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误入歧途

湘江水宽阔浩荡，碧波滚滚；浏阳河迂回曲折，清漪粼粼。这两条美丽如画的故乡水啊，曾哺育了多少英雄儿女。然而，她也养大了一些像我这样的不肖子孙。此绝非故乡水有何偏爱。她是圣洁的、慈祥的，宛如慈母用同样的乳汁，喂养着自己的每一个儿女。

说来，读者也许不相信：少年时代的我，也曾像故乡水一样淳朴。

北伐战争时期，叶挺独立团攻克长沙、岳州等地，军阀吴佩孚逃往河南郑州。北伐军开进长沙城之际，城内城外，欢呼声、鞭炮声震耳欲聋，举城民众夹道欢迎。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蹦蹦跳跳地跟在队伍旁边，跑前跑后，端茶递水，在剪着短发、身着灰色军装的女兵中，寻找着自己的姐姐。他知道姐姐从湖南湘雅医学院毕业后，又进了武汉军分校，此时正在北伐军中做随军医生。

他多么羡慕那些威风凛凛的北伐战士，多么希望能像姐姐一样跟着部队去冲锋陷阵啊！可惜他年岁太小，只会举着小旗跟着大人呼口号，只会把同学领到自己家去，冲着父亲高喊“打倒土豪劣绅”！

他为姐姐参加革命部队而自豪，为父亲靠房产、地租生活而羞耻。

“马日事变”前夕，他亲眼看见何键、许克祥手下的长沙警备司令危宿钟，从乡下窜回城来，在城门口得意地扬着马鞭说：“哼，老子又回来啦！看这回有多少人头落地吧！”他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不久之后就看见，一批批他曾很敬佩的农会干部、革命党人经过他家门口，被押往浏阳门外的十字岭刑场处死。他曾偷偷地为他们哭泣，为他们不平。

1932年初，他在长沙文艺中学上初中，因跟高年级同学一起闹学潮，被开除出校门。社会的压力、父亲的咒骂，并未泯灭他对革命的向往。他不愿像父亲一样过寄生生活，毅然决定弃家出走，去上海投奔姐姐、姐夫，想像他们一样为国家、为民族做出一番事业来。

那个少年就是我！那时的我是多么天真、单纯啊，慈母的乳汁在我身上同样化成了一腔热血。

当时，有一艘英国怡和公司的小火轮客船从长沙直开上海。我买了张统舱船票，用布包了两件换洗的衣服，就决然地离开了家门，甚至没有去向父亲辞行。

客船徐徐离开了长沙大西门码头，我心里骤然感到一阵慌乱。然而母亲的慈颜、父亲的威容，都随着客船的前进渐渐远去了。我这个初中游未毕业的青年，就这样开始走向社会，踏上了人生的征途。社会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呢？不得而知。不过，我相信姐夫，一想到有他在上海，心情就舒畅多了。

姐夫余乐醒是我那时最敬佩的人。他曾去法国参加过勤工俭学，又去苏联留过学，而且北伐战争时，他任叶挺“铁团”的团教导员……仅凭他的经历，我就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何况姐姐曾来信说，姐夫在上海也混得不错呢！我越想越觉得自己的决策是对的，有姐夫这样才学兼备的亲戚栽培，难道还怕干不出一番事业来吗？

客船在碧绿的湘江上行进着，激起朵朵白色的浪花；岸边山上的红叶，如同片片绚丽的彩霞。我渐渐陶醉在家乡壮美的山水之间，忘却了离愁，忘却了烦忧。

船顺着湘江口驶进长江。江面渐渐开阔，波涛汹涌，浪花拍打着船舷，景色更加壮观。我从船头跑到船尾，从甲板登上顶舱，尽情地观赏浩瀚的长江，极目眺望那水天一线的远方。

“滚下去! country man （乡巴佬）！”一个声音呵斥道。

转身一看，一个黄发碧眼的外国海员正怒目圆睁，双手叉腰站在我身后，仿佛我偷了他什么东西似的。我知道这头等舱住的大多是外国人，可是我在这里看看祖国的长江又有何妨？真想争辩两句。转念一想，尽管是在自己的国土上，但坐的是外国人的船啊，初次出门何必惹是生非？我郁郁不乐地走下舷梯，方才的雅兴一扫而光。

“哐啷！”没走几步，一个东西从上面飞落到甲板上，我吓得本能地往后一跳。定睛一看，原来是个贴着外国商标的空罐头盒。再一抬头，刚才骂我的那个外国海员，正在上面得意地哈哈大笑。两个妖艳的外国女人站在离我不远的甲板上，见此情景也笑得前仰后合。我觉得仿佛有人猛地扇了我一个耳光似的。我狠狠地瞪了那俩外国女人一眼，一脚把那空罐头盒踢进长江。说心里话，我真想连他们一起踢进江里。但理智告诉我，外国人是不好惹的，弄不好就会引火烧身呢！临行时母亲一再叮嘱我说：“在外面不要惹是生非，要好自为之。忍得一时之气，免去百日之忧……”我也只好强咽下了这口窝囊气。我想，这都是因为国家太不强盛了，否则，外国人怎能在这里逞凶霸道啊！

好不容易才到了上海。正如姐姐信中所说的那样，姐夫确实混得不错，漂亮的洋房，华丽的摆设，可比父亲的“沈家大屋”阔气多了。看到这些，我对姐夫的敬佩又增添了一成。我认为这才叫本事呢！靠自己的才能挣下家业，而不是像父亲那样靠祖产、靠地租过寄生生活。

其实，我哪里知道，此时的姐夫已完全不是北伐时的姐夫了。“四一二”之后，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从革命队伍里一个跟头栽进了反革命的巢穴。他与父亲所不同的是，一个在幕前，一个在幕后；一个赤裸裸，一个戴着假面具而已。这时的姐夫已成为复兴社特务处上海特区区长，而我却仍然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言听计从。

初到上海，姐姐、姐夫让我先玩几天再找工作。我便骑上自行车到处闲逛。上海可真大，鳞次栉比的高楼、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奇装异服的男男女女，看得我眼花缭乱。我想，这下可真是大开眼界了。然而让人心里憋气的是，上海租界林立，如同我所乘坐的英国怡和公司的客轮一样，外国人在这里同样是趾高气扬。更令人吃惊的是，听说不久前，外滩公园门口还有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我越想越生气。为什么在中国的国土上，外国人能如此作威作福，侮辱我们呢？当时，我可真不明白。现在我才懂得，这些反常的现象，都是政治腐败、技术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啊！

半个月后，我又一次催姐夫，让他介绍我参加革命工作。姐夫漫不经心地笑了笑，说：“你口口声声喊要参加‘革命’，你懂得什么叫‘革命’吗？”我没想到他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我搔着后脑勺，憨笑地盯着姐夫说：“革命？！革命不就是像你们北伐那样吗？”

“对！北伐战争是一次伟大的革命，它打垮了认贼作父的旧军阀，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不过，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革命任务。现在旧军阀打倒了，但革命尚未成功，社会上秩序很乱，各党各派彼此争斗很激烈，随时都可能再度出现割据的局面。你还年轻，有些问题一时也很难说清楚，以后你慢慢会明白的。如果你想参加革命的话，那我就向上面反映一下，先在我这里当交通联络员吧，我这里正需要人呢！”

我似懂非懂地听着姐夫的议论。没想到姐夫话题一转，竟这么痛快地答应留下我。我高兴得从沙发上蹦起来，拉着姐夫的手喊道：“姐夫你真好！一言为定，你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姐夫这次反而没有笑。他轻轻地把我按回沙发上，郑重其事地说：“这可不是小孩子过家家，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参加这个组织，首要一条是严守团体秘密，对任何人，包括父母、妻儿、好友都不能泄露，否则是要受纪律处分的。另外，就是要绝对服从上级命令，参加了这个组织，就不能任意退出；不能擅自结婚，要结婚也必须经团体审查，批准才行。还有一条，就是这个工作有时是要冒危险的，没有胆量可不行！给你三天时间，好好考虑考虑，想好了再找我，填份简历表，免得日后怨我这个做姐夫的没交代清楚。”

说实在的，当时我刚刚18岁，正是乐于冒险的年龄，越是神秘的事情越是想去做，于是当即就向姐夫要了张简历表。我就这样高高兴兴地踏进了军统的前身——蒋介石亲任社长的中华复兴社特务处，一个被人们称为“魔窟”的团体，开始了我的特务生涯。

古人云：“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今天，我才明白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啊！

当上联络员后，我化名陈沦，主要任务是给姐夫所管辖的法租界、英租界、华界及沪西的四个情报组、一个行动组和几十个直属通讯员递送文件，取回情报。

有一天，姐夫叫我往杭州去给戴老板送封信。我知道，“戴老板”就是特务处长戴笠。在当上交通联络员的几个月中，经常听人说到他，大多数人都很惧怕他，我也不免有些紧张。

当时，复兴社在杭州警官学校办了一个特训班，戴笠兼任特派员，经常去那里办公。到了警官学校，我交出姐夫给我的信，就有几个卫士把我送到戴笠的办公室。办公室里，一个身着灰色中山服的中年人正在打电话。有人悄悄地告诉我说，这就是戴老板。我借着他打电话的机会，仔细地打量他。他中等身材，长方脸显得有些过长，嘴巴又宽又大，除了那双眼睛和又粗又黑的剑眉让人望而生畏之外，其他都很平常，不像那些人所说的那么可怕。

打完电话，警卫向他报告说我是上海特区派来送信的，并连忙毕恭毕敬地双手把信递给他。他微笑着打量着我，边拆信边问：“你是新来的吧？”我机械地点了点头。他指了指沙发，示意我坐下，然后匆匆地看完信，就坐到我旁边，和蔼地询问我个人和家庭的情况。

看到他对待我那么和气、亲热，我便毫不拘束地把情况告诉给他。他边听边点头，鼓励我往下说。当我谈到自己被学校开除的前后经过时，他哈哈大笑起来，说：“年轻人干点莽撞事没什么！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是让学校赶了出来。只要你在这里好好干，就有前途！”他越说越上劲，索性站起来，双手叉腰说：“你知道，我们这个组织是当前最先进的革命团体，它进可做革命的先锋，退则保卫革命的安全，这是项很神圣的工作，你好好干，就前途无量。你很幸运啊，这么年轻就能参加到我们这个团体里来，我可是经过了多少年的奋斗，才有今天的啊！”

他跟我谈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临走时，他掏出100元钱，让我在杭州玩玩，并拍着我的肩膀说：“你以后常到我这里来玩吧，我儿子跟你同岁，在上海上大学，放寒假你就同他一道去南京玩。”

戴笠待我的态度，简直让我受宠若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待我这么好。回到上海，我把情况告诉姐夫，姐夫也很奇怪，他说：“戴老板这么喜欢你，这可真是难得啊！说不定戴老板有心要栽培你呢！”

多少年来，我一直也不明白戴笠为什么第一次见我就待我那么好。现在我才懂得，当时复兴社刚成立不久，他急需要有自己的人手和心腹，可是当时的工作人员大都各有自己的一套打算，思想很复杂，有些人资历比他还老，而我则是初出茅庐，年轻、单纯、可塑性大，完全有可能培养成他的忠实门徒。

果然如姐夫所料，第二年，也就是1933年5月，戴笠就提拔我当了上海法租界情报组组长。

情况是这样的：原法租界情报组组长徐昭俊，常常情报不实，戴笠便怀疑这个共产党的脱党分子又与该党发生了联系，命令姐夫派人把他押送南京。姐夫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去完成。

徐昭俊是黄埔三期毕业生，懂军事，会打枪，而我当时除送信跑腿外什么也不懂，连枪也没摸过，怎么能把他押到南京呢？姐夫灵机一动，出了个主意：他写封信让徐昭俊拿着，说是我犯了“团体”纪律，让他把我押送到南京。当时徐昭俊很高兴，一路上总是盯着我，生怕我跑了。实际上，我怀里也揣着一封押送他的信，也在暗中盯着他。当火车开到南京车站时，戴笠早已派了认识我的人开着一辆专门抓人的小旅行车在站台等候。

下车后，接站的人跟我握了握手，却没人理他，只是示意他上车。他忙指着我向来人悄悄地说：“他是送来的犯人！”我心里觉得好笑，可因为他还没上车，怕他借旅客多的机会逃跑，所以仍然装着什么也不知道，随同他一起钻进了汽车。车开到特务处秘密监狱附近的北门桥时，停了下来，来人从我手里接过信，就让我下车了，因为一般的工作人员是不许进入监狱的。

徐昭俊一见我下车就有点急了，冲着车里其他的人嚷道：“他是犯人，他是犯人！怎么把他放了？”

车里的人冷笑道：“没错，没错，押来的是你！”说着还把头伸出车窗，笑着对我说：“没你的事啦，你回去吧！”

我高兴地点点头。

我为自己成功地完成这项任务而得意，立即跑到鸡鹅巷53号戴笠在南京的办公处去看他，希望得到他的夸奖和赏识。我把自己押送徐的经过绘声绘色地向他做了汇报。他高兴地夸我能干，并当即写了一个条子给我姐夫，让我代替徐昭俊担任法租界情报组组长。

听到这个决定，我着实吓了一跳。情报组的情况我是了解的，组员的成分很复杂，不仅年龄都比我大，而且阅历都比我深，有的是黄埔学生，有的出身土匪，我这个初中尚未毕业的十几岁的小青年怎么能管得了他们呢？

我连忙又摆手又摇头地说：“不行！不行！我怎么能管得了那些人？”

戴笠见我那副着急的样子，反而笑了起来，说：“怕什么？他们又不吃人！多动动脑筋嘛！要想让组员信服你，首先你自己就要学会一套搞情报的方法，对组员要奖惩分明，恩威并用，特别不听话的，还有团体、纪律嘛！我这是给你个锻炼的机会，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

听他这么一说，我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内心深处虽然十分感激他对自己的栽培，可一想到组里的成员和情报组的任务，不免又有些苦恼，恐怕自己的无知无能会有负于他。

情报组工作涉及的范围很广，除了着重收集刺探共产党和进步组织的情况外，还要收集其他反蒋势力的情报，并了解地方军阀派往上海的代表人物的活动情况，如有关两广的陈济棠和李济深、桂系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山西的阎锡山、四川的刘湘等方面的情报。这使我错误地理解，共产党和新、旧军阀，都是想与国民党蒋介石争夺地盘，想再度造成北伐前那种军阀割据的局面。特别是在北伐时与国民党平分秋色的共产党，现在居然在江西、湖南一些地区开辟了根据地，这真是大逆不道。我竟把“马日事变”时自己亲眼看到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为了不辜负戴笠的栽培，不辱没所谓“革命先锋”的称号，我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情报组长当好。我一方面向组里的组员请教，另一方面冥思苦想地寻找刺探情报的门路。

不久，我发现上海常常发生火灾，救火员可以爬房顶，自由地进出受灾者的家，而且还有所谓的“业余消防队”，一般人都可以报名参加。于是我自己买了套救火员的服装，自愿报名参加了“业余消防队”，哪里有火灾就往哪里跑，不过不是为了去救火，而是“趁火打劫”，企图从受灾者家里寻找到有用的情报。

可没过多少日子，我就发现自己这个办法实在太笨了，不仅很难发现什么有用的情报，而且弄不好还有被烧死的危险。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意外的好机会。

一天，我正在咖啡馆里喝咖啡，发现与我同桌的一个青年说着一口地道的湖南话，一问才知道，他是湖南湘光通讯社的记者，被派到该社驻沪办事处工作。我突然灵机一动，跟他拉上老乡，并对他说：“我给你们当个义务通讯员怎么样？不要报酬，只要你们发给我个记者证。我有了新闻材料，一定发给你们通讯社。”对方听我这么一说，很痛快地就答应了。从此，我对外的公开身份就成了湖南湘光通讯社驻沪办事处的记者，化名陈仓。有了记者这块招牌，我就可以大摇大摆地挎着个照相机出入各种场合，收集情报了。

渐渐地，我的工作进行得顺利多了。我除了可以自由地参加各种文艺团体的集会外，还可以自由地去采访某些会议代表或知名人士，从而窥察他们的思想动态。姐夫和戴笠也没想到我如此能钻营，对我的工作很赏识。我也为自己的“才干”而自豪，却毫不知正是这种撒旦式的才干，使自己在罪恶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Bs7MiFiWMeARHibviDE8pLDS6Hu/ohURCv9RHk0VqfARqOu1tde9f4IWwj1Oq2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