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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十里洋场

十里洋场是冒险家的乐园、魔鬼的天堂。我虽到上海一年多了,但对上海社会的实质仍是知之甚少。当了情报组长后,办公室就设在法租界,那里烟馆、妓院、赌场比比皆是。在这段日子里我可真的大开了眼界,长了不少“见识”,思想上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初到情报组,组员们大都不把我放在眼里,表面上敷衍我,背地里各行其是。只有一个叫黄漫芝的内勤人员待我还不错,闲来无事,他就把组里的情况告诉我,有时还带我出去玩。烟馆、妓院,我认为只有自暴自弃没出息的人才往那里跑,我是断然不肯去的,而赌场我倒很想去看看。

一天,黄漫芝领我去附近一家赌场闲逛。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去买筹码,而是领着我一直往里走,不但没有人拦阻,反而有人迎上来笑着打招呼。

赌场门面虽不大,里面可不小,除了各种方式不同的赌博场地外,还有供赌徒们吃饭、休息的地方,不进赌场是很难看到这种场面的:赌台四周的人,大都像饿鹰似的,神色紧张地盯着那转动的轮盘或骰子,赢了钱的兴奋得两眼发亮,红光满面,热汗腾腾,还想着再赢再赢;输了钱的则急得眼睛发绿,面色晦暗,冷汗淋淋,恨不得嗓子眼里都要伸出手来,把输掉的钱捞回来;而围观者则无动于衷,就像是在欣赏一场猴戏。看了一会儿,我就拉着黄漫芝往外走,只见门房正往外推搡着一个没穿上衣的男子,说:“输了衣服算啥?回去拿了钱再赢回来嘛!站在这里有什么用?”

赢者贪婪的目光,输者绝望的神情,围观者冷漠的态度,都使我觉得不舒服。打那以后,我再也不愿去赌场闲逛了。可是闲得没事时,总得找点什么消遣啊,于是我就寻找了一些自认为比较正当的娱乐,如打网球、游泳、骑马等。

想不到,上海的怪事真是太多了,只要走出家门,随时都可能遇上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刚参加了骑射会不久,有天早上,天蒙蒙亮,我就去外面跑马。我正骑着马在一条新开的、尚未竣工的公路上奔驰时,突然发现半山坡上伸出半截棺材头,上面的木板还在活动。我向来不信鬼神,但看到棺材板在动,也不由得有些惊诧,就立即下马,握着手枪走过去,想看个明白。谁知,棺材头的木板推开后,从里面爬出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小伙子,手里还端着一把咖啡壶。他见了我就用熟练的中国话说:“早上好!请跟我一起喝杯咖啡吧!”他的爽快和热情一下子吸引了我,我毫不犹豫地把马拴好,坐下跟他聊了起来。

原来他是一个白俄青年,父母死后,无钱租住房子,发现这个地方很幽静,就把棺材里的尸骨拖出来,把里面打扫干净,每天晚上都睡在这儿。白天,他有时出去打短工,有时穿着整齐,像个阔少爷,去偷、去骗,只要能搞到钱,什么都干。他还得意地告诉我说,住在这里既不怕人偷,又不怕人抢,比住在高楼大厦里还“舒服”。他每天出去就把个骷髅头放在棺材边上,一般人不会走近,就是小偷对此也不会感兴趣,所以他不用担心放在棺材里的咖啡壶和生活必需品丢掉。我想,如果利用他收集些情报倒也不错。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我总是叫他“毛子”,他也毫不在意。

不久,有几个新认识的青年约我去苏州、杭州游玩,我顺便邀了毛子一起去。他倒很爽快,说:“只要你管饭,去哪里都行。”同行的共五六个人,大都是西服革履,衣着整齐,只有我的这个白俄朋友,刚刚三四月份却只穿着衬衫和短裤。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的美景真是名不虚传。那清雅多姿的苏州园林,那潇洒飘逸的杭州西子湖,确实妙不可言。遗憾的是,游览之中所发生的事情却大煞风景。

那天,当我们几个人兴致勃勃地来到苏州虎丘,登上一个约三四层楼高的山崖时,远处带状的小溪、依依的垂柳,近处盛开的鲜花、碧绿的草坪,尽收眼底。突然,同伴中一个大腹便便的阔少说:“这儿可真高!谁敢从这里跳下去,我送他100块钱。”

沈醉

“说话算话?”毛子急不可待地问。他大概长这么大也没有过这么多钱。

“钱就在这里,你敢吗?”阔少得意地一拍衣兜。我尚未来得及制止,那个要钱不要命的家伙,已经嗖的一声跳了下去。随着一声惨叫,他坠落崖下。我们忙探头张望,只见他正抱着一条血肉模糊的断腿在草坪上打滚。

我们跑下山崖,看见他的一条小腿无力地耷拉在一边,骨头都露了出来。他面无人色,满头大汗。我忙去扶他,他却伸出一只惨白而颤抖的手对阔少喊道:“钱!钱!拿钱来!”

这件事比赌场的情景更使我震动,前者拿运气做赌注,后者拿生命做赌注,这都是为了钱啊!钱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我想,一年多以前,自己负气离家出走,若没有姐夫的帮助、戴笠的提拔,是不是也会堕落到他们那种地步呢?想起来不禁有些后怕。此时,我又想起了在浦东区看到的一件事情。

一次,情报组的一个组员得到情报,说在上海浦东区工人村,共产党正召开秘密会议,区长便决定行动组前去搜捕。我因初上任不久,对什么都感到新鲜,也就跟着一起去了。特务们赶到那里时,被一个在村口望风的年轻工人发现了。他知道特务也看见了他,转身就往村里跑,边跑还边喊了一声。一个特务一枪打在他腿上,他摔倒了,特务们一拥而上抓住了他。可是当特务们包围并冲进开会的地方时,与会者早都从敞开的窗口跑走了。这个会场就是这个年轻工人的家。他家的房子跟其他工人的一样,又矮又小,不同的是他是单身,室内除了一张破木板搭的单人床和床上那渔网般的棉花套外,还有几把破木板凳,大概是借来的吧,墙角还有一个只剩几粒米的小陶罐。看样子他跟我年岁相当,但是比我显得粗壮。在往回押解的路上,我出于好奇,禁不住问他:“你看,你跟共产党闹了半天,结果还是穷成这样,你这是何苦呢?”

他不屑地白了我一眼,说:“跟你说,你也不懂,这是革命!”

“革命?”我不觉心头一震,心想,姐夫和戴老板都说我们是在干革命,这个同龄人也说他是在干革命;我们的“革命”,有钱有官,冠冕堂皇;而他的革命,缺吃少穿,杀头坐监。相形之下,我觉得还是我们的“革命”合算。

想起这件事,我更觉得自己是一个幸运儿。我不愿像赌徒那样靠运气发财,更不愿像毛子那样用命去换钱,当然也不愿像浦东那位同龄人一样贫困潦倒,家无隔夜粮。想到这些,我更加欣赏、珍爱自己已获得的地位。但我也清楚地知道,要想维护自己现有的地位,也是很不容易的。一年多来,我看见不少同事因工作疏忽而受处分,我的前任情报组长仅仅因为戴笠怀疑他有“通共嫌疑”就被关押。一个人要怎样去做才能巩固、提高自己已有的地位,平步青云呢?很快我就找到了答案。

自从毛子跳崖之事发生后,我再也不愿和其他年轻人一起出去游玩了。我自己买了支猎枪,到哪里去玩都把猎枪一背,边打猎边游览,别有一番情趣。

这天,我因公去浙江,顺便到普陀山游玩。当时正值香火旺季,善男信女们三五成群地到山上寺中烧香、还愿,听法师讲经。山上苍松翠柏,林中庙宇飞檐,念经声阵阵,木鱼声梆梆,人人的表情都是那样虔诚、肃穆。这是一个多么圣洁、幽静的地方啊!我信步来到庙中,想看看香客们如何磕头作揖、顶礼膜拜。

路过讲经殿时,看见一群佛门信徒正虔诚地坐在蒲团上聆听法师讲经。这位法师年纪并不大,约40来岁,身着袈裟,光头危坐,犹如一尊佛像,显得神圣、庄重。真怪,这法师怎么这么面熟?在哪里见过?一时想不起来,于是我也加入信徒们的行列,坐下来听他讲经。他讲得头头是道,声音悠长悦耳,真像是从天上传下来似的。讲罢,他说:“各位居士明天请早。”信徒们便纷纷离去。我仍坐在那里不走,眼睛直直地盯着他。他诧异地看了我一眼,忙走过来,笑眯眯地冲我一合掌说:“阿弥陀佛!朋友,你怎么也到这里来了?”这下我才想起来,他曾跟我做过邻居。

我当情报组长之后,曾住在英租界静安别墅一个白俄老太太开的公寓里。这所公寓环境很幽静,里面住的都是单身的男子汉。胖胖的白俄老太太做得一手很好的俄国菜,她不仅出租房子,而且包饭。在这个公寓里还有一个比较神秘的中年人,他衣着整齐,风度翩翩,戴一副玳瑁眼镜,很像个学者。他和气而又寡言,从不与邻居们来往,有时在餐厅、楼道碰见了,他也只和善地笑着点点头,很少说话,连房东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我出于好奇曾偷偷地跟踪过他,发现他在上海除了吃喝玩乐、和漂亮女人跳舞外,从不干正经事。我想他大概是海外某阔佬的公子吧,否则谁又能像他那样逍遥自在呢?

我望着面前这位身披袈裟已摘掉了眼镜的邻居,实在迷惑不解。他什么时候出家了呢?他从我眼神中看出了我的疑惑,就拍拍我的肩说:“老弟奇怪吧?来,到屋里坐坐,我慢慢告诉你。”

他的卧室与其他出家人一样简单、朴素。他从床铺底下拿出几听贴着素菜商标的罐头和一瓶上好的白酒请我。我不喝酒,只夹了几筷子罐头菜,出乎意料的是,这些素罐头里面大都是荤菜。他一边吃喝,一边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他父母早亡,是在南洋经商的叔叔供他上了大学。他原以为发愤读书就能有所作为,所以读书很刻苦,是上海工科大学的高才生。毕业后,他因国内没有靠山,始终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便想去南洋找叔叔,可是年迈的祖母无人照顾,他苦闷极了。闲居在家时,看见祖母整天烧香念经,出于一时的好奇,他顺手翻看了一下祖母的佛经,并问祖母是否明白这其中的意思。祖母告诉他说,很多都看不明白,但寺里有时会花钱请来高明的经师给讲解,所以多少懂得一些。祖母的话给了他很大启发,他便开始潜心研究佛经。凭着他的聪明和才识,他很快就当上了经师,每年香火旺季,他就到各名山古寺去讲经。

他讲着讲着渐渐激动起来,也许多喝了两杯酒的缘故吧,他的话语变得异常激奋。他说:“在如今的世道上,知识才学有什么用?社会不需要你。老老实实地做人,就无立足之地。我要生活、要吃饭,我不能靠叔叔一辈子。我自己没有后台,没有钱财,要想自立就得弄虚作假,或者是投人所好,或者去制伏别人。不过,我没本事制伏别人,只好放弃我的学业,投人所好。现在我讲经,信徒们爱听,各得其所。我每年讲三个月的经,就能挣够我一年的花销。其余九个月,我就往上海一住,袈裟一脱,西服一穿,凡人一个!”说完他又哈哈大笑起来,对我一举杯,说,“喝!今朝有酒今朝醉!”然后一仰脖,把酒一下全倒进嘴里。

告辞后,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躺在床上辗转不宁,无法入睡。赌徒的眼睛、毛子的断腿、浦东工人的破被、邻居的袈裟,都一一呈现在我的面前。赌徒的道路太悬,毛子的道路太蠢,浦东工人的道路太险,那么邻居的道路呢?我说不出来。可我觉得他所说的投人所好和制伏别人的手段,倒是可以兼而用之的,我自信有这个能力。从此,我决心把这两种手段运用到工作中去,因为我不愿自己在这个社会上无立足之地。 DbUeqou53R25EkHH81ZIGQFVdnXadRMEzJdcin0aqZ/yZQqFgTiyy15zTyLtDSv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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