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0年12月18日傍晚，我女儿兴冲冲地跑回家。一进门就喊：“爸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不过，您不许激动。”孩子知道我患有心脏病，不能生气，也不能太兴奋：“什么事？你说吧，我不激动。”只见她背在后面的手里拿出两张灰蓝色的卡片说：“您看！这是什么？”“哦！港澳通行证。”卡片上清清楚楚地印着“港澳通行证”五个字。这么说，我和女儿申请去香港探亲的事，政府已经批准了。我不由得心头一热，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

这不是做梦吧？30多年了，江流日日，梦魂夜夜，我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海外的亲人，常常在睡梦中梦见她们。此刻，往日的情景立即涌上了我的心头。

记得那是1949年10月间，蒋介石逃台之前，特意下命令给我，要我“站住脚跟，守住云南”。为了让我表示“不成功，则成仁”的决心，他还要我将一家老少一个不剩地都用飞机送往香港。

临送走她们之前，白发苍苍的老母哭着不肯上飞机，要和我一起留下，我只好把她老人家抱上飞机；年轻温柔的妻子扑在我怀里，泣不成声，依依不舍；天真可爱的孩子们听说坐飞机走，高兴得拍手直跳，但在我把他们一个个抱上飞机时，他们见我不和他们一起走，就搂着我的脖子娇声娇气地说：“爸爸，你可快来啊！……”

事隔30多年了！老母已经过世。儿女均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了。妻子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也已改嫁他人。但往日的恩爱之情、骨肉之亲却是终生难忘的啊！我总希望有一天能见到他们，当面向他们道歉，求得亲人的原谅，因为我没有尽到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不过，话又说回来，我毕竟是曾经在历史上有罪于共产党、有罪于人民的人。老实说，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居然能够得到批准去香港，并且准许我在大陆唯一的女儿一道同去。我真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然而，两张“港澳通行证”清清楚楚地告诉我，这一切都是真的。我很快就要和海外的亲人团聚了，这不正说明了共产党和人民对我的谅解和信任吗？面对这突然降临的喜讯，我怎能不老泪纵横呢？

12月23日，我偕女儿终于来到了香港，见到了许多亲朋好友。旅居美国的女儿和远在加拿大的侄儿均来港团聚。只有居住台湾的儿女不能来港相见，这是我此行最遗憾的事。

我多么想见到他们，多么想和亲人们在一起多待些日子啊！有些亲友劝我留在香港，并愿对我赠送巨款；或者劝我去台湾，并愿负责帮我办理去台湾的手续。他们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何不乘机远走高飞呢？”对亲朋好友的善意，我不能领受，婉言谢绝了。

我执意要回北京，正如香港《新晚报》1981年1月29日报道的那样：“……尽管来到了这个东西方的十字路口上，他并不彷徨。说要回去，就回去了，说要在春节前回去，果然在春节前回去了。”许多亲友不解地说：“你过去那么精明能干，现在怕是老糊涂了吧？你能活着出来多么不容易啊！你也不想想，这30多年你是怎么过来的，难道你对大陆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吗？”

是啊！这30多年，我是经过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的。我是怎样走过来的呢？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很好地回顾一下。这不仅是对我自己的回答，也是对我在海外的亲朋好友的回答，对读者的回答，对整个社会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