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织与人事情况

抗日战争以前的几年中，军统一直特别重视上海地区的工作，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中共中央曾设在上海，从这里领导全国的党组织进行了多年的革命斗争；其次是由于各民主党派与进步社团以及反蒋人士等，利用上海租界为掩护，进行过各种各样的反蒋活动。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成立时，蒋介石所交给的两大任务，一是反共，一是排除异己，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

我于1932年离开学校参加军统即在上海，先后担任过上海区的交通、情报组长、助理书记，又兼任过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督察及行动组长等职，直到1937年抗战发生后上海撤退时才离开。因此我对军统这几年在上海的组织人事及各种罪恶活动有相当了解，而且不少是自己亲身参加过的。军统在这一段时期中在上海的活动表现得最凶狠残暴，戴笠也由于这一时期在上海有过不少“成绩”而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宠信。

1932年4月1日复兴社特务处（对外又称军委会特务处）成立之前，戴笠早就派有翁光辉、陈志强、王昌裕等人在上海从事活动，戴笠本人也经常去上海，不过没有正式组织名称。1932年以后，才成立上海区，由翁光辉任区长。翁为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浙江人，曾在海军方面工作多年。翁任区长时，区部组织很简单，只有书记一人，司书、事务、交通各一人，下面也只有三个组：第一组组长陈志强，上海人，军校三期毕业，一向在上海搞流氓帮会；第二组组长王昌裕，广东琼州文昌人，军校五期毕业；第三组组长徐昭骏，四川人，军校三期毕业。当时在上海的内外勤特务总共不过30多人，一般工作都只做做情报。蒋介石希望这些特务能打入中共在上海的组织，结果连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都没有得到一点消息。戴笠在以后多年中对在上海的特务们讲话时，常常承认这是军统最为失败的一件事。

翁光辉任区长不久，因他拟将一项重要中共情报不通过戴笠直接送与蒋介石，被戴发觉扣留，撤去区长职务，改由杭州和南京特训班教官余乐醒为区长，并将上海区扩大为华东区，增设了第四组和行动组。第四组全部人员均为杭州特训班甲班刚毕业的特务，组长为张人佑，浙江温州人，组员有程慕颐、倪永潮、方元勋、应志春、应怀宝、石仁宠等十余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副组长王克全，组员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十余人，大多为杀人越货的惯匪。这个组受双层领导，暗杀工作由戴笠和南京总处直接指挥，有关在上海地区的绑票与秘密逮捕等项活动则受区长领导，人事、经费等亦直属南京。

1932年秋，余乐醒任区长时化名为金鸣三，南京特务处化名则为杨柳青。余系湖南醴陵人，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后曾去苏联学过政治保卫工作，戴笠对他寄以很大希望。当时华东区可以领导上海、浙江、福建、徐州等地区工作，但事实上除上海几个组肯听区长的话以外，其余几个单位根本不愿接受区的领导，因此华东区有名无实，没有好久便又改为上海特区，专门负责上海地区的工作。当时区部组织仍很简单，情报多的时候，除区长外，区书记邓志英和我都得帮同司书陈拔萃来抄写密写信件。最初密写的化学药水很简单，以后才渐渐复杂一点，到1934年改由南京派交通每日来取情报，才停止用药水抄写和邮寄。

当时四个情报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基本特务，任务是想方设法打入中共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以及担任监视蒋介石交下来“应予监视”的反蒋人士的工作。因此情报组的情报反而不很多，而主要来源却是依靠由区所直接掌握的“直属通讯员”。这些人大多是各方面向戴笠或区长推荐的，有的还在试用，有的则成为正式的通讯员。这种直属通讯员有30多人，都是有固定的公开职业，与各方面关系较多。他们搞特务活动最初是兼差，慢慢才变成专业。他们一般都是由区长、书记和交通去联系，其中绝大多数是靠交通联系；特别是一些在民主党派中工作或伪装进步的人，他们最怕别人发觉与特务有往来，因此联络时也很秘密。

上海特区头几年只设有一个邮局信箱而没有接头机关，一般都是一星期联系一次，有特别事项便写信寄到信箱去，我任交通时每天都得跑几个地方去取情报。直属通讯员必须与区长见面时，彼此都有些准备。区长怕他们靠不住被出卖，约见时往往先由我传达清楚后临时带他们到旅馆开房间或公园茶酒馆去等候区长。有时一再变更地点和时间，甚至见到以后谈了几句又雇出租汽车再到另一个地方去长谈，弄得非常神秘的样子。有些通讯员也是提心吊胆，生怕一次见面后谈得不投机被带到南京去，所以彼此都不愿经常会见。有些通讯员往往半年才和区长见到一次。

南京总处认为有特别重要作用的人，先后任过总处书记长的梁干乔和唐纵、张师等都从南京赶到上海去约谈，遇到这种情况那就更加弄得神秘了。我不但要使双方按时会见，而且还要担任临时的警卫工作，防止发生意外事故。有些区部认为比较可靠的通讯员，则不像和有党派关系的人见面那么故弄玄虚，除经常由交通直接去找他们外，区长和区书记也往往直接去找他们联系，但始终不敢把区部所在地和电话告诉他们。

通讯员中，我还记得姓名和地点的，如吴淞商船学校军事教官陶一珊（化名陶式贯）。他是由潘佑强介绍给戴笠的，因为是中央军校的学生，又有公开职务，不会发生问题，当时专门负责吴淞地区社会情报和那里的几个学校方面的情报。

另外还有专做复旦大学学生工作的一个通讯员叫陈绍宗，也是黄埔军校学生，曾在复旦担任过军事教官。他离职以后，戴笠便叫他在复旦后门口开了一个嘉宾饭店。他用他妻子吴树宾的名字当化名。这个饭店由于得到特务机关的津贴，资本比一般雄厚。陈认识的学生很多，又愿意赊账给学生，所以生意很兴隆。这家饭店有两间小房间，除了供学生们聚餐请客之外，还借给学生开小会和商谈问题。陈便借口义务招待茶水为名，叫他一个十多岁的女儿常常进进出出去听他们谈话。遇到学生们事先关照不要随便进去时，这便无意中说明此地正在商量秘密问题，更成为注意的好线索。他拉拢过不少学生，打进学校中各种组织中去活动，因此情报比较多。后来整个江湾地区的工作都由他担任起来，连附近的女子体育学校、法政大学等都发展了一些学生给他做工作。我每次去总是用买饭票的方式把区部给他的指示夹在钞票里交给坐在柜台上他的老婆，再利用找钱为名取回他写的情报。

当时闹事最多的真茹暨南大学，特务人员除了在附近开有一个咖啡店从事掩护活动外，一些南洋回国的华侨学生也被吸收当了特务。这些学生当时虽然还在读书，却已身佩手枪到处乱闯，经常掏出手枪来威吓人。后来杨虎的一个姨太太还把这个学校的十多个华侨学生如苏振通、刘果庆等介绍给戴笠，送到杭州警官学校特训班去受训练，成为军统的基干分子。

当时还有些地方军阀派在上海的联络人员，他们也替军统做工作。文化界方面，有在上海《大晚报》担任副刊《火炬》主编的崔万秋，以及一向在教育界活动的高巩白等，都是上海区的直属通讯员，我都跟他们联系过。在崔万秋所编的副刊上，张春桥曾用狄克这一笔名写文攻击鲁迅，并要鲁迅给他写回信时由《火炬》编辑部转交。崔万秋多次吹捧蓝苹的文章也是在这个报上发表的。当时崔万秋住在法租界，我每月给他送去津贴80元，有时还有几十元的奖金。我给他送钱和去他家取情报时，曾不止一次见到蓝苹在他家中，但崔从来没有给我介绍过。我去他家时，遇到他有客人的时候，他总是把我领到他家后面的亭子间内，一交一接便走了。他生怕被人发觉，我也不愿与他家的客人打招呼。另外还有些人是担任律师、教授、银行职员、记者以及无业流氓、帮会头子等各色各样的人。

到了1934年间改由吴乃宪任区长，他是黄埔一期学生，因出卖邓演达先生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当时蒋介石和戴笠希望通过他过去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动派叫它为“第三党”）的关系，一方面进行搞垮这个党的活动，同时又企图通过这个党中的少数败类来接近中共组织去做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的阴谋。他当时介绍到军统的第三党人员虽不多，但都很受南京总处的重视。总处的书记长曾多次到上海和这几个人见面，给他们的活动费也很多。这些人的住处我没有去过，他们大都是直接和吴乃宪用电话约好，叫我到什么地方去等候他们给我情报。我常常在约定的时间与地点见到他们时，也顺便把钱交给他们。当时我和这几个直属通讯员很少聊天，因为吴乃宪曾再三叮嘱我少和他们谈话，见面后彼此都很客气，约定的地点总是茶楼酒馆的小房间。他们照例请我吃一顿，往往把情报夹在画报与小说中交给我。我当时还只20来岁，他们大都是三四十岁，老把我看成小弟弟一样，总要叮嘱我不要把东西落掉了。

我在上海区担任交通联络工作将近三年，1933年以后虽已担任法租界情报组长，但还是兼交通，住在区部。一直到1935年兼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督察，才辞去交通职务，由南京总处改派王湘荪为区交通。我在担任区交通期间，与我有过联系的直属通讯员几十人当中，虽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却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干部，只有一两个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戴笠每到上海，对上海区没有办法打入中共组织与拉出中共的重要人员常常发大脾气。有次他找区长、书记和几个组长在四马路杏花楼吃饭，非常生气地说：“这样搞下去，我们工作要垮台。你们怎么连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都打不进去？”当时上海区的历任书记、组长等虽有些是中共叛徒，但在叛变后关系便中断，都没有办法再去发展。蒋介石和戴笠对这一主要工作最不满意，总责怪上海区的各级特务没有尽全力注意这方面的工作。

我在上海将近六年中，据我所知，当时每个特务莫不想尽一切办法来从事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打入拉出工作，但收到的效果很小，总没有像对其他一些民主党派进步团体和反蒋集团那么容易。因此，上海区每年年终总结工作时，老是要受到南京总处和戴笠一顿臭骂。每年年初虽拟好一些对付中共组织的办法，却从来没有一次能够做到过。戴笠经常强调对中共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一再严格要求每个特务不要忘记这是最大的心腹之患，但一直到抗战发生我离开上海时，这方面的工作还是没有“成绩”。为此，区长、书记、组长等几年间也一再撤换。

余乐醒任区长时，区部都是设在法租界内，先后设在辣斐德路、吕班路、西门路等处。当时区部办公费和特别费只有200元，除租房屋和临时与直属通讯员见面开旅馆、进馆子等花去100多元外，剩下的便不多，连买一部好点的照相机都费了好几个月时间才买成。当时特务们胆子很小，生怕共产党进行报复打击，区部除几个组长能往来外，一般组员都不知道区部设在什么地方。每天进出也怕人跟踪，连一部汽车都没有。当时只有行动组一辆汽车，除了做绑票暗杀外平日都不准使用。

吴乃宪于1934年任区长后，区书记改由张师（号行琛）担任。张为中共叛徒，戴笠希望他能在对付中共方面多发挥一点作用，同时还增加了一个区督察陈慈（号质平，听说后来他任蒋帮驻外大使），区部经费也增加到300元。吴乃宪和张师胆子更小，他们把区部从法租界迁到了国民党统治的老西门，以后区部便一直不再迁入租界，总在老西门附近转来转去。但由于当时华界的卫生条件很差，吴乃宪和陈慈则住在法租界环龙路，他们的住处除了我和书记之外，别人都不敢告诉。

张师担任区书记后，对打入中共组织虽仍然没有办法，但他对处理有关中共情报方面有很多的建议，对分析这类情报有些见解。戴笠看中了他，便把他调升为南京总处书记长，遗缺先后由徐进、姚则崇担任，并一度叫我兼任过助理书记。不久，因我的兼职很多，便派郑修元为助理书记。到1935年年初，蒋介石批准把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交与军统，并以吴乃宪兼大队长。从此以后，军统在上海的活动便由秘密慢慢转向半公开，一些逮捕监视工作也交由侦察大队办理，逮捕到的政治犯也不必全部送南京，可以囚禁在侦察大队，初步审讯用刑等也在这里进行。

约在1935年秋冬间，吴乃宪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甬铁路局警察总署长，由王新衡任上海区区长，秦承志任区书记，侦察大队长也交给了翁光辉。从此，军统掌握了这两条铁路警察的控制权。不但南京总处交通科的交通员每人都领到了京沪杭甬铁路局的二等车的长期免费票，上海区的内勤与几个组长乘坐这条铁路的客车也都能免费优待。从上海解送人犯去南京，也得到路警的协助。当时驻在苏州的警务段长韩尚英，便被指定担任协助上海区解送人犯的工作。

王新衡任区长后，内外勤人员均比过去增加，王本人也特别活跃。他是一个中共叛徒，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他又是宁波人，与当时上海许多宁波商人一向有往来，还和杜月笙关系很密切，为杜的青帮组织“恒社”中最受欢迎的客人。他任区长期间，拉了不少留学苏联的叛徒、上海帮会分子、上海邮务总工会以及工商业和文化界方面的人参加了军统。直到抗日战争发生的前夕，他才离开上海，由周伟龙继任区长。在这段时期里，上海区的组织大肆扩充，除原来的几个情报组外，又增设虹口区、闸北区、沪南区潜伏组。还增添了十多个战地随军调查组，内外勤工作人员由原来100多人增到500多人，并添设了大量无线电台。

抗战前上海区的基层组织是几个情报组。我从1933年接徐昭骏任组长，最初叫第二组。第一组组长陈志强。第三组组长王昌裕。第四组组长张人佑。吴乃宪任区长后改为分地区负责，陈为南市组，我为法租界组，王为英租界组，张为沪西组。以后由于各组组员工作路线无法划分，又无形中取消了分区负责制，各自随便去活动发展关系，只把监视工作作了划分。有关法租界内的对中共嫌疑、民主党派人士以及反蒋集团分子等的监视工作，由我这个组担任，而组员自己发展工作关系则不限定地区。我前后兼任组长三年多，所领导过的特务虽只20多人，但他们每个人都有几个乃至几十个“眼线”（助手）替他们做工作，我自己也运用一些关系从事各种活动。

当时这些组员的活动情况兹扼要分述于下：

苏业光，湖南新化人，过去当过共产党，也参加过民主党派。他当特务后，专门搞民主党派的活动，也做新国民党的工作。历任区长都希望他能打入到中共外围组织再逐步深入到中共组织去，结果几年间他在这方面是白费心机，一直没有能达到这一目的。他平日的活动方法，除了满口伪装进步言论外，还经常在人前大骂蒋介石和反动派，也在一些报刊上写写灰色文章，表示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他便是拿这些办法去接近一些进步人士而从事他的特务活动。当时很有些人上过他的当，不过稍久一点他这种欺骗手法便被揭穿，因此总不能深入。

贾谨伯，四川人，他和当时出版界一些人有往来。他的活动办法是伪装同情进步舆论，经常替人携带反动派禁止发行的书刊到华界去，以取得一些进步人士对他的信任，许多不了解情况的人常把进步书刊寄存在他家中。他整天慷慨激昂地愿意替人冒风险，除了因此可以获得一些进步书报传单等当成工作成绩缴送外，还可以从中发现不少线索。戴笠当时对生活书店和内山书店很重视，通过他的关系，曾经给生活书店介绍过一个特务的儿子去当学徒，希望长期潜伏，慢慢深入了解生活书店与中共组织的关系，以及邹韬奋先生的活动情况。以后由于抗战开始，这个打入生活书店的人我便没有再去联系过。内山书店方面因鲁迅先生常常去的关系，特务们一向认为内山书店是日本共产党开的，老想派人打入，但始终没有成功，贾谨伯为此受到过多次的责备。

毛仿梅，《上海晨报》摄影记者。他利用公开的记者身份从事特务活动，同时负责监视当时上海新闻界中的一些进步人士。上海区的特务们从一些民主党派中偷出的文件也由他拍成照片后送还。他所运用的眼线大都是在新闻界工作的人，当时在上海的一些进步的集会都有这些记者混在里面去搞特务活动。

范广珍，是一个在法租界警务处工作多年的华探目。他从当巡捕、包探（上海人叫包打听）到探目，一直是在法租界，不但情况熟悉，而且眼线众多，加上他自己又是一个帮会小头子，所以社会关系很复杂。他虽然参加军统，可是并不肯全心全意为军统出力，他对法国殖民统治者比之对军统更忠实。戴笠也了解他的作风是两面讨好，甚至在必要时宁可牺牲军统关系而投靠法国人，因此对他的要求也不很严，能做多少便算多少，往往只在必要时去用他一下。他的情报数量虽多，可是合用的却很少，尽管他关系那么复杂，但始终没有中共方面的线索可深入，只有军统在法租界进行绑票活动的时候叫他暗中去掩护一下。

阮兆辉，黄埔六期学生，与戴笠是同队同学，原来在南京总处当交通员。戴笠因为范广珍不可靠，而且法租界巡捕房内又必须有自己的基本特务，便叫范从中活动，并以500元活动费给他弄到一个包探的职务。当时法巡捕房的一般包探都是由巡捕中选拔出来的，他没有经过几年巡捕的阶段便得到这个职务。他既是范广珍的公开助手，又是范的领导人。在巡捕房的工作上他得接受范的领导，而在军统工作上范又得听他的安排。因为范不愿多与组长、区长等接近，怕被人发觉，组长便通过阮去领导他，随时转告他要做哪方面的工作。当时阮本人没有什么社会关系，却能很好地运用范的关系来从事一切活动，一年以后，范的一些关系几乎都变成了阮的关系了。这些人虽不能打入中共和民主党派去活动，但对监视居住在法租界的进步人士有很大便利，对在法租界所举行的各种集会也可以公开去进行旁听或混入参加。

周迅予，四川人，黄埔四期毕业。他当时是四川军阀派驻在上海的联络人。他参加军统后一直是搞两面手法，既不愿开罪四川军阀，又想靠拢蒋介石集团。他经常去活动的地方主要是一品香饭店长住的客人谢无量与曾统一那里。谢无量和曾统一这两人住在一品香多年，饭店换了好几个老板，他们却一直住着不搬。他们也完全靠四川军阀接济他们的生活，那里来往的人也以四川人为多。同乡们在一起往往无话不谈，周便可以从中了解到不少情况和线索，再经过他自己去奔走调查一下，便成了他的情报。他是两方面都拿钱，所以有时也得把中央对于四川方面的一些措施和看法向军阀们去反映。戴笠老是认为他不可靠，一再叫我防范他。

罗华，是周迅予的老婆。当时吸收她参加军统主要是利用她监视周迅予。她的工作只是每天报告周的活动情况。不到半年，由于她逐日将自己丈夫的言行和来往朋友具实报告后，上海区再核对一下周的情报，便发现周一贯有欺骗行为，戴笠便命令将周扣押解往南京囚禁。周到南京听到法官审讯时提出的许多具体问题无法抵赖，只好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他一直没有想到竟是他老婆提供的材料。而周迅予被关起来以后，他妻子罗华也完全蒙在鼓里，不知道是自己害了丈夫。她做梦也没想到一个月40元会把丈夫出卖掉。等到周被扣押后，她的工作也没有作用了，军统便将她停职，叫她找到工作路线后再恢复工作关系。不久，她便因接连受到丈夫被扣、生活无着等刺激而精神失常，军统也不再理她，不到一年便倒在马路上死去。一些了解这一内幕的特务，看到这一情况，都很寒心，也随时提防组织上暗中运用自己的老婆来做自己的工作，往往不敢让老婆了解自己的活动，弄得夫妇之间都心存戒备。

以上只举几个人的例子，其他一些组员如郑公弼、马龙海、王曼之等十多人，有的是有些线索搞搞民主党派的活动，有些没有一点线索便只能担任监视与复查等工作，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当时每一个组的组长，本身也得兼做情报和其他特务活动。以我为例，我当时对外用的化名是陈沦或陈沧，公开掩护职业是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记者。我也常常挂着照相机凭着记者证到处去“采访”拍照。我在许多大学里也利用一些同乡和亲戚关系要他们替我了解些情况，发现可疑的人或进步组织，便得花点钱请他们深入了解一下。几年间为我做工作最多的是复旦大学的历史教授姚名达和他的几个学生。他自己在法租界霞飞路巴黎电影院对面开了一爿女子书店，办了一个女子月刊社，出版的《女子月刊》大都行销南洋和闽广等省。这个月刊的主编也曾被我利用过。她多年来一直弄不清楚我的真正身份。她的一些女朋友以及一些常常在《女子月刊》投稿的人，只要我认为对我的工作有点滴好处，我总要设法去认识接近，无形中替我去做点事情。以后我虽然兼任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督察和组长，经常干绑票暗杀等罪恶勾当，但这些人一点也不清楚，我也从不在他们面前露出半点风声。我母亲是一个吃斋念佛的人，多次住在我家中，也不知道自己儿子在天天干杀人害人的罪恶活动。有次她去拜佛回家，正赶上我带着几个人去绑架一个中共地下人员失风逃跑，我们乘坐的汽车一下撞在她乘的人力车上，她看到车上有个人好像是我，连忙大叫我的小名。这时我只好硬着心肠用上海话骂她一句：“侬瞎了眼！”她才没有再喊。当特务不但六亲不认，连自己母亲也会骂了起来。当我衣冠楚楚地回去时，我母亲连忙告诉我，说她看到一个穿破旧工人装束的人很像我，她叫了一声，挨了一顿骂，我勉强支吾过去。以后戴笠知道此事，还多次称赞我能临机应变，连自己母亲面前都能不暴露身份。

当时我对每一个认识的人，几乎都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利用他一下，今天用不到时，明天后天总有机会去用一次才肯罢手。每次填写社会关系时，我总是把一切亲友都不遗漏地填上，因为迟早都会变成我的工作关系。

其余几个组的情况，我也大致上了解一些。如设在南市蓬莱路蓬莱里的陈志强组，负责华界方面工作。陈是帮会的小头目，经常利用特务关系包庇一些制造红丸吗啡毒品的门徒而从中分红利，所以自己有一部小轿车，生活享受比区长好得多。戴笠明知他利用特权贪污，却找不到证据，加上他在工作方面也能抓紧，情报的数量和质量均不错，只得由他。他主要是做上海社会方面的情报，和担任华界地区的监视工作。他的组员有一部分是上海市警察局的分局长。所长、科员和侦缉总队的队长、组长以及流氓地痞与小商人等。当时军统还没有控制到上海的警察，便通过他的关系去变相运用。警察局长文鸿恩和侦缉总队长卢英，都不大肯协助戴笠，戴便靠陈志强去掌握一部分警局人员为军统工作。等到以后蔡劲军当了局长，与戴的勾结渐渐加深起来，并把警士教练所让出一些职位给军统，由戴推荐区督察陈质平去担任秘书兼训导主任，杨华波、黄加持去当了指导员。戴曾多次想吸收卢英参加军统，把侦缉总队掌握过来，卢一直不愿意。这时陈志强更弄得越来越大胆，戴很不满意，虽找不到他的把柄，但到1935年还是把他免职，调为陕西省会警察局侦缉队长，这个组也裁并，组员分配到其他的几个组。

王昌裕这个组虽然是负责英租界的工作，但他的组部却一直设在法租界接近英租界地区，主要是胆子小，怕别人对付他，因英租界比较乱，法租界稍许好一点。当时他以黄埔学生中的反蒋分子为掩护，整天在一些黄埔同学面前骂蒋介石，大发牢骚，说没有给他工作做。有些当权的黄埔学生到上海时见到他，除了劝他外，还有人送钱给他用，要替他找工作。有些则大上其当，附和着他，结果别人的一些反蒋言论都成了他的情报材料。他就凭这一套去做反蒋集团的工作。他的组员大都是广东人，多住在虹口一带，其中有些是与新国民党和两广军阀有关系，有少数混入了民主党派，另外在新雅、新亚、大三元等广东人开的饭店、酒楼以及先施、永安等广东人开的百货公司中都有他的眼线。我遇到要在这些地方去活动时，总是找他给我介绍关系，帮同去搞监视和侦察工作。由于他工作很努力，戴笠也非常器重他。他从1932年当组长后，一直到抗战开始才离开上海。

张人佑这个组负责沪西地区的工作。他的组部却总是设在静安寺路西摩路一带。他对外是以《温州日报》驻沪办事处主任名义作掩护，有时冒充温州什么商店经理或副经理。由于他是刚从杭州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在上海的关系不多，自己的活动有限，他的组员开始也是杭训班学生，到上海是实习性质，只能做一般性的社会调查和监视工作，以后应怀宝、石仁宠都陆续调走，另外才吸收了几个有工作路线的人。杭训班学生中只有一个义乌人程慕颐，因为肯吃苦，长期混在沪西工人区中居住，以后才与中共一些外围组织人员发生了关系，有一些成绩表现。后来张人佑因私自向警备司令杨虎借了几次钱供挥霍，为戴得悉，将其撤职，改由程慕颐任组长，专门从事发展有关中共的线索，1935年间并通过他的关系破坏过一个地委组织和江苏省委组织。

到王新衡任区长后，又先后添了两个情报组。一个组是由刘果庆领导，这一组人开始也是杭州特训班毕业学生，到上海实习，以后慢慢发展了一些工作关系。另一个组是由阮亚丞领导，成分大多为流氓帮会分子和少数汉奸组成。1935年后，因我兼任了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第一组组长，专门负责行动，便把情报组长职务交给了苏业光，组员仍没有多大变动。王任区长后，各组分区负责制度完全取消了，只要有路线可发展就不问地区。由于组与组之间没有横的关系，除了组长们常常能见见面外，组员间向无往来，因此时常弄出自己人做自己人工作的笑话来。

这些组员平日在人前总是伪装出一副不满现状和反对蒋介石黑暗统治的“进步”姿态，彼此在一个地方活动时，表现出的假积极也很突出，最易引人注目。在彼此不了解对方身份，而且一个人有几个不同化名，因此自己做了自己人的工作，区部也没有发觉，往往花了不少时间和金钱，一直到准备破案逮捕对方时，把偷来和偷拍的照片送到区部做最后决定时才发觉原来是自己人。

有次为了一个姓马的直属通讯员问题，几乎弄得天翻地覆，花了近半年时间，用去1000多元活动费，动员了20多人，最后破案时却抓到了几个自己人。戴笠对此曾大发脾气。因为这个人原是中共叛徒，由于他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心理，还是拿过去一套在社会上活动，所表现出的也比一般特务们要神秘高明。几个组的特务们都对他很注意，他更利用这些去接近特务，进行相互哄骗。他有意无意地显示出他是中共华东方面的重要领导人。他经常装作经费困难，而又不直接向特务们去要钱，结果却不断得到了特务们对他的接济。最后决定破案时，戴笠还去报告了蒋介石，等到将他逮捕后并牵连了几个特务时才真相毕露。戴笠一面生气，一面也非常痛恨，大骂上海区的负责特务都是饭桶。区长王新衡也责怪他在进行这一欺骗活动时没有每天据实向区部作报告，弄得真假难分。但戴笠最后还是决定以假当真，将错就错，将他解送南京去处理，这样既不会在蒋介石面前丢丑又可以邀功。

当我把这个假的中共华东局负责人解到南京时，戴笠还对我说：“这个家伙竟敢利用我们来掩护他的活动，好在发觉尚早，不然要吃他的大亏！”我当时是知道这一底细的人，听他这么一说，知道事已如此只好昧良心来牺牲他了。好在军统抓的共产党不会再交给别的单位去审问，要怎样处理便怎样处理，不会再有人来过问的。这个叛徒在真正是共产党员时被捕没有被杀掉，而没有料到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当了特务后，却被当成共产党而处了死刑。经过这次教训之后，戴笠便规定：特务们发现了新的线索以及伪装进步时接触到一些什么人，都要详细报告，为的是防止这类事件再发生。

上海区所掌握运用的公开特务机关，最主要的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这个大队交给军统后，第一任大队长吴乃宪是单人匹马去接任，直到第二任大队长翁光辉去了以后，戴笠才派我和程慕颐、林之江、倪永潮四人去当督察。副大队长彭伯威一直未动，这个人是杨虎的人，多年来替杨搞海员工会，不少稽查员都是经他介绍去的。军统是采用逐步掌握，慢慢排斥和分别吸收的办法，尽可能利用原有的人员来为军统效劳。

一直到1935年王兆槐继翁光辉当了大队长后，由于情况已渐渐摸清楚了，才决定把不大肯听话的彭伯威挤走，把第一组组长杨凤岐提升为副大队长，第二组组长许鹏飞兼任大队附，这样才把第一组接过来，由我兼组长，同时大批军统分子如江志钧、苏振通、刘耀、钟铸人、姚恺如等十多人也跟着派了进去。这是因为刚接收以后主要怕旧的一些人不安心工作发生乱子，这总还是一个公开的治安机关，要担任维持地方秩序的工作，加上一些旧人与英法租界巡捕房一向有密切联系，在租界逮捕人非常方便，所以不便一下子都拿过来；另外是采用对旧人员分别吸收参加军统的办法来达到全部掌握造成清一色的局面。不久，旧的稽查员朱又新、王开明、刘光琪、陈锦标、夏金海、林洁清、陈邦国等，都一个接一个成了军统分子，军统便放心大胆地来运用它在上海进行种种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活动，逮捕、绑架和审讯、囚禁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

另外几个能掌握到的公开机关如京沪杭甬铁路警察总署、上海市警察局警士教练所、招商局警卫稽查室等，在工作上对上海区的帮助不太大，铁路警察总署与招商局警稽室又都是受总处领导，上海区只能运用一下，协助交通联络与解送人犯和必要时利用作掩护。

当时，军统很注意上海的学校，而能掌握运用的却只有杨虎办的肇和中学，校长关素之也被军统所运用。这个学校中的少数职员如事务主任谭良谱等则为戴笠所派去的特务。因为这个学校的董事长是有名的大刽子手杨虎，利用这个学校去进行活动是没有作用的，进步组织也不会到这里来公开活动，只有靠关素之个人利用校长身份暗中为军统去做一点工作。至于军统办在法租界辣斐德路的三极无线电传习所，只专门为军统吸收无线电报务人员。这个学校与上海区只有些事务上的联系，戴笠不准特务们利用这个学校去从事其他活动，害怕影响招收无线电通信人员的工作。我当时虽和这个学校的一些特务有往来，也从来不敢利用他们做工作，连做掩护都不敢。

当时特务处虽然名义上也属于复兴社，可是始终由蒋介石亲自领导，与复兴社的关系不多，因此上海区与复兴社上海的组织方面在工作上并不能打成一片。当时上海复兴社的负责人刘炳藜与他的助手牛沛江，因争权夺利闹得一塌糊涂。刘炳藜为了挤走牛沛江，对许多人常常散布谣言中伤牛，说牛品行如何不良，为了想篡夺上海领导权正准备找人暗杀他，而牛也以同样手段对刘进行报复。他们之间这种狗咬狗的明争暗斗，也成为上海区的情报对象，经常把这些向总处反映。有几次还奉到蒋介石的批示，要上海区进行严密调查。可是上海区与刘炳藜等人间，却从不提到这些情况。特别是复兴社推荐给戴笠的上海方面一个次要负责人徐进（别号岸登）到上海区当书记时，区长吴乃宪便再三叮嘱他，有关上海区对复兴社方面的调查情况，千万不能泄露，以免引起人事上不必要的麻烦。

当时上海区一些基本特务大多是要参加复兴社组织，一般组员则不一定要参加。参加后所编的小组也仍旧是把军统编在一起，不与外间混合。我当时是与几个组长，加上在警士教练所工作的军统黄加持、杨华波等，编成一组。而各人的具体工作从不在组会上报告，对复兴社所指示的要随时反映情况一节则根本没有做过一次，以后甚至连小组会都不开了。这些人名义上是复兴社和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成员，却对这个组织从不尽义务，主要是这些人干的罪恶勾当，已超过复兴社一般成员不知多少倍了。

抗战前，军统在上海工作的特务们，待遇比当时一般反动派军官略高一点，并有奖金和特别费。一些组员工作无突出表现的，则只能拿到固定的生活费。除直属通讯员有100元以上的生活费外，各组的组员大都是从三四十元到100元，组长另有100元特别费和房租费。因此一般组员常常感到入不敷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得奖金。我曾多次向戴笠谈过组员生活费太少，他总是回答我说：“我们是干‘革命’工作，不能讲享受，应当刻苦一点。”他这一套冠冕堂皇的话说了多少次以后，也有时会露出一点马脚，说出他真正的意图。有次因张人佑向杨虎借钱给他发觉，也找我去骂过，说我事前知道不向他报告。我又提出实在是钱太少不够用，他这时才向我说出这样一段话（原句我已记不清，只记得大意是这样）：如果生活费给多了，有些人便会贪图享受不努力工作，所以只给一点可以维持生活的钱，这样一来，便非好好努力设法得奖金来弥补不足，工作越好，奖金越多，最容易表现出成绩；不好便不给，可免去固定的庞大开支。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提高工作效果的办法。可是另一面也造成了特务们利用方便去搞贪污活动的勾当。

当时上海区的特务们，除极少数人有军委会或参谋本部、军事杂志社等证章外，没有其他任何证件。最初要搞贪污敲诈很不容易，等以后掌握了侦察大队后，一些不搞公开工作的因与侦察大队的特务认识，便互相勾结起来搞贪污活动。当时兼了公职的特务比较好些，生活费照常拿，又有公职收入，所以许多特务都希望能兼上公职多搞点钱。

有些担任秘密工作的特务都希望兼一个公职，不但可以两方面拿钱，还可以有更多的额外收入。特别是像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和警察局的侦缉大队等单位，尤其弄钱方便。我记得我刚派到侦察大队去当督察时，第一天去上班，我把一些书报放进抽屉去，发现里面放了一个红纸套，上面写了三个字“请笑纳”。我拆开一看，里面装的是200元的现钞。我很奇怪，忙去问大队长翁光辉是怎么回事？他笑了一下，说不知道。我便责问那个照料办公室的勤务兵，谁把这东西放在我抽屉里。他满不在乎地回答我说：“有人送钱给你，不要就算了，还发什么脾气。”第二天，我再打开抽屉，钱不见了。后来我把这事告诉戴笠。他问我为什么不要？我说：“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将来我就得听别人的了。”他很高兴地称赞我。从那次以后，便再没有人在我办公桌内放东西。我和林之江的办公桌是两对面，我常看到他打开抽屉，面带笑容地把东西装进口袋。 j2GhqneQideWtIuXGRgrrR/JlPdmVOYHSiH2Iqr7eYr5nSbN7pkLB9i7XiG894/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