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陷囹圄，反感抵触

1949年12月10日，我签字起义后，以为很快将获得自由，与家人团聚。然而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人意料。起义通电发出的第三天，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不但没有按起义通电的要求服从卢汉指挥，反而开始了对卢汉的进攻。第二十六军从东南角开始向昆明进攻；第八军驻在大板桥的一个补充团，也与卢汉的保安团打了起来，形势越来越紧张。这时，卢汉发表了李弥和余程万为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委员的通电，但是局势并没由此缓和下来。

一天上午，云南保安旅旅长龙泽汇陪李弥的妻子来见李弥，并传达了卢汉希望李弥通知部下不要攻打、听候改编的意见。李弥按卢汉的意见写了一封信，交给他的妻子，送到大板桥去。当天下午，李弥的妻子就回来了，并带来了一封复信，信中表示愿意接受李弥的命令，并提出让李弥本人早日返回部队的要求。李弥把信交给了杨文清，杨文清便拿走这封信送给卢汉去了。等杨文清他们一走，李弥的妻子见室内没有旁人，便把自己的旗袍掀起向着李弥。李弥伏身一看，原来在他妻子的旗袍里子上，用毛笔写了几行小字。这也是他部下给李弥的一封信，内容却与刚才那封完全相反，说全军的官兵表示：不但不准备停止进攻，而且要竭尽全力攻打昆明，救出李弥。

第二天，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果然集结了所有的部队向昆明进行猛烈的袭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卢汉便将李弥和余程万放了出来。第二十六军还是不同意，一定要师长石补天返回部队，卢汉只好又把石补天也放了出去。他们出去之前都满口答应，归队后，一定制止部队攻打昆明。结果，李弥等人出去后，不但没有停止对昆明的进攻，反而打得更加激烈了。这两个军的装备和人数都远远超过卢汉的几个保安团，形势越来越紧迫，昆明眼看就要被攻下了。卢汉怕我们出去后会与李弥一起攻打昆明，就继续把我们软禁在五华山省政府办公大楼里。

12月19日上午，台湾派来的飞机开始轰炸五华山，卢汉已做好了随时突围的准备。因为怕昆明被攻破时，带着我们突围会增加麻烦，他便将我和李楚藩、沈延世（国民党空军五军区副司令）、童鹤莲（宪兵西南区司令部副司令兼参谋长）四人移送到了钱局街陆军模范监狱。由于飞机不断地轰炸五华山，我们也乐意离开那里，免遭不测。

尽管李弥等实力雄厚，但卢汉在云南人民的全力支持下，终于击溃了他们的进攻。加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向云南挺进，李弥只好率部仓皇逃往滇缅边境，最后还在边境骚扰了多年。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后，实行了军管。卢汉在办理移交时，把我们在陆军监狱的人都当成要犯交给了昆明军管会。当时，我对这种情况一点也不知道，还满以为：我的绝大部分部下，已按我的手令，将电台、武器都交了出来，并没有参加李弥的反攻战斗。现在战局平定了，我的问题总该得到处理了吧。可是，事与愿违，解放军接管陆军监狱之后，这里的情况完全变了。原有看守和负责人都已大部撤换，制度比过去严格得多，我的行动受到了限制，关押的性质也变了，因此，思想越来越抵触。

在这之前，卢汉将我转移到陆军监狱关押时，我的思想还很乐观，认为自己在监狱不过是暂避一时而已，只要战事平定下来，无论谁胜谁负，我都是可以出去工作的。若中央军取胜，自然会救我出狱，官复原职；若卢汉的保安团取胜，同样会因参加起义之故而释放我。心想在这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时刻，自己能在这个“保险箱”里坐观龙虎斗，倒也是不幸中之万幸。

陆军监狱是我过去与之常打交道的地方，这里从上到下的工作人员几乎都认识我。我曾到此陪审过案件，典狱长和总务主任等人都待我为上宾。此刻我被关到这里，看守们出于职责而不敢放我出狱，但给予我最大限度的自由。在这些人的心目中，我还是过去那个可畏可敬的“云南区专员兼军统局云南省站站长”。《云南日报》上发表的起义通电和我的亲笔手令，他们都早已看到，也都认为我在此关押只是暂时的，将来出去以后，还会像过去那样威风的；在我关押之时，给我一些关照，日后若有求助于我的地方，我也自然会给予方便。所以，无论是监狱长官还是看守，替我办事都很殷勤，多方对我给予便利。

我在狱中，不仅可以四处走动，任意吩咐看守买东西、送信、打听情况，而且当我母亲和妻子生日时，我说一声“给我往香港发个电报”，总务科长就立即帮我发出去，我就在电报里向母亲、妻子祝寿和问候。生活无拘束，倒也蛮舒适。

还有是同狱的许多旧部下和国民党军政界的一些犯人，并不因为我被关押，而一反过去对我的态度。他们仍像以前一样尊敬我、体贴我。吃饭时，我常常在馒头里发现他们对我进行安慰、让我保重身体的纸条。我过去从来不打牌，更不会打牌，他们为了让我开心，每当白天没事干的时候，就来拉我去打牌，而且每次都让我赢。我常开玩笑地说：“这可真是在鸡脚杆上刮油啊！”

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缺钱花。昆明的几个大资本家，如西南银楼专做金银首饰生意的孙子顺等，因为解放前我帮过他们不少的忙，他们在我被关押时，常常给我送钱送物。有一次，监狱不让孙子顺送东西进来，他便与看守大吵大闹，拍着胸脯说：“沈醉是我的朋友，我就是要给他送东西。”当时的监狱旧人员多，只好让他送。每当看到这种情况，我总是很感动。我想如今身陷囹圄，这些人还这样同情、支持我，心里感到非常欣慰。

当时，在监狱中我唯一的苦闷就是和徐远举、成希超、周养浩等人关在一起，他们老是骂我“卖友求荣”。特别是徐远举，向来脾气暴躁，一见到我便圆眼一瞪，连讽带刺地说：“你出卖了我们，怎么也关起来了？没给你一官半职当当？”我听了这些话，心里非常难过。其实，我何尝愿意“卖友求荣”呢？实在是因为他们都是重庆大屠杀、大破坏的直接参与者和主持者，我既参加了起义，再把他们放走，就不好交代了。在说出他们几个人之前，我也是经过一番很痛苦的思想斗争的。我一方面考虑到自己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也考虑到不交出他们，他们不免要遇到种种不测。因为当时卢汉已完全控制了机场，完全控制了整个昆明市区，他们坐飞机逃走是不可能了，若坐汽车逃跑，他们对昆明的地形又不熟悉。如果让当地群众或保安团抓住，徐远举的脾气又暴躁，可能当时就会遭到杀身之祸，不如我起义后，倒有可能将他们保住。当然，在我自己的问题没解决之前，他们也只好在狱中委屈一下了。

据说，在我说出徐远举等人的住处后，卢汉派去的人便立即行动。当时，徐远举在朱家材家里，一直没见到朱家材的面，他已感到情况不妙，就开上朱家材挂有特别通行证的汽车往外跑。汽车开到胡同口，刚好卢汉派去的人赶到，将他截住逮捕了。周养浩在机场也觉察到情况不妙，连忙穿上便服，化了装想溜走，结果还是被保安团查了出来。郭旭从未到过昆明，他离开我这个向导，又带着那么多黄金，真不知往哪里走好。他住在“皇后饭店”，看到保安团挨个房间搜查，知道无路可走，就主动地交代了自己的身份，并把随身带的几百两黄金交了出来，愿去自首报到。

对于徐远举等人的愤怒，我是理解的。不过我也感到很委屈。平心而论，我对朋友一向还是忠诚的。例如，在昆明与我私交最好的《平民日报》社社长丁中江，曾多次帮过军统的忙，经常写文章为军统捧场。他看到发表了我参加签名的起义通电后，以为我不会被扣押，因而不准备逃走。我得知这个情况，非常着急。想到他是一个文人，没有直接参与过对共产党的屠杀，他走了不会对我起义有什么影响，何必让他陪着我倒霉呢？于是，我趁只有一个看守在的时候，便对这个看守说：“你能不能给我送封信出去，取点钱来？”看守说：“取钱可以，送信可不行。”我说：“那好，不带信，只带一个纸条出去，取200块银元，给你100块，我100块。”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看守果然答应了。我立即写了一张纸条给丁中江：“请速交来人200块银元。”我故意把“速”字里的“束”写得很小，而把“走”旁写得特别大，拉得长长的。我知道丁中江是个聪明人，一看这个“速”字的写法，定会明白我让他快走的意思。果真不出所料：钱取回的第二天，我就听说丁中江走了。我相信他能够脱险，因为昆明地形他都熟悉，而且还有个记者身份证。唯独对徐远举等人，我不敢轻易放他们走，因为他们杀人太多，民愤太大。所以这件事一直在折磨着我。我觉得对不起朋友。为了消除徐远举等人对我的愤怒，我常常把别人送给我的衣物和钱转送给他们，想求得谅解，可是，他们并不理解我的心情，见面依然讽刺我。

对这件事我很苦恼，但又不便对别人说。当时唯一能够与之畅所欲言、说心里话的人，只有同狱的国民党《中央日报》副总编辑陆铿。他与我私交一向很好。解放前夕，他跑到了台湾。蒋介石得知卢汉将要起义的情况时，叫与卢汉私交较深的阎锡山写信，劝卢汉不要起义，并派陆铿带着阎锡山的信，到昆明来做说客。不想陆铿到达昆明，卢汉不但不见，反而把他关进了监狱。他认为自己是个文入，又没有太大的罪行，不会把他怎么样，所以情绪还挺乐观。我当时说话很不注意，常常发牢骚，他就提醒我说：“时局既然如此，以后说话可得小心，要注意明哲保身啊。”由于我们无话不谈，而且互相保密，便成了生死之交。

军管会接管监狱后，没有释放我，我便开始胡思乱想起来，错误地后悔不该参加起义，不但没保住自己，还连累了部下和朋友。由此，我也更加怀念死去的戴笠。我还错误地认为，戴笠若不死，国民党决不会败得这样惨；我自己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

我18岁参加军统，戴笠待我一直很好，他亲自栽培我、提拔我，希望我能像他那样忠实于蒋介石，忠实于蒋家王朝。而我却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没有为蒋家王朝殉葬，亲自交出部下、电台、武器，参加了起义，倒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我越想心里越内疚，越想对共产党的抵触情绪越大。

有一次，我在狱中见到了一个刚从台湾派来昆明的特务郑世勋。他告诉我：毛人凤对我事前不能防阻卢汉起义，事后没能以身殉职，反而参加了起义，非常痛恨。说毛人凤曾经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说：“军统的高级骨干都是忠于领袖的，决不会公开反叛的。”却万万没有想到，全国20几个省、市解放之后，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根据地上，军统局的将级特务、地方负责人公开起义的，居然会是我这个18岁参加军统、戴笠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毛人凤认为太给他丢人了，非要置我于死地不可。

当蒋介石派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台湾飞来昆明指挥两个中央军攻打昆明时，毛人凤特意委托汤尧，在打下昆明之后，立即用专机将我押送台湾。如果昆明没有攻下，他还准备秘密派特务到昆明来暗杀我。

得悉这个情况后，我心里恐惧不安。最担心的是居住在香港的老母、妻儿会遭到军统的暗害，因为我知道军统特务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所以，我很希望能与台湾方面取得联系，求得台湾方面的谅解。由于有了这种想法，我便开始对共产党采取了抵抗行动，拒不接受改造。

当时，监狱制度虽然严格，但对我还是比较优待的。我一个人住一个房间，伙食也比一般犯人好。还让我参加了狱中成立的技术研究室，每天领着几个过去的报务员收听西南方面的各种电台，看是否有潜伏电台。我不但不帮助辨别，而且当看守人员不在场时，便收听“美国之音”。一天，我听到美军在朝鲜仁川登陆并接近鸭绿江的消息时，心里非常高兴，忍不住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的犯人，暗示他们不久就会有出头之日了。我过去在中美合作所时认识许多美国人，对美国有着一种非常崇拜的心理，总认为美国人一定能打胜，更希望他们打胜。心想，只要美国一出兵，共产党肯定会垮台，蒋介石又会卷土重来的。

在高兴之余，我又有点担心，万一美国人打到云南，共产党会不会像国民党那样，在逃跑之前搞一次大屠杀，把我们都干掉呢？如果共产党不干掉我，国民党回来之后，毛人凤会不会饶恕我呢？思前想后，内心矛盾重重，不禁感到前途茫然。

为了提防国民党打回来以后自己无法交代，我一方面将几个大资本家送的钱物，按月分给我的旧部下；另一方面决心在狱中与共产党对抗到底，决不再干一件对共产党有利的事。

这个时期，昆明军管会公安部的刘部长经常找我谈话，进行开导、教育。我表面上应付，心里却想：“不放我出去，说什么都是空头支票，再也不上你们的当了。”一次，刘部长让我在狱中向几千犯人讲述军统的罪行，我只挑一些众所周知的事讲了讲。有人多次问到戴笠的罪恶，我总是一带而过地说：“戴笠虽是军统的创办人，但他已经死了，不用讲他了。”实际上，我从心里不愿说戴笠一个“不”字。

还有一次，刘部长让我在云南省公安人员会议上讲特务活动情况和特务行动技术，我很不情愿，但又不能不讲，只好简单地拣些鸡毛蒜皮的东西谈了谈。最后还不无讽刺地说：“你们是依靠人民的，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军统特务那一套东西是搞不过你们的。”

一天夜里，刘部长又找我谈话，只派一个小通讯员押送我。从看守所到市公安局有一小段距离。当我被押着走到街口时，突然停电了。我立即想到：这是一个多好的逃跑机会啊！昆明地形我很熟悉。昆明刚解放，群众觉悟还不高，只要把小通讯员打倒，我就可以逃之夭夭了。在昆明，我的熟人很多，自己身上又带着五两黄金，只要找个地方躲几天，就可从小路逃往边境，偷越国境，去香港或台湾了。可又转念一想，到香港或台湾后，若得不到军统的谅解，反而怀疑我是被共产党收买后，派出来工作的，那不是自讨没趣吗？同时，自己既然通电起义了，何必再去冒那么大的风险呢？万一被捉回来，事情就更不好办了。由于这一瞬间的闪念，才没有逃走，没有造成终身大恨，但思想上的抵触并没有消除。当看到同狱的犯人认真接受改造时，我便深有感叹地写道：

对镜无言只自伤，
懒从邻院学新装。

承恩怕问前朝事，
未启朱唇自断肠。

借诗来表示我对蒋家王朝的怀念，不愿像别人那样去接受改造，揭发国民党的罪行。

当看到有人向政府交出贪污的财物时，我则认为他们是在向共产党献媚取宠，又用旧官词的形式写了一首诗：

佳丽三千入六宫，
自怜倾国与人同。

君王未许承颜色，
不惜金钗赠画工。

把监狱比成旧式的宫廷，把共产党影射成皇帝，将犯人比成宫女，借以讽刺共产党，挖苦那些向政府交出财物的犯人。认为这种诗即使让人看见，也只会当作是写汉元帝时宫女贿赂画师、向皇帝求宠的故事。

当看到西监一些态度顽固的犯人，戴着手铐脚镣到院子里活动，排着队艰难行走的姿态时，我表示非常同情。为了发泄自己心中的苦闷和怨恨，我这样写道：

环珮声飘逐队来，
西宫遥见禁门开。

跚跚莲步轻移缓，
知是庭前献舞回。

看起来好像是在描写宫女们佩戴着金玉装饰，去庭前献舞后，排着队莲步轻移，缓缓而来的情况，实际上却是对戴着手铐脚镣行动艰难的西监犯人寄予深切的同情。

有一次，听到一个刚从南京押来的犯人被拉出去处决，我心里非常难过，整夜不能合眼，提笔写道：

孤芳自赏立深宫，
来自姑苏倍有情。

一夜朔风吹折尽，
隔帘愁煞惜花人。

在我的心目中，这些被镇压的人才是英雄好汉，他们像花一样的美好，而共产党却像冷酷无情的寒风，把这样好的花都毁坏了。

我讽刺那些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的人是：

新诗御制竞相传，
日向君王诵百遍。

堪笑杜鹃空泣血，
衰颜何事博人怜。

我挖苦那些对我们进行耐心细致思想工作的管理人员是：“东风枉费吹嘘力，不及前朝雨露多。”

不仅如此，我还经常以看相的方式，进行反动宣传活动，暗示别人说：“这是临时的灾难，只要坚持忍受，必有出头之日。”让他们不要靠拢政府，不要靠拢共产党。

不久，镇反运动开始。监狱里看不到报纸了，外面的情况也不知道了。可是，关于镇反的事倒听了不少。有些没有撤换的旧看守常常告诉我说：“今天又枪毙了人。”“报纸上登了，又有一批反革命被镇压。”我听到这些消息，心里惴惴不安。有时偷偷地问旧看守：“你们听说共产党准备怎样处置我们吗？”有的回答说：“不知道。”有的却答非所问地说：“像你这样的人，让共产党拉出去枪毙了，实在太不光彩。”有的还莫明其妙地说：“你如果需要刀片、绳子，我可以给你送去。”我反复琢磨他们话中的意思：到底是怕我被拉出去公开枪毙不光彩呢，还是让我自杀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有一次，两个旧看守押着我和另一个因有特务活动嫌疑而被捕的商人，到牢房外的监狱办公室照相。在走过牢房外那长长的甬道时，我问看守：“给我们照相干什么？”两个看守互相看了一眼说：“一般地说，第一天照了相，第二天就会被拉出去枪毙。”“哦！这倒不错。我死了还会有张照片留下来，这倒是值得庆幸的事。”我故作镇静地说。没想到，与我同行的那个犯人，听到对话，吓得面无人色。他结结巴巴地说：“为什么……为什么要枪毙我？……”两个看守也不理他，一边一个缠着我说：“现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厉害得很，你可别说出我们过去帮你送过信、买过东西的事，你要是说出来，我们可就没命了。”听到他们的话，看到他们那副紧张的样子，我终于明白了，原来他们一再暗示我的那些话，无非是想让我自杀，让我早点死，免得揭发他们。我心里不免有点不痛快，便想拿他们开开玩笑，于是一本正经地说：“那怎么行？你们不是说要对共产党忠诚吗？我也要向你们学习，把过去的事告诉政府。”这两个看守一听，都吓坏了，小声地央求我说：“你就当没那回事，不就行了吗？”“那怎么行？每件事我都记在日记本上了。”我继续开着玩笑。

此时，这两个看守和那个犯人都面色苍白，走不动了。一个看守建议，坐下来歇会儿，他要小便去。谁知等我照了相回到牢房时，发现我的日记本被人偷走了许多。我分析：这肯定是那个借故小便的看守干的。实际上，那些事我根本没记在日记本上，更没有揭发他们的意思，只不过开个玩笑罢了。既然要枪毙我了，日记本丢就丢了吧，我也懒得再追问。

当天夜里，我对于第二天要被枪毙的事想了很多。我想，让我自杀，我决不会干的。我倒希望能把我拉出去，公开枪毙。只要我被共产党杀死的消息一登出去，台湾方面一定会谅解我的。这样死，既能表现自己所谓的“军人气节”，又能说明自己对国民党的忠诚，同时还能起一个反宣传的作用，这就等于是告诫其他特务：共产党对特务是不会留情的。这样，即使我死了，香港的老母妻儿也就不会受到军统的迫害了。

想是这么想，但这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特别是想起妻儿老小无人照顾的情景，心里就感到一阵阵的酸楚。一个人在牢房里踱来踱去，悲愤之极，即提笔作诗，以表自己临死前对老母、妻儿的怀念：

终宵坐立听更残，
今日方知一死难。

险讯频传心欲裂，
危言不信胆能寒。

夜焚积稿诗同劫，
晓看遗书血未干。

含泪临窗遥拜母，
长怜老幼倍难安。

思亲欲哭泪先枯，
怒斥苍天有眼无？

万念俱灰拼一死，
满腔悲愤欲三呼。

红颜未老怜妻寡，
白骨抛荒叹我孤。

料得人亡情更冷，
哀哀八口倩谁扶？

离魂夜夜绕天涯，
世事茫茫只自嗟。

死若有灵长佑汝，
生无一刻不思家。

难分昼夜人如梦，
不辨晨昏眼渐花。

怕听杜鹃惊坐起，
一轮寒月又西斜。

当时只有二三天的时间，我就写了十首这样的律诗。由此可见，人之将死，真是思绪万千啊！后来，我才知道，让我们照相，原是为了监狱里存档备案，并不是拿我们去枪毙，完全是一场虚惊。

尽管当时没有枪毙我，但我对共产党的抵触情绪并没有丝毫减少。我想枪毙我是必然的，无非是个迟早问题。

有一次，刘部长找我谈话，他告诉我说：“现在正在镇反高潮中，过去许多被你关过的人，以及亲人被你杀害的人，天天找到公安部来，要求镇压你，特别是你过去几个学生的家属，经常来找我们。我们想把你转移到重庆去……”对刘部长的话，我半信半疑。他所说的那几个学生我是知道的。

原来，在军统局举办的参谋训练班里，有几个学生毕业后，被军统派到东北的云南部队（卢汉的部队）做情报工作。后来，云南部队在东北打了败仗，这几个学生被共产党俘虏了，进行教育后又放回云南。这几个人回来后，有人向我汇报说：“他们投靠了共产党。”还有的说：“这几个人被卢汉收买了，现在派回来，是了解你的情况的。”听到这些，我非常气愤，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派人把他们骗到昆明郊外枪毙了。现在可能是这几个人的家属来找我要人的。不过，我不相信，共产党真的是因为怕别人找我的麻烦，而把我转移到重庆去。我认为一定是把我押到重庆以后再处决我。

于是，我在临走之前，将我在狱中写的诗稿卷在一支毛笔杆上，用两缕白棉线缠在上面，交给我的一个亲信，让他替我保管，免得离开昆明时，被监狱没收。

这是1950年12月底的一个早晨，我刚刚起床，看守就通知我去钉脚镣。我知道是要押我去重庆了。

当时，为了怕昆明的人认出我来，便在我头上罩了一个棉口袋，只露出了两只眼睛。我看见几个曾经认识的熟人，想让他们知道我被押走了，但有看守在旁，无法同他们说话。上飞机后，我见斜对面坐着一个曾经认识的商人，便故意把头靠在机座靠背上，把棉口袋弄歪，露出半边脸来。商人一见是我，吓得目瞪口呆，一句话也不敢说。我想只要让人知道我离开昆明就行了，自己的这套行装就等于告诉了对方的一切，无须说话。

记得当时我乘坐的那架客机是“上海号”。飞机起飞了，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酸楚：两年前，我从这里送走了妻儿老小，她们日日夜夜在盼望我从这里飞到她们身边去。而今，我离开这里却是飞往重庆，何时能再见到亲人！此去重庆，是凶是吉？真是未可预卜啊！ eQRdTZa+hvWRdyL/6Jmv2q1atKEBQ+1gRzmblJBEE5lkWGu4IeG0KdYxGgeqIpK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