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小刀初试

常言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那位经师的话虽然给了我很大启发，但要付诸行动，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情报组14个组员，个个老奸巨猾，每人嗜好各异。他们表面上对我唯唯诺诺，实际上各行其是。我绞尽脑汁想制伏他们，却又不知从哪里下手。

1933年底，原从上海撤往福建的十九路军的负责人蔡廷锴、蒋光鼐等人，在广东反蒋势力陈济棠等人支持下，成立了“福建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的统治，蒋介石派大军围剿。戴笠也要赶到那里去搞特务活动，他让我一起去，给他做随从亲信，协助搜集情报。

我们从南京出发，翻过闽浙界的仙霞岭，悄悄地到达厦门鼓浪屿。一路上，我把组里的情况和自己的苦恼一一告诉戴笠，他笑着安慰我说：“年轻人，别着急嘛，干什么都要慢慢来。这次我带你出来，也是想让你开开眼界，学习学习。”他还告诉我说：“对部下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对那些不服从命令、软硬不吃的，就要抓住他的小辫子，狠狠整治一下，杀一儆百，这样他们就不会再不听话了。”

鼓浪屿是一个四面环海的狭长岛屿。站在厦门码头远远望去，它如同万顷碧波中停泊的一艘巨轮。岛上的日光岩高高耸立着，就像是巨轮上的瞭望台。岛上建筑精美别致，风景优美雅洁，驻有十几个外国领事馆，其余大都是巨商富贾的住宅。我和戴笠就住在一个茶叶商人的家里。

戴笠到达鼓浪屿后，立即着手组织福建地方民团，把事先准备好的委任状发给他们，用名利地位诱使他们成立“讨逆军”，配合蒋介石的大部队对福建新政权进行围剿。同时，他还通过各种渠道分化瓦解福建新政权内部的一些领导干部，让原十九路军的参谋处长范× × ，把该军的密电码全部拿走，等到打起仗来，部队找不到密码，只好用明码发报，从而造成了军事上的失败。福建政权被扼杀后，戴笠得意地对我说，对这些敢于与委员长作对的人，就得这样对付他们，毫不留情。我当时也认为这种做法对，心想，脱离国民政府，另立中央，无疑是一种军阀割据的行为，理应予以清除。

厦门之行，戴笠言传身教，我确实长了不少见识，回到上海之后，就开始整顿我的情报组。我首先逐个地摸底调查，然后决定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办法。摸底之后，我发现组里大致可分为三种人：一种人仗着自己的资历深，玩世不恭，根本就不把工作放在眼里。这种人不多，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个黄埔四期毕业的组员叫周迅予。另一种人本人有其他正式职业，同时家里又比较有钱。这种人软硬不吃，用金钱收买吧，他并不在乎钱，因为钱他有的是；给纪律处分呢，更不吃那一套，他可以从此不再给情报组提供情况，谁也奈何不了他。要制伏这种人比较棘手，其中有个叫范广珍的组员，他的情况就很典型。第三种人较多，他们主要看风使舵，别人好好干，他们也不敢怠慢，别人吊儿郎当，他们也乐得偷懒，反正是“法不责众”嘛！

于是，我决定先拿周迅予“开刀”。周迅予是四川人，30多岁，个子不高，原来是四川军阀派驻上海的联络人，言谈举止不像个政客，也不像个军人。他每天借搜集情报为名，进赌场，逛妓院，搞投机生意，向组里汇报工作时就胡编瞎造，并接受四川军阀给他的特殊费用。为了掌握他的情况，我经常到他家去串门，他常常不在家。他老婆罗华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家庭妇女，丈夫不在家时，她总是向我诉苦，说丈夫不给她钱，不管家，一天到晚在外面玩。我装作很关心她的样子说：“这可真难为你啦！你整天操劳家务，他要是常不给你钱，你可怎么过呀？”

这女人听了感动地说：“组长啊，没想到你年纪轻轻，说话这样通情达理。你可要好好帮帮他呀，别让他在外面学坏啦！”

我忙接过话头说：“这好办，只要你把他每天干些什么、和什么人接触的情况告诉我，我就好想办法帮助他。这样吧，我每月从你丈夫的奖金里扣下40块钱，给你过日子，你不要告诉他。”他老婆听了这话，真是千恩万谢，答应一定把她丈夫的情况如实告诉我。

几个月后，我把周迅予不务正业、玩忽职守，并与四川军阀派到上海的人往来等情况完全掌握了，就向上级写了一份报告，要求给予他纪律处分。这时，我姐夫已调到杭州警官学校当教务主任去了，新来的区长吴遒宪很快把上级的批示交给我，让我把周迅予押到南京总部去。于是，我又采用了第一次姐夫教我的方法。

我假装对周迅予说：“总部让你和我去南京办事，马上就出发。”他老婆和他毫不怀疑。出门时，他还对妻子说：“我到南京去给你捎两只板鸭回来。”然后就高高兴兴地跟我走了。

到了南京，周迅予就被总部关了起来。他老婆知道内情后，悔恨莫及，跑到我家抓住我大吵大闹。为了躲开她的纠缠，我悄悄地搬了家。这事发生后，组里一部分组员便不敢再像以前那样敷衍我了。

可是，那个范广珍仍然是我行我素，不肯买我的账。他的公开职业是法租界的华探目，他父亲又是一个帮会头子，所以他很骄横。对于这种人，用金钱利诱或纪律处分都行不通。

怎么办呢？虽然他一个人不服从我并无大碍，但我心里总是不舒服，决心要让他也听从我的指挥。为了他，我可费了不少心机。后来，我才了解到，他这个人很爱虚荣，之所以参加法租界情报组，也无非是想多个头衔，并没有把这工作当成一回事。针对他的虚荣心，我向戴笠要求发给他一枚“甲种光华”奖章，说是表彰他协助工作有功。他对此非常高兴，把奖章高高地挂在他家客厅的正面墙上，来了客人，总要炫耀一番。打那以后，他对我交给的任务总是尽力完成，从不推却。不过我还是不能放心，又通过他的关系，并用了500元的活动费，介绍一个黄埔六期毕业的特务阮兆辉，去法租界巡捕房当华探，表面上协助他工作，实际上是通过他的关系去搞情报活动。

在整顿小组的过程中，我尝到了耍手腕的甜头，于是推而广之，开始进一步分析、了解我周围所有的人，特别是对我的上司，更是去多方了解他们的言行。我逐渐意识到，上海特区区长其实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真正主宰我命运的只有戴笠。他的一句话，可以使我平步青云，也可以把我送进监狱。我下决心绝对忠于戴笠，尽力地干好工作，讨他喜欢。这样不久，他又派我去他掌握的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兼当督察员。

当时，《塘沽协定》的签订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会长杨杏佛被特务暗杀之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抗。上海真茹、暨南大学的学生运动闹得最凶。戴笠一再指示说：“一定要严密注视学生的活动，防患于未然。中国的许多大事件，多数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那时，我早已把自己少年时曾在学校里闹学潮之事忘得一干二净了，一心只想多干事情，以讨戴笠欢心。上海的大学大都集中在郊外江湾、真茹等地区，所以我每星期都要骑摩托到那里，搜集情报，了解学生活动情况。

有一次，复旦大学的右派学生告诉我说，当晚几个大学的进步学生要在江湾郊外的庄稼地里秘密开会，可能是共产党组织的。

得到这一情报，我请示了上海特区，获准由侦察大队派两个组去搜捕。这天夜里很黑，当我领人来到指定的开会地点附近时，就让两个组的人分别从两边包抄过去，但先不要采取行动，我自己则带两人从正面走过去。当时我装成学生样子，穿一身白西装，假装碰巧从这里经过。我想只要那里有动静，行动组就可以立即扑上去，免得黑咕隆咚地乱搜反而暴露目标，让开会的人跑了。

不承想，行动组的人还未散开，就听见砰的一声枪响，我觉得好像有人在我左肋处猛击了一拳似的，连忙低头一看，左肋下的白西装上已经染上了血。我当时并不觉得疼，就把衣服掀起来用手一摸，原来这是一枚小手枪的子弹，它正好卡在我的两条肋骨中间，我顺手就把它拔了出来。这下血就顺着内衣一直流下来了，我忙靠在旁边的一根电线杆子上，嘴里还不停地喊：“追上去，追上去！”结果，两个组的人追了半天，也只抓到了那个开枪的青年。

那青年见我被打伤了，满面怒容地说：“我不知道打中了，要是知道打中了，我就再开几枪打死你！”

这个青年后来被押往南京去了。他到底是干什么的？我不知道。因为按规定，一般抓到重要的政治犯后，都是尽快往南京一送了事。所以我们对抓到的人有时连姓名身份都不知道，只有少数才由我们自己进行审讯。

我挨了—枪后，住了两个星期的医院就好了。戴笠更加赏识我，我胆子也大了。

一出院，我就发现情报组有一个叫胡继业的组员经常不露面，到他原来的住处一打听，才知道他已经搬到千爱里附近的日本人居住区去了，还不断地给日本人提供情报。

对这种情况，我不知如何处理才好。正赶上戴笠的儿子戴藏宜借了我300元公款，快到发饷时也不还给我。我知道，戴笠是最反对手下的人任意挪用公款的。我很着急，告诉了区长。区长训了我一顿，说：“谁让你借给他？发不出薪水你想办法！”

我一生气，就跑到南京去找戴笠。那时，我到底是年轻，见了戴笠开口就要债。

“你还我300块钱，藏宜借了我的钱不还我，我又找不到他，明天就发薪水，我拿什么给组员呀？我只好向你要！”

戴笠开始被我说得一愣，听完后，他反而笑了，说：“对，对！对组员不能失信。他借钱不还，当然应该来找我，以后可不准再借钱给他！”说完，就给我开了张300元的支票。

为这事，后来戴笠在年底过年的时候把我叫去陪他吃饭，当着我的面用鸡毛掸子把戴藏宜打了一顿，骂他没出息，让他向我学习。当时，我觉得很是得意。

那天，戴笠替儿子还完债后，就开始问起情报组的情况。我连忙把胡继业的事告诉了他，还建议把胡继业开除出去，不要他了。戴笠连忙摇头说：“不行！留着这种人是个祸害，必须干掉他！”

“那你派行动组的人去干吧！”我说。

“不！这次你亲自干。”戴笠突然严肃地盯着我说。

“我？”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尽管我很想取悦戴笠，很想尽力去完成他交给我的任何工作，但是让我去杀人，我是从来没有想到的，也不愿去干这种事。我不由得脱口而出：“不！我干不了，你还是让别人去干吧！”

“不！我就让你去，这是命令。”他声音不高，但这句话真是如雷贯耳，震得我目瞪口呆，顿时满头大汗。

戴笠见我那惊恐的样子，就缓和一下语气说：“怕什么？青年人，慢慢锻炼嘛！”他又开导似的对我说，“胡继业把情报交给日本人，这种做法就是汉奸行为。把他干掉，就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你懂吗？”

“懂。只是我什么也不会，怎么能干掉他呢？”我此时也镇静下来，推托着说。

“这好办，我写个条子，你去找技术股和行动股，他们会教给你个好办法的。”既然话已说到这个地步，我也无法推托了，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临走，他又写了一个条子：“发陈沦特别费贰佰元。”我当时心里一怔，明白这200元就等于是叫我杀人的赏钱。我接过这条子，手都有点抖了。

我怀着紧张的心情离开戴笠，到特务处行动股去。戴笠已经电话通知了他们，有人接过戴笠交给我的条子后，就递过来一根削得又薄又尖的竹刀。我伸手去接，却被那人一下子拦了回来。

“这是有毒的竹刀，快极了，刀尖上有剧毒，只要碰破一点皮，这人就别想活！”说着，他小心翼翼地捏着刀柄，把刀装进一个牛皮套里交给我。我又拿着戴笠的条子去领了200元的特别费。

回上海的路上，我忐忑不安，口袋里的竹刀和200元钱仿佛有千斤重。我胆子虽大，但要我亲手去杀一个人，这太不可思议了。记得小时候，我经常爱到长沙十字岭刑场去看杀人，不知为什么，我对那些被杀的犯人总是抱有一种同情感。我11岁那年，在十字岭刑场认识了一个职业刽子手，他是继承父业的。他有一个职业习惯，平时看人总爱看别人的后脖颈，摸摸这种脖子要杀头时如何下刀，所以没人愿与他来往。我那时小，胆子却大，每次有犯人在刑场砍头，我总是看见这个刽子手夹在看热闹的人群里，一把用牛皮套套着的一尺多长、两寸多宽的利刀，紧贴在臂肘上。当被杀者被两旁挟持的人推到刑场并跪下后，他才从人群中快步走出，上前一拍犯人的后脖颈，将已经拔掉牛皮套的刀顺手用臂肘往犯人脖子上一推，犯人头一落地，他便朝尸体猛踢一脚，然后转身就走，前后不到一分钟。他总是边走边把刀再套进牛皮套里。不知是因为怕鬼魂跟他，还是怕人知道他的住址，他杀完人之后并不先回家，而总要绕着大街转半天才回去。我跟踪过他好几次。他见我是小孩，也不在乎，有时还摸摸我的头和我说几句话，为此我不知挨了家里多少骂。记得那时我还问他：“你不害怕吗？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他总是苦笑着说：“害怕有什么用？全家人要吃饭呀！”

火车轰隆隆地向前飞驰，我望着车窗外匆匆掠过的房屋、树木发呆，心里反复地问自己：难道我也将变成那样没人敢理的刽子手吗？这样做对得起母亲吗？我苦恼极了。我明白，戴笠是想借此来考验我对他的忠实，如果这次不按他的意思办，势必不能再取得他的信任。可是人命关天呀！我怎么能凭戴笠一句话就去杀人呢？离开家乡时母亲不是一再叮嘱我：“你在外面不管干什么，都要记住：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而这之后，我又如何面对母亲？

算了，不干这工作了！我越想越不安，愤愤地站起身来，走进列车的厕所，一把从衣服口袋里掏出用纸包着的那200元钱和那把竹刀，真想把它们一起扔进厕中，然后远走高飞，永远脱离这个让我去杀人的地方。然而，手举起来了，可怎么也扔不出去。这沉甸甸的一包银圆扔掉了多可惜！我每个月的薪水、办公费等加起来也只是200多元，这竹刀和200元一扔，等于扔掉了一切：金钱、地位、前程。赌徒的眼睛、毛子的断腿、浦东工人的破被套、邻居的袈裟，又一一在我眼前浮动。我举起的手慢慢地放了下来。不能扔，扔了怎么办呢？现在连大学高才生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我一个初中未毕业的青年，离开了戴笠的提拔，又到哪里去找这种一个月200多元钱的差使呢？

我心烦意乱地回到家中，打开房门，一眼就看见了母亲的照片。母亲的照片镶在镜框里，摆在桌上，我觉得她那慈祥的目光突然变得异常严肃，仿佛盯着我说：“孩子，你要干什么？”我不由自主地扑到桌边，跪到母亲的像前，喃喃地说：“妈妈，我怎么办？我不干怎么办？”我伏在桌上几乎要哭出声来。

我翻来覆去地想，干，还是不干？总下不了决心。我开始失眠了，连着两夜没睡着觉，白天也昏昏沉沉的，吃不下饭。第三天，我实在受不了了，跑到药铺买了两片安眠药吃了下去。睡一夜，脑子总算清醒一些。我想起戴笠的话：“这是为国除奸，为民除害嘛！”我的良心总算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决心下定了，心情也平静下来，我再次跪在母亲像前，说：“妈，原谅我吧，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呀！”

头几次我去胡继业家，他妻子在身边。他神色惊慌，总说他有病，现在不能出去工作。我表面上安慰他，让他好好养病，可心里想着怎么下手。

有一次，他妻子送我出门，我故意说：“老胡有病，可真难为你了，里里外外都要你操劳。”

他妻子忙说：“可不是，我一会儿不在身边都不行，有时候我早上出去买菜，回来晚了，他都要发脾气的。”我这才知道，他妻子早上不在家。

一天早上，我带着两个人一起躲在他家马路斜对面的人行道树后，见他妻子提着菜篮子走出大门，便让那两人在外面看着，自己悄悄跑上楼去。门是随手带上的，没有上锁，我轻轻推门进去，胡继业还没起床。他听见门响慌忙坐起来，一见我，顿时吓得脸色发白，结结巴巴地说：“组长，我……我没干什么，我真的是有病，腰疼！”

我的心里也像打鼓似的怦怦乱跳，强作镇静地笑着说：“你别动，我学过国术，会按摩。”说着，掀开被子，按照他指的地方给他按摩了几下。我边按摩边想，再不下手就晚了。心里这么一想，手不由得有些发抖，他似乎也感觉到了，正要转身，我索性心一横，从腰里拔出竹刀就扎了下去。我并没有看见扎在哪里，只听他啊的一声惨叫，我拿刀的右手也如同触电一般，扭头就往外逃。

我也不知自己是怎么下的楼，只记得到了街头，我对那两个人说了句“你们在这里看着”就跑回家去了。

进了家门，我连忙用肥皂把右手洗了又洗。实际上，右手根本没沾上血污，但我总觉得上面不干净，好像这只手不属于我了一样。

后来，那两个看守在胡继业家的组员跑来告诉我，胡的妻子买菜回去后，很快就从楼上大哭大叫地跑下楼来，可能是去叫巡捕，他们就赶快溜回来了。

当时我正在用早餐，刚用餐刀挑一点黄油抹在面包上，一听到这情况，估计胡已被我杀死了，右手拿着的西餐刀一下就掉进了盛着牛奶麦片的盘子里。我一语不发，轻轻地把左手拿着的面包放下，跑回房内仰面倒在床上，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究竟是恐惧，是得意，还是后悔？我自己都弄不清楚，只是两眼发呆地看着房间中央悬着的一盏电灯。躺了多少时间，我也记不清了，最后我才慢慢地坐了起来，对着母亲的照片，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声：“妈妈，我杀人了！”

好久好久，我仿佛还听到胡继业的惨叫，总是想到自己杀了人，听见敲门声，就以为有人来抓我了。我害怕得不敢在家里待着，拿了两件衣服就跑到了南京。提心吊胆地过了半个月，只有一家小报上登出胡继业被杀的消息，其他方面都没有任何反应。

为这事，戴笠一个劲儿地夸我干得漂亮，有出息，又发给我一笔奖金。渐渐地，我悬着的心定下来了，胆子也更大了，我想，原来杀一个人竟然这么简单，这么轻而易举！再想到这是干了一件抗日爱国的事，就更加心安理得。

1934年底，为了跟“中统”争夺势力，戴笠特意挑选我去兼任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少校行动组组长，这以后，我对戴笠就更忠实了。我认为自己21岁就能当上少校行动组组长兼法租界情报组组长，完全是戴笠的栽培，于是更加坚定信心，永远忠于他。

有一次，杜月笙托人告诉我，要我加入他所组织的“恒社”。对此，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觉得如果那样做就太对不起戴笠了。

不久，杜月笙为了拉拢我，又送给我一部很漂亮的小汽车。我很喜欢那辆车，但想起戴笠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得人钱财，就得与人消灾。”我觉得自己只应该为戴笠效犬马之劳，而不应该再去接受其他人的贿赂，为他人服务。于是我断然退回了汽车。戴笠知道这事后，对我大加赞赏。他特意把我叫到南京，让我陪他吃饭，并拍着我的肩说：“做得对！我的人如果都成了杜先生的学生，那我还依靠谁呢？你要永远保持这样就好！”

戴笠对我的赏识更坚定了我对他的忠实。我觉得要想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就只有紧紧地抱住戴笠的大腿。

现在想起来，当年我与戴笠的关系虽然也夹杂着私人的感情，但其实质终不过是相互利用罢了。 bi+SJG/DwnH5kQlpet4HDywHI4lNX1b1JOhPsRfuETnHZOI9KH7q3GBY4JglXm8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