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璧君一见唐便大发脾气,从她家一直骂到飞机场,没有停过嘴,什么没良心、不讲交情等等,只要她能骂得出来的话,都骂完了,而且越骂越生气,几次用手指头指到唐的头上。
约在1942年冬,军统局潜伏在上海的上海特区组织,被李士群的特务破坏,区长陈恭澍也被捕。当时李士群与唐生明正在苏州搞清乡工作,李得到报告,立即赶回上海处理。结果在清查特区档案中,发现了一个密电稿,内容是向重庆建议:“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杀个别日军官兵,因为这种做法得不偿失,如军统在上海愚园路附近暗杀了几个日本宪兵后,日军立即把这个区封锁起来,逐户搜捕可疑人员,成千人受牵累,几十人被杀,使居民产生极大反感,因而对重庆政府产生不满,希望以后不要再这样零零星星去搞这类工作,以免失去沦陷区民心。”他们对这份电稿非常重视,因当时军统上海特区正热衷于搞这些活动,由于干起来困难不多,功劳不小,也得到重庆方面的重视,可以拿这些来宣传他们是如何积极抗日的,至于沦陷区老百姓为此付出的代价就不管了。经过仔细研究电稿内容,认定绝不是上海特区特务们的口气,那一笔不整齐的笔迹,更和唐生明的差不多,李士群等便肯定这电稿是唐生明拍发的。他们既高兴唐生明有这一建议,可以不再去沦陷地区暗杀日军官兵,为他们减去不少麻烦,连几个日本顾问看到这内容也十分高兴;另一方面又很不满意唐生明,既与重庆方面有这种非同一般的深切关系,为什么不早点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或多少透一点风也算够朋友的。唐被发觉后还一个劲儿地矢口否认,李士群便不得不采取不客气的手段来对付他。
李士群在深夜让唐生明和他妻子徐来一同回到上海,说有要事面商,唐已风闻军统上海特区被破获了,但也只好硬着头皮去。一到上海,便看到李士群特工总部的一干将傅也文在车站等候他。唐生明想乘自己的汽车先送徐来回家,傅板着面孔坚决不同意,而让唐生明夫妻乘他的车,一直驶往极司菲而路76号特工总部,直被送进李士群的办公室。唐夫妇一走进去,便看到李士群正在审讯张素贞。当时唐和军统联系,是利用开设在他家附近的一家杂货店来接头的,张素贞便是常去联络的人。上海特区被破获,这家杂货店和张素贞也被卷入进去。
李士群一见到唐生明,劈头就谈陈恭澍被捕及牵涉到他的问题,语气中很有责怪之意。唐再三解释,还是只承认过去与戴笠是朋友,没有替他工作那一套老话。这次李士群却不再客气,叫人把陈恭澍带上来对质。经再三威胁,陈恭澍也不承认与唐生明有往来。李士群很耐心地一再说明,与戴笠有工作关系不要紧,只要不避开他,把他也当成要好的朋友,什么事都可以和他谈。唐生明被问得急了,便大声嚷嚷:“杀了我,我也只承认与戴笠是朋友。”李很重视这句话,因从那份电稿的语气上也可看出,不是部下向上级作报告,而是朋友相劝告的建议性质。当时,唐在上海可以利用几处电台与重庆联系,许多都是向戴笠汇报日伪方面的情况的,电报发出后,便将电稿焚毁,只有这份通过上海特区发的电报,是建议不要再搞暗杀,电稿还存在上海特区,正好被他们查出,这对唐生明是非常有利的。
李士群见陈恭澍坚决表示和唐生明在工作上没有往来,只是代他发过这份电报,还是辗转送给他的。李只好让人把陈带走,才慢腾腾地对唐生明说:“这个问题,我解决不了,汪先生有电话来,让送你们去南京见他,你当面去向他谈谈吧!”当晚,唐生明、徐来、张素贞三人便被一同送往南京。第二天到车站去接他们的有几个佩参谋带的日军参谋官,唐生明以为这一下完蛋了,这几个日军参谋官肯定是主管情报工作的,他们得知这一消息,也到车站想把唐生明三人接到他们那里去。因为当时日本人要怎么办就怎么办,连汪精卫、李士群都无法帮助,这几个日本人的出现,肯定事前连李士群都不知道。随李士群送唐等去的人员有李士群的翻译夏仲明,日语很流畅,他忙把这几个日军参谋拉到一边,鬼鬼祟祟谈了一会儿后,又把李士群拉过去谈了一会儿。看样子,日本军官态度很坚决,李士群只好用无可奈何的神情同意让日本人把唐生明带走。李宽慰了唐几句,并同意把徐来、张素贞暂时安置在他家中,决不会为难她们,唐生明只好点头同意,但认为此去是凶多吉少,生死难定。这时,他有点恨蒋介石、戴笠不该派他来;也有点后悔,自己为了生活上的一点享受,连性命也送掉了,即使不死,也得吃一顿苦头。
几个日本军官把唐生明带上汽车,一直开到日本在华的最高指挥机关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车后便带他去参谋部,这时唐见到过去认识的都甲大佐、延原中佐和从上海赶来的市川中佐(上海登部队十三军参谋)三人早等在那里。使唐生明感到意外的是,他们一见到唐,都非常客气地热烈和他握手。他们先安慰他一番,叫他不用害怕,还连连称赞他那份电报提出的建议很好,最后才由都甲大佐正式向他谈出:“我们很久一直找不到与蒋介石阁下有关系的人来商谈,今天总算找到了阁下,我们非常高兴,所以特别请你到这里来谈谈。”稍停一下,便接着谈到唐能够到南京来工作,他们很欢迎,可惜没有早点让他们知道,他们要尽力支持,并表示希望唐把与重庆联系的电台保留下来,由他们来负责保护。还说南京政府决不敢难为他,一切由日方做主,要是没有专用的电台,还可以快点建立起来。
他们这一番话,真使唐生明感到十分惊异,这完全出乎他的预料。但他又提醒自己,千万要注意不可上当:李士群没有盘查出的问题,不要在日本人这里几句话就露了出来。所以他一直对他们提出的事不作正面答复。
谈了一会儿,他们见唐没有明确表示,也看出他还有疑惧,便又陪他去见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他见到唐也非常客气,除了重复都甲那一套话之外,还更坦率地说:“我们因为找不出更好的办法,才请汪先生出来,希望通过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请多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一任务。”他越谈态度越谦和,还对蒋介石大大地恭维了一番,并反复说了几遍:“大家都是一致反共的,都是为了大东亚共存共荣……我们应当很好地合作起来一同反共……”最后他还谈到已决定要经常派人与唐保持密切联系,并负责保护唐的安全,保证他的工作能顺利进行。同时对唐建议重庆不要再去暗杀个别日本人,说这种建议是很有见识的,他们不但重视也十分赞赏。
这一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唐生明既害怕又高兴。他慎重考虑,应如何答复他们,因为与日本人打交道很难,他们是只讲利害而不讲交情,稍不合意马上翻脸无情,随时可以杀头。当时的心情,唐生明回忆起来,感到很矛盾,特别是一下由极度紧张,变得十分轻松,身份既已明朗化,再也不用担心了。
在河边一再提出要唐生明充当和谈任务时,他最后也不便再推,只好说:“我在重庆认识的朋友的确很多,也能见到蒋先生,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先研究一下,再去向他们商量,看他们的态度如何再说。”这一不亢不卑的答复,使他们也不便再勉强谈下去。河边便陪他去见总司令畑俊六。畑俊六在苏州见过他,这次见他就客气得多了,因为情况他也知道了,便又重复河边等人的话勉励了他几句。告辞出来,河边招待他吃了一顿午饭便让他回到李士群家中。徐来、张素贞看到他平安回来都十分高兴,听他谈了见到河边、畑俊六的情况,才感到再没有什么危险了。李士群又恢复了像过去一样的亲热,他还是建议应当去见汪精卫,向他报告这一情况。
第二天,唐生明去见汪逆时,心情完全不同了,因为日本头头这么重视他,他对汪也满不在乎了。汪也知道了昨天发生的事,见到唐的时候,现出一脸尴尬相。他知道日本人有了他并不满足,还在设法与蒋介石取得联系,这无形中说明了他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分量是有限的。他当然不在这方面表态,只埋怨唐生明为什么一直瞒着他,暗中与重庆保持联系,太不够交情。他认为自己对唐是推心置腹,那样信任他,而唐却不肯向他吐露半点真情,便狠狠地说了他几句,唐也不便多解释,便匆匆告辞。
后来李士群告诉唐生明,陈恭澍的案子发生时,牵涉到唐生明,陈璧君、陈公博都向汪精卫提出要严办,汪当场没有作出肯定答复,只叫先把唐送到南京去问清了再说。谁也没有料到,日军总司令部会突然出面把唐抢去,公开要他和重庆联络,别人才不敢再提要办他的话。不过陈璧君却不放过他,有天她从上海回广州,李士群拉他去送行。她一见到唐便大发脾气,从她家一直骂到飞机场没有停过嘴,什么没良心、不讲交情等等,只要她能骂的出来的话,都骂完,而且越骂越生气,几次用手指头指到唐的头上。他只好一语不言,反正她也没有别的办法,直到她登上飞机才停止。回来唐埋怨李士群不该拉他去送她。李笑着说:“她不出这口气行吗?既然要把此间关系搞好,挨几句骂又算得了什么……”
唐把陈恭澍案及日军负责人与他进行联络,希望能达成合作等向重庆报告后,戴笠真是大喜过望,马上复他一电,首先大大赞扬他一番,说他没有辜负校长(蒋介石)的重托,能取得超过他们所预期的成就,实在太好了。不过他们经过研究后,还有点担心,叫他注意日本人方面是否出于诚意或有其他意图,一定要弄清楚,随时电告。最后戴笠很慎重地转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叫唐先只能以个人名义与日方往来,不能作为代表;在与日方周旋时,对日方提出的任何问题,不要先作具体答复,随时向重庆报告;并再三叮嘱,一定要好好保持这一关系,不能中断。这是唐到沦陷区后第一次收到这么长的电报,他很明白,这是蒋一贯玩弄的手法,明明是他亲自派唐去的,却又不让唐用代表名义与日方往来。将来事情弄好,自然没有问题,万一出了毛病,或被各方面(特别是共产党方面)发觉而加以责难,影响到他本身利益时,他就可以把一切责任推到唐的身上,说这是唐个人行动,他可以不负责,而且可以振振有词地公开惩办。唐左思右想,考虑了半年多,准备为自己留一点余地。当日军派参谋官去问他,重庆方面反应怎样?唐总是回答:“他们还在研究。”日本方面也看出:蒋介石一方面很动摇,一方面又害怕各方面的反对而影响他的统治地位,一直下不了决心。所以蒋经常电询唐生明:日军方面提出了什么条件没有?他们态度是否诚恳?并要唐最好能进一步与日方保持联系。最后,唐便同意日方意见:由日军上海驻军司令部派一个松井大尉到他家中,担任联络与保护责任。松井每天一大早去唐家,晚上才回去。重庆方面也下令停止了在沦陷地区对个别日本人进行暗杀,日方对此很感满意。
从那以后,唐的身份也慢慢地公开起来,尽管蒋介石不要他以蒋的代表名义对外活动,但私下里谁都知道他是重庆派去的,别人问到他时,他也不便否认。说来真够滑稽的,当重庆方面正在大叫大嚷“坚决抗战到底”的时候,却派有这样一个代表,在日军保护下,长期住在日寇占领区中公开活动。
自从日军派了松井大尉到唐家后,戴笠便要唐生明把设在郊外的那部电台搬到他家中三楼,公开和重庆通报。唐住的那个地区,一向是轮流停电,电台通报受影响,他把这一情况告诉松井,松井马上转告上海日军司令部,立刻命令电力公司,从此那一段不准再轮流停电,还要通宵供电。住在唐生明附近的一些熟人,知道这一情况后,常和唐开玩笑说:住在这里也能沾到你这个重庆代表的“光”。
当时上海的煤、米、汽油等日用品供应很困难,有钱也无法买到,自从松井到唐家后,日军司令部也给他增加一份供应,并且非常充足,每月唐便将这些多余的东西周济别人。这在当时,连一些大汉奸都很眼红。
1944年秋冬间,日寇攻陷湖南,企图打通通向越南的通路,准备和印度支那半岛及南洋日军连成一片,日军方面即派员与唐研究,准备让他去当湖南省省长,唐照例先向重庆报告,蒋介石听了非常赞成他去,不过特别叮嘱:一定要和日军总部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在这个问题上,日、汪、蒋三方面又是不谋而合,他们都希望唐去湖南当省长,可以把湖南作为日伪与蒋之间的缓冲地带。戴笠在复电中除慎重传达蒋介石指示外,还答应可以把军统在湖南和广西的特务武装部队(包括军委会别动军两个纵队和军统直属的几个行动总队、破坏总队等)都交给唐生明改编成伪军,以肃清湖南境内中共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当南京方面传出这一消息后,上海、重庆等地报刊都已报道出来,无疑这是想早日促成唐去湖南。
唐生明经过慎重考虑之后,最后正式决定不去。主要原因,他是湖南人,还有母亲和大批亲属在湖南,他们都会反对,他特别记住他大哥唐生智在他去辞行时说的一句话:“此去弄得不好,便会遗臭万年,千万要慎重!”加上他在沦陷区几年中,亲眼看到日本顾问对那些汉奸省长、部长、院长的控制情况,他们本人毫无权力,完全当傀儡,一切都得听日本人安排,成天让傀儡出面坏事干尽。他更担心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他真心投敌去当汉奸,而把他干掉了,将一辈子洗不清。所以他考虑后,借口身体不适,不宜担任繁重任务而推卸了。
日本方面对唐不肯去当湖南省省长还不同意,又派一持平中佐参谋由松井陪去劝他,说总司令部方面要他先回湖南去看看。愿意就留下来,不愿意还可以回来。日军为什么这么热情希望他去当省长呢?不久他明白了,这是他们急于诱降蒋介石使出的一种手法;也是向蒋介石暗示,他们可以逐步把占领的地方用这种变相形式交还给蒋介石,所以选派他去最相宜也最易说明问题。因为那时美已向日宣战,他们急于结束对华战争,唐生明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知道美日战起,胜利很有把握,所以连回去看一下都不肯。他怕一到湖南,南京受日本指示,马上明令发表他为省长。那时就进退两难,不干也不行了。汪精卫则希望借此顺水推舟,把唐也拉下水去,所以也劝唐还是去的好。后来拖到汪去日本养病,陈公博代理他的职务,唐生明就根本不理他们那一套了。
在应付这个问题上,唐采取了两面派手法与他们周旋。他向日本人除说身体不适外,还推说重庆方面认为他当省长后,双方联络工作不如现在方便,所以还在考虑,没有同意;而他对重庆方面,则说一旦离开京沪去湖南,与日军总部的联络就不如现在方便了,日本方面还要考虑。反正他们两方面又不能对证这些话,所以这个问题就这样拖下去了。
在这段拖的时间中,他尽量利用松井的关系,办过不少的事。如毛森(军统大特务)和原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小老婆陈华(也在为军统工作)与张亚明等几十个军统中下层特务被日伪特务逮捕,唐都是让松井出面去保释出来的。还有几架美国飞机在袭击沦陷地区日军时被击伤,飞行员跳伞下来被日军活捉,重庆也指示唐设法去营救,让松井去告诉日军司令部,不要杀害和虐待他们,并把他们被捕后的情况告诉重庆,转告美军。胜利后,美军派人到上海接收这些被俘美军飞行员时,美军负责人曾专程去拜谢唐。
看来有点矛盾,也很滑稽,在中日两国正处在紧张的战争时期中,唐生明却像和平时期派驻在别国的使领人员一样,不仅得到优厚待遇和享受特权,随时可向日方提出交涉、保释被捕的人员,还可以公开建立无线电台以便与敌对方面通讯畅通,并派有专人来保护。这些铁一样的事实,不正是日、汪、蒋三方的密切合作、相互勾结的最具体、最有力的证明吗?
松井大尉是日本宣布投降后,才和唐生明挥泪告别。唐这时又以过去没有用过的口吻问他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助的,松井表示希望能早一点回日本去,因为他是长崎人,一家人在长崎被美军原子弹炸光了,回去只能凭吊一下,再也见不到自己的亲人了。他一提起美国人就咬牙切齿地痛恨。唐因为松井为他干过不少的事,也尽心尽力地保护过他,所以胜利后第一批遣送日本人回国时,他就特意请军统大特务、上海港口司令谢灏龄把松井安排进去。动身那天,松井专门到唐家,依依不舍地和他及其全家告别,带着懊丧的神情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