破获汉奸的案件。可是事实上从上海、南京、武汉等沦陷区来到重庆的大小汉奸，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没有一个真正的汉奸落过网。而经常闹人满之患的军统监狱中，却囚禁了成千上万的真正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这便是当年军统忠实地执行蒋介石枪口对内，更加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最具体的铁证。

我在重庆有六年多，先后担任过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和副处长，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处长。下面我只简单地把军统在重庆的一些单位的组织和活动情况谈一谈，便可以看出抗战期间军统在陪都究竟干了些什么罪恶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