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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精卫一听到李士群为他安排了大规模军事检阅，非常高兴。检阅仪式开始后，汪在得意之余，几乎当场闹出一个天大的笑话来。
1941年5月，汪伪政府便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共军事组织——清乡委员会，由汪逆亲自担任委员长，以陈公博、周佛海为副委员长，特务头子李士群兼任秘书长负实际责任。李的助手汪曼云任副秘书长，协助李工作。
委员会下设四个处，唐生明被任命为负主要责任的军务处处长，余百鲁为政务处处长，陈光中为总务处处长，还设有一个福利处，唐生明因和其很少往来，已记不清姓名了。
这个会在4月间开始酝酿时，李士群便找唐生明研究，一再表示他去负责军事方面工作，无疑是利用他能与蒋军配合。唐最怕要他担任实际工作，一直没有同意。后来他把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和人事情况，以及李要他负责军事等向重庆密报后，蒋介石指示戴笠转告唐应当参加进去不能推辞，并规定他的任务，一定要很好地利用日伪这一支武装去消灭新四军和中共领导的其他地方武力，所以李士群最后一次提出时，唐就同意了。
这个委员会是集汪伪组织中所有大汉奸于一体的，委员中几乎包括了各院长、部长、省长和什么司令官，特务头头等都网罗了进去。汪逆在成立时特别强调：清乡工作必须是军事力量与政治力量相辅而行，只有这样才能使共军绝迹。他在许多场合讲话时，总是一再指出，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要实现他的“反共建国”国策的最切实可行的一项重大具体措施，他不断大声疾呼，要求：“全体机关职员，全体军民要通力合作，全心全力一致支持，务必要不惜一切完成这一巨大任务。”
为了配合这一“清乡运动”，当时所有敌伪报纸刊物都大肆宣传，说明清乡工作如何如何重要，并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评和汪逆等的谈话，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人人参加，个个有责。”汪伪政府把这一工作列为最紧急和最重要的中心工作，到处都可见到一些很明显的反动宣传口号如“拥护和平反共建国”“保障和平，拓展和平”“肃清共党确立治安”“反对拖延抗战”等，连火车上装茶叶的小纸袋上、一些物品包装纸上、火柴盒上……都把它印了上去。可是张贴在铁路沿线和火车车厢上的这些标语，却很快就被人换上了“打倒汉奸！……打倒日本鬼子！”和“欢迎新四军”“共产党万岁”“抗战必胜”等。日本的特务机关和李士群的特工总部天天派出大批特务，到处去搜捕，每天除了抓去一些所谓的可疑分子外，却没有抓到过新四军和地下党员。
李士群（立者）向视察清乡情况的汪精卫和日本人作汇报
1941年6月中旬，汪精卫召开了一次清乡地区行政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那些委员外，还有几个伪省长。大家都感到清乡工作虽宣传了许久，却一直没有着手做。因为地区那么大，待清的乡又那么多，而兵力却有限，不知摆在什么地方才好。谈了好久没有结果，最后还是由汪逆提出来，以京沪沿线新四军活动频繁的地区作为一个示范性实验区，先把力量集中在这里试搞一下，因这个地区最易看出成绩，特别是日本人对这条线很重视，并可减少南京受到的威胁，更便于大汉奸们从南京去上海过淫乐生活，遇到强大的新四军主力，日军出动围攻也较方便。会上决定以苏州为中心，向四面展开。一个月后，清乡委员会便成立了办事处，实际上是把南京的整个清乡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都搬到了苏州，办事处主任由秘书长李士群兼任，汪精卫并指定军务处处长唐生明兼办事处副主任，协助李工作。7月初，李士群和唐生明为了表示决心认真工作，都把家从上海迁到了苏州。
苏州实验区的范围，当时划定是东自昆山沿京沪铁路到镇江，南边包括太湖沿湖各县，北边到长江南岸包括常熟、江阴，共约20个左右的县，也就是新四军经常活动的地区。
清乡办事处指挥领导的伪军，大部分是由过去日本人历年来所收编的土匪改编成的保安部队，共有好几万人，分散在各县，原来一直是由日本人领导，这时名义上是交给办事处，实际上还是掌握在日寇手中。这些伪军头子一向认贼作父惯了，他们心目中对后来居上的南京伪政府的汉奸们，并不买账，有些不愿当奴才的奴才，而愿直接与主子打交道。汪逆和李士群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并不去硬性指挥他们。
另有一些部队则是南京伪政府成立后自己组织起来的。这些部队有不少是国民党蒋军中的军官率部投敌后扩充起来的，也有些是后来招募的。当时在苏州实验区内有伪军第二军刘培绪的两个师，人数既不足，武器也很坏，只有周佛海的税警总团还比较好一点。这些军队虽同样受日本人控制，但和汪伪政府的关系就与地方保安部队要不同些，比较听话，汪精卫提出的所谓“建军”，就是要建这样的部队。
在这些新建的部队中，除了一些是从蒋军中投降过去的外，唐生明还从被俘的俘虏中挑选，特别是由军统领导的“忠义救国军”中被俘的军官，几乎都由他选出后保荐到伪军中去当骨干，以巩固他在伪军中的个人力量。
在实验区内有几个日寇的联队，这是清乡的主力军，他们不能随便指挥，一些零散的地方武装抗日部队，日本人总是让伪军去对付，以实现中国人打中国人的目的，只有发现了新四军主力时，他们才愿去打。
苏州办事处组织庞大，职员有三四百人，对外号称拥有陆、海、空三军部队。实际上，所谓海军者，只不过是一条几百吨的“卫民号”，与内河航行的小火轮差不多；空军是航空署的三架教练机，只做一些小范围的侦察活动。
办事处的真正负责人，是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晴气大佐，他也是李士群的后台老板。晴气担任办事处顾问后，梅机关也在这个地区设立专门机构，由晴气领导。另外还有一个金子大佐，则是日本另一特务机关派去的重要特务。此外还有日军派去的几个校级参谋，如大野少佐、小笠原少佐。这些人与日特机关都有密切工作关系，办事处一切工作，都得先向这些日本顾问请示。事无巨细，他们都要过问。他们控制的办法很毒辣阴险，在许多公开场合中，他们总是让汉奸们出面做样子，实际上一切都早由他们决定和安排好，只通过汉奸去执行。特别是要出面做恶人时，都由汉奸出面，有些使群众反感不大的，他们才愿出面，以此收买人心，使一些比较单纯的人认为日本人比汉奸要好一些。
苏州办事处成立时，汪精卫本决定要亲自到苏州监督办事处人员宣誓，因日本人已为他安排好了要去日本见天皇，所以临时派他老婆陈璧君为代表，还带来伪内政部长陈群、宣传部长林柏生等大批随员，办事处所有职员，除日本顾问和参谋等外，都要宣誓效忠汪精卫和坚决实现和平反共建国国策，努力做好清乡工作。
陈璧君在宣誓会上讲话，无非还是强调“清乡工作的重点在如何彻底肃清这一地区的新四军”。她大喊大叫要求大家打响第一炮，这样才有本钱可以向日本方面提出第二步要求（当时他俩的梦想是自己建立一支武装部队，第二步是请求日本人把这个地区的政权交出来，将日军调到前线去抢地盘，这个地区的防务则由伪军接防。）。
当时办事处虽有大批日伪特务人员，却很少能搞到有关新四军活动的情报，唐生明通过军统在那里的组织，反而可以得到一些。他报到重庆后，戴笠奉蒋介石指示，要唐生明绕一个圈子，作为他运用的人得到了这些东西而送给李士群与日寇，好让他们派部队去进攻新四军。像这种罪恶活动，我在帮唐生明写回忆录时，曾多次请他能具体详细一点，他再三回忆说这样的事有过好几次，但都不是新四军的主力，而是地方人民的抗日武装。他不但奉命要设法让日伪军出动去攻击，还曾奉命通知军统领导的“忠义救国军”去夹击和堵截，但效果都不理想。因为对方的消息很灵通，老百姓一看到敌伪军出动，就星夜兼程去送信，往往敌人赶到只是扑一个空。当时李士群常和唐生明密谈，他们完全知道没有能力消灭新四军，只希望新四军能自己离开这个地区到别处去，不再来这个地区活动就可以作交代了。两个多月以后，新四军作了战略转移，大部队向苏北方面安全转去，他们便借此大吹大擂，说什么“短期内取得了出人意外的空前巨大胜利，实验区内已无共军”。这一捏造的假成绩连日寇也相信了，同样向上级去请功。日寇驻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也信以为真，决定亲自到苏州来视察。
陈璧君
8月底，在前后由铁甲车严密保护下，畑俊六的专车驶入了苏州车站。李士群想抢先上车去迎接，却被日卫兵挡住，叫他在月台上等候。畑俊六好像故意要测验一下奴才们的耐心，他在车厢内观察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走出来。他刚一露面便是一阵欢呼，李士群这时才能赶上去向他行礼，接着便介绍唐生明等几个重要官员和他见了面。
畑俊六下车后先在车站附近检阅了一队日军之后，才由日伪人员簇拥着去到苏州宫巷的办事处，李士群亲手把许多所谓“功绩”的表情恭恭敬敬地呈送给他，他连看都不看一眼，便交给了他的侍从参谋。李士群一看到他这种神气，原来准备的长篇口头报告只好改为几句简单的颂词，说明“清乡”能取得一些成绩完全是依靠他和日军的“神威”才取得的。畑俊六听了总算笑了一下，也勉励了李士群几句，李士群便感到极大的满足了。
在盛大的午宴之后，这个敌酋便在前呼后拥中驱车在苏州城内绕了一个大圈子，并在几处名胜古迹处玩了一下，便算是“实地视察”完毕。李士群为他忙了几天准备好的住处，他连去看一下都没有兴趣，径直到日军小林师团长处去过夜，没有给奴才赏一点面子，弄得李士群很是难堪。
畑俊六这么匆匆地看了一下之后，第二天上车前表示了几句比较满意的话：他认为经过“清乡”以后，这个地区的情况比过去的确不同得多，也认为伪军毕竟是地方部队，能很好地在日军带领下做出成绩来。
苏州地区经过畑俊六打气之后，日伪军官们更加“积极”，而在这个区内的人民就更加遭殃了。虽然日伪军出动更为频繁，但却没有能找到新四军的部队，偶尔缴回一些破旧枪支送到办事处，就说是消灭了多少“新四军”，不久，便有些伪县政府呈报请求发还缴送的枪械，原来这些出击的日伪军，把一些在地方上执勤巡逻的少数伪军，也当成新四军的游击队而加以清剿掉了。像这种所谓“出于误会”的案件是经常发生的。
到了1941年9月中旬，汪精卫刚率领大批汉奸去日本朝拜天皇回来，听说畑俊六都这么重视苏州清乡实验区的成绩，还亲自光临视察，也决定要亲自去看看。李士群得到这一消息，又大忙特忙准备了一番。他希望汪逆这次视察比畑俊六更要满意，并准备发动大批群众来一次空前的热烈欢迎。
由于汪精卫决定要乘坐日本天皇赐给他的那架专机去苏州，以显示他的身份，所以苏州机场得重新整理。在他到达那天，从早上起，机场通往城内的那条道路便封锁起来，不准人民通行，沿途如临大敌地做好森严警戒。李士群不知从什么地方得到一个情报，新四军派了便衣队到苏州活动。汪逆到苏州时，更紧张异常，因为前几天的确发现过新四军派人在城内贴的标语。他担心万一在汪逆抵达苏州时出了半点问题，不仅无法向日军交代，更会使汪狼狈不堪，不仅前功尽弃，还有丢官坐牢的危险，所以几张标语，使得大批日伪人员都紧张万分。
汪逆的专机抵达苏州时，舱门打开，完全出乎欢迎者的意料，从不穿军服的汪精卫，这次竟穿上大元帅戎装，佩戴上将领章。他为了表示他的政府和军队都是国民党的正宗，所以在领章前端加上一个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小党徽，和后面代表官阶的三角金星并列，看上去不伦不类。特别是汪伪政府使用的国旗，除还是和重庆国民政府一样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外，还在上面加上一面三角小黄旗，上写“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这个伪政府的性质更加暴露无遗了，即是要靠反共来建立的。直到1943年，三角黄色小旗才取消。据陈公博宣称，取消“和平反共建国”字样，并不意味着“南京的国民政府”不反共，因为国民党本身就一贯是坚决反共的。
汪精卫虽是文人出身，但逃到南京成立了伪政府后，却完全要模仿蒋介石，除把党、政、军三方面大权集于一身外，其他什么都由他领导，连称呼也要和蒋介石一样。他不喜欢别人叫他“主席”，而要人叫他“委员长”或“领袖”，因他也是兼任南京伪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样规定：伪军官兵听到别人提到“委员长”和“领袖”时，也要像对蒋介石一样，站着要“立正”，坐着要起立，以示敬意。
李士群是很会讨汪精卫欢喜的，从得到汪要去苏州视察的消息后，马上找唐生明商量，叫他专门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那就是要安排一次隆重的军事大检阅，好让汪多过一下“委员长”的官瘾，因唐生明看到过蒋介石检阅军队的场面。李士群和汪曼云都是文人，对这一套是外行，所以决定由唐担任大检阅的总指挥官，一切由他去安排。
唐生明听到那次随同汪去苏州视察的人员中，有几个日本顾问，他们当中除了汪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是少将外，其余几个都是大佐、中佐。唐生明在苏州穿军服时，一向是挂中将领章，因他是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那天他考虑再三，感到一个中将要向日本少将、大佐、中佐去敬礼，实在说不过去，既担任总指挥官又不能不穿军服，他只好临时降两级佩戴一副上校（相同于日军大佐）领章。当时驻在苏州的伪军第二军军长刘培绪本是少将，一看唐生明在预习时挂上校领章，他哪敢挂少将，也赶忙换上一副中校领章。李士群看到非常奇怪，忙劝他不必这样，怕日军顾问不高兴。唐生明和刘培绪还是坚持降两级好一点。当时重庆方面的报纸，曾刊出唐生明挂校级领章向日本军官敬礼等情况的照片，说明唐投敌后要降级录用，还得向日本军官去低头。
那次受检阅的伪军，除第二军一部分比较整齐一点外，其余都是些拼凑起来的保安团队，共有好几千人。汪精卫一听到李士群为他安排了大规模军事检阅，非常高兴。检阅仪式开始后，汪在得意之余，几乎当场闹出一个天大的笑话来。原来汪一向穿便衣，过去向人答礼时总是习惯地把帽子摘下来拿到手中，频频点头就算是答礼了。这一天，他看到队伍经过检阅台向他敬礼时，这位站在台中央的“大元帅”，却手忙脚乱地把右手向上一抬，准备去摘那顶镶金边的军帽时，一看到站在身边的日伪军官都是举手行军礼时，他才恍然大悟，赶忙把手指伸直，从帽顶落下来停在帽檐侧面，显得十分不自然，但总算没有把帽子摘下来，丢丑还丢得不太厉害。可是香港等地报纸还是添油加醋地把他这次大检阅描绘成舞台上的小丑一样，弄得笑话百出。
检阅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汪精卫看到自己有了那么多军队，十分高兴，又不顾疲劳集合全体官兵讲了一次话。他的讲话是有名的不用讲稿，竟滔滔不绝地又讲了一个多小时，一开始就称赞“这个地区短期内取得这样巨大成绩是可喜的，这次以苏州区为实验反共场所，这种精神应当在全国发扬”。最后还放大声音“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和平反共建国，是从赤手空拳而来，现在有了这种力量，也是可敬的‘友帮’和‘友军’给了我们极大支援的结果，请不要忘记，这些都是来之不易”。
他停了一会，又说：“我们不仅要用这种力量首先消灭共产党和它的军队，更要用这种力量来完成对我国的建设……”等一套汉奸卖国贼的狂吠乱叫之后，部队向他敬礼时，他差一点又准备用手去摘帽答礼。
第二天，汪精卫按计划率领日伪军官进行巡视，从苏州循公路北行，到长江边的常熟等地时，唐生明陪他坐在一辆有避弹装置的保险汽车内，倾听他死心塌地甘愿当日本人的奴才而又有一套漂亮的口头禅。他说：“过去国民党反共反了那么多年，没有反得了，今天能把日本人也拉下水来帮我们反共，这又有什么不好？”可是他就没有敢提到，拉日本人下水反共，付出的代价是出卖国家和民族的全部利益的。他没有去想：他将成为千古罪人，而只图安享目前的残羹剩饭。
从常熟过白茆口、支塘时，都有许多当地老百姓被逼去迎送，他看到那一群群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人有气无力地摇着小旗，还很得意，并让随行摄影师摄下那些镜头，在报纸上宣传，形容为“万人空巷，夹道欢迎”的“空前盛况”。
汪精卫在苏州地区一连视察了三天才回南京。10月间周佛海又以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身份来凑一次热闹。他把财政部税警总团的部队也抽调一些来参加清乡运动，这是当时伪军中装备最好的一支部队，却不受李士群的欢迎，李怕周来和自己争功劳。
汪精卫在苏州等地视察清乡情况
汪精卫对苏州区的清乡工作具有特殊兴趣。1942年1月又第二次去巡视，4月间又第三度前往，还去无锡看了一下，并在无锡召开的欢迎会上恬不知耻地大唱卖国反共高调。到了1943年7月间，苏州区成立两周年时，他第四次去检阅。他每次去都是穿大元帅服或白色海军上将服，照例得检阅军队。他对这个实验区的所谓成绩很重视，并总结出一套经验，还决定扩大清乡区的范围。1942年后，成立了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苏北行营，以臧卓为主任，行营设在苏北泰兴，所辖盐城、高邮、如皋等县，任务是负责堵击从江南地区撤出向苏北转移的人民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是准备向苏北解放地区推进。臧卓经常和苏州办事处联系，他也和李士群一样捏造成绩，谎报战功，特别是有一次在如皋附近搬经镇和新四军第一旅打了一仗，日伪军伤亡近千人，他反而吹嘘是一次大捷，把抢来的附近各地人民的粮食说成是缴获的新四军的军粮。汪精卫立即传令嘉奖。以后又配合江淮地区清乡部队，出动过日伪军两三万人，从高邮、六合、津浦线以东出发，准备围攻以盱眙为根据地的新四军第五支队，结果攻了半个多月，弄得损兵折将大败而回。任援道那次亲自率领了一万多伪军，被打死打伤好几千。任回到上海对唐生明说：“你们苏州地区真太幸运，没有和新四军打过硬仗，这回可把我们打惨了。连皇军都不顶事，半个多月都拿不下这个县。”说完，他连连表示：今后只好维持现状，看看以后日军能不能再增加一两个联队，否则是没有一点办法的。
当时江南地区虽没有新四军的大部队活动，可是在城市内却比以前更不安宁。新四军的便衣队经常进到上海、南京、镇江等大城市去进行宣传、破坏。汪精卫便决定在大城市也设立“清乡区”。上海市的清乡委员会主任由伪上海市市长陈公博担任，负责“清剿”上海市区和郊区的新四军便衣队。汪精卫强调这是第三期的清乡运动。上海一些认识唐生明的人常和他开玩笑说：“你们天天喊清乡，清了几年，越清越近，现在清到大马路上来了，这是怎么搞的？”
为了苏州区的清乡工作，李士群和江苏伪省长高冠吾经常争吵不休。高认为李为了表现自己的成绩，便不顾省政府的困难，经常侵犯到他的权利。李则认为高对清乡工作不认真协助，常对清乡工作掣肘。两人常吵到汪精卫面前去，汪为了表示重视清乡工作，决定统一事权，而将高冠吾调职，于1943年1月，以李士群兼江苏省省长和江苏省保安司令及江苏国民党党务办事处主任，把党政军大权全部集于李士群一身，让他更好地进行清乡工作。李便要唐生明担任他的保安副司令兼省保安处处长，协助他整编和指挥全省的保安团队。
约在1943年春间，汪精卫又亲自设计了一种“清乡纪念章”，明令颁发给担任清乡工作的日伪军官和参加清乡运动的地方大小汉奸。这个纪念章中间是井田嘉禾，四周缀有“确立治安、改善民生”八个小字，分为金、银、铜三种。唐生明分到一枚金质的。
蒋、汪两方面在反共问题上，不仅军事上采取一致行动，其他方面也是一个鼻孔出气。当时上海一些大汉奸见到唐生明时，都对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赞不绝口，认为这是最“高明”的措施，同时又埋怨蒋介石的军队太不中用，动用比新四军多好几倍的力量，还没有一下子把新四军“消灭干净”，而留下这一“祸根”，使他们为此而大伤脑筋，常为之日夜不安。
唐生明分到的金质清乡纪念章
当时上海一些汉奸办的报纸上，时常刊出一些什么“渝共冲突激化”“渝共两军时有摩擦”等一类消息。在刊出这些消息时，他们总是站在蒋介石一边，毫不掩饰地表明他们是一家人。据唐生明回忆，他在沦陷区与李士群、陈公博、周佛海、叶蓬等大汉奸头目的个别交谈中，他们都感到共产党的可怕，总认为迟早他们会和蒋介石达成合作协议，而实现汪、蒋合作最大的障碍，便是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