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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被蒋介石痛骂一顿，说他太糊涂，不懂利害。他说他什么朋友都交，也不管什么主义不主义，只要是认为可交的朋友，便推心置腹，就是掉脑袋也不在乎。
1934年间，我在上海担任军统局上海特区法租界组组长，兼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行动组长。有一天，军统头子戴笠打电话要我去他在上海的枫林桥寓所吃午饭时，他给我介绍认识了唐生明。他再三叮嘱我：以后唐在上海有什么小麻烦事找我时，一定要尽全力去办。他还补充了一句：不会有什么大事找你，大事他会找杜月笙（当时上海帮会大头子），只有遇到一些小事时才会找你的。我当即把我的几处电话都告诉了他，他记在一个小手册上。他给我的印象，是很大方、随便。他与戴笠边吃饭边谈话，都是些吃、喝、玩、乐的事，没有一句话是涉及国家大事与时局的。临分手时，他要我当晚到扬子舞厅去找他。戴笠听了马上代我拒绝了，他告诉唐生明说，我除非有工作上的需要，平时不会上舞厅去玩的。
从认识他后，他从南京到上海去玩时，除请我吃过两次饭外，也为了一些小事找过我几次。记得最清楚的，是有次他在一家理发店理发，一位修指甲的女的给他修完指甲后，他顺手在她脸上掐了一下，没想到那个女的不依不饶，说他有意调戏她。全理发店的人都围过来责备他，最后的解决办法是要他拿出500元来赔偿女的名誉损失。他答应了，说打电话让人送钱来，他们同意把他扣在一间理发员休息的小房内，等人送钱来。接到他让我马上带500元去赎人的电话时，我知道是有人在敲诈他，他绝不会缺钱用，因他身上带有支票随时可以取钱，我便带了两个组员，开了一部装有回声喇叭的小警车，直奔他约定我去的地方。在快到达理发店时，我把回声喇叭按了两下，才把车停在理发店门口。当时警车没有装现在用的闪光红灯而是用回声很刺耳的叫声，表示是警备车，因为那种声音是说明有紧急事件，所以全理发店和附近商店的人员都出来看。我带的两个组员又把上衣搁在手上，腰上露出一边一支手枪和手铐。当时，租界上的探警要领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发的枪照才能佩带手枪入华界，而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的警探也要领取英、法租界巡捕房发的枪照才能佩枪入租界。理发店的人一看到我和组员见到唐生明马上脱帽行礼时，都惊呆了。我故意问唐：钱带来了，做什么用？他把手一指，叫我问一个自称是理发店老板的人。那人一看这种势头，哪还敢要什么钱，连连鞠躬说：“误会！误会！”他才高高兴兴和我们一道走了。
还有两次是他在吃饭时和服务员吵闹打了人，也是被人扣了起来，我带人去把他接回的。
由于我和他有过这些往来，1938年初，他以长沙警备副司令、代理司令的身份，与常德警备司令兼第二行政区专员兼区保安司令酆悌对调到了常德，我在军统局临澧特别训练班当教官，便去常德看望他。他邀我去他家吃饭时，他和夫人徐来，都提出要我到常德，当他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我连连摇头说不行，因军统局的人事制度很严，不允许个人活动工作。他说这不是个人活动，而是工作需要。他调常德时，军统局遵照戴笠指示，选派了黄埔四期毕业、与唐生明是同班同学和湖南同乡的邓墨村，去当他的稽查处长。邓为人忠厚拘谨，害怕出事，因警备司令部的主要工作都是落在稽查处头上，邓便遇事都去向他请示。他是一个不爱管事的人，有空便打牌、跳舞，很少去司令部上班，所以不到一个月，就感到邓墨村太啰唆，而知道我在上海搞这项工作熟悉，所以希望我去。我还是认为邓墨村没有犯什么错误，没有理由调动他。但他和徐来以及徐来最要好的女友张素贞都一再向我表示，一定要向戴笠去说，把我调过去。不久，戴笠从武汉经常德去临澧特训班，他们三人都向戴笠提出调我去的事，戴也认为邓谨慎一点没有理由换他，便答应把我派去帮助他，任稽查处副处长。我去了不到两个月，唐还是把邓免职由我担任了处长。戴笠把邓调到江西去任省站站长。唐并要我兼任第二区保安司令部侦察组组长，有关常德及二区治安问题，便要我全部负责放手去办，不必遇事找他。
戴笠
我到常德不久，就看到军统局派了几辆大卡车来，由军统局特务总队一个大队长拿了戴笠一封亲笔信给唐生明。他们先去找我，要我带那个大队长去见唐。原来是上次戴笠经过常德时，看到警备司令部特务连正在下操，他一眼便看中了这个连的士兵身材高大结实，而且一律佩带驳壳枪，便向唐提出，要唐把这个连的士兵、武器、装备等都送给军统局特务总队的武装大队，因军统局刚成立的特务总队（后改特务总团）三个武装大队还差几个中队没有成立，唐一口就答应了。所以戴笠回到重庆，便马上派人派车到常德来接运这个连。唐看到信后，立即把那个连的连排长找来，说他已把这个连送给了军统局，要他们通知全连官兵，加发一个月薪饷，回去料理一下家务私事，三天后便乘车去重庆。我一看他那么随便就把一个特务连送掉了，反而有点着急，因为这个连不但担任警备司令部和稽查处的门岗哨卫，而且城区有什么事，稽查处还得调这个连去镇压。我便问他：你把特务连送掉了，谁来担任城区的治安警卫等工作？他说：“我不是要他们三天后才动身，三天内我不就可以把区保安司令部指挥的保安团中抽调一个连来代替特务连的工作。”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早已胸有成竹，估计他自答应戴笠要走特务连后，便已在做准备。果然，第四天一早，他指挥的保安团第三团团长便带了一个连来接替了特务连的一切工作。
唐生明刚调到常德时还有点后悔，因为常德远不如长沙好玩，连吃饭的几家菜馆做出来最好的菜也感到不合口味。过不久，长沙大火，一夜之间全城化为瓦砾灰烬。在全国一片责难声中，张皇失措的那位全省负责人，只好把长沙警备司令酆悌、长沙警察局局长文重孚、保安团团长徐昆三个人抛出来当替罪羊，公开枪决，以平民愤，造成历史上一件“下令无罪，执行有罪”的“三颗人头万古冤”。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这一消息传到常德那天，唐生明和夫人徐来、张素贞与我等正在参加常德商会举行的一次盛大宴会。唐一听连连拍着自己的脑袋，高兴地说：“我要不调到常德，这顿饭就吃不成了！”我也补充一句：“常德的菜虽比长沙的差一点，但却安全得多。”在座的人自然就这件事频频举杯为他祝贺，说他真是一位名不虚传的“福将”。
我当了稽查处长后，为了调整部署稽查处的工作，曾花了不少时间，把全城都跑遍。当我把稽查处新的工作布置情况向他去汇报时，他听完之后，突然提出我不了解的两个地方，叫我一定要派人经常去那里巡查。我很奇怪，他怎么会比我还清楚常德的地形？他便毫无顾忌地告诉我：多年前，他大哥当第八军军长，他当团长时，才20多岁，驻军在常德。他大哥对他管教很严，为了不让他晚上出去玩，就把自己睡的床拦在房门口，让他睡在里面，免得他跑出去。而这位风流惯了的弟弟等哥哥一睡熟，就从哥哥的床铺底下爬了出去，等天快亮时，又从床底下爬了回来。他的话刚说完，徐来就说：“现在你晚上要出去玩，我替你把房门打开，不必再从床底下爬出去了。”唐听了一阵大笑，连说：“现在有这么漂亮的标准美人做夫人，打我也打不出去了。”玩笑开过之后，唐便告诉我，他指出的那两处地方，过去是许多暗娼居住的，最易窝藏盗贼与不宄之徒，所以要特别加倍注意。
我和唐生明在一起工作近两年，他和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头约定：稽查处该办的事，我可以放手去办，即使杀人杀错了，他也愿为我负责，但若涉及共产党问题的案件时，不论大小，哪怕一个人，都一定要先去告诉他，决不准我随便处理。我说现在是国共合作了，共同抗日，我是知道不能随便抓和杀的。他便一本正经地认真告诉我说：军统可不管什么合作不合作，抗战刚开始，他就知道，军统在上海和武汉照样秘密抓共产党。他强调在他主管的地区内，决不允许发生这种事情。我便向他保证：在常德地区和第二行政区各县内，我一定照他的指示办，不随便抓共产党和与共产党有关的嫌疑分子。所以在那段时间内，这个地区中虽发现过个别共产党的有关进步活动，但由于唐有话在先，所以没有造成捕人或行凶等暴行。
我记得有过一件这样的事：有天我接到常德汽车站检查所所长的电话，说一早上唐司令官亲自开车带两名卫士到了检查站，坐也不坐一下，便站在检查站停车检查的公路上，不知道要做什么。我立即赶去，只见他军服整齐地站在停车受检的栏杆前，朝从长沙方向来的车张望。我跑过去问他有什么事？我可以代办，请他去检查站休息。他只摇摇手，叫我不要站在他身边，我便去和检查所的人谈话，都猜不出司令官来有什么事。不一会儿，从长沙方面开来一辆黑色小车，正准备停车受检。他上前一看，马上向车内的人敬了一个军礼之后，便把手一扬，叫检查人员把栏杆高举，让汽车通过。车内的人也没有下车，什么手续也没办，就向桃源方向驶去。唐生明也立即跳上车尾随着走了，我便打电话到桃源汽车检查所，说司令官陪送客人经桃源时，千万不能让停车，要随到随放行。打完电话，我就等在检查所，直等到唐开车回来，他便邀我去他家。坐下之后，我才问：“刚才是送谁走？”他狠狠地吸了两口烟才反问我：“你猜猜是送谁走？”我摇摇头，心想许多人都说他是直肠子存不住话，怎么今天却把这样一件事保密到这种程度。他见我没能猜出，才用得意的口吻说：“我刚才护送出境的是周恩来。”我立即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副主席和政治部副部长？”他连连点头，我当时真有点惊异，一位共产党副主席兼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当时周兼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上将副部长）打从我管辖的地区经过，我事前竟毫无所知，连登记一下都没有，我怎么向军统局交代？他看到我在思忖，也看出了我的心事，便告诉我，他是接到长沙朋友的电话，知道周恩来要从长沙乘车经常德、沅陵去重庆，所以亲自护送他出境，还打了电话给沅陵警备司令孙常钧，要他亲自负责护送出境。他说周是他在黄埔军校的老师，他还说他在共产党中有不少朋友，过去共产党在平江、浏阳搞武装活动时，缺少枪支弹药，他还送过一批，后来这些武器都被拖上了井冈山。当时有人把这件事向蒋介石告了密，他被蒋介石痛骂一顿，说他太糊涂，不懂利害。他说他什么朋友都交，也不管什么主义不主义，只要是认为可交的朋友，便推心置腹，就是掉脑袋也不在乎。我从他家中出来，立即用加急密电向戴笠和军统报告：说唐生明护送周恩来过境，事前不告诉我，还把他和共产党交朋友等说了一些。戴笠可能比我更知道唐的为人，没有给我回电，只有军统回电指示我：“继续注意，随时电告。”
任共产党副主席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时的周恩来
唐生明在用人方面真做到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在他手下工作的人，可以放手做事，他从不在小事上斤斤计较，当时一些爱抓权的主管官批公文时，往往详细具体地批上自己的意见，要部下去执行；有时则批交主管官拟具办法呈阅后再决定。而唐生明批公文时，往往只批两个字，如交参谋处办的则批“参办”，交稽查处办的批“稽办”，从不主动去查问批办的事办得如何。有时部下主动去找他汇报办理情况，他总是说：“办好就行了！”由于他这样对人对事，他的左右亲信便钻这一空子，常常使他上当受骗。而最使得他代人受过而深感头痛的一件事，是常德警备司令部刚扩大为常桃（桃源）警备司令部时，按组织规定，可在桃源设立一代行司令部职权的办事处，原任桃源县县长刘某，因在县长任内，任意鱼肉人民，被人告发而撤职。他一听到要在桃源成立警备司令部办事处，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机会，只要设法把办事处主任这个职务弄到手，不但可以狠狠报复一下过去告发他的人，还可以驾轻就熟，大捞一把。他便不惜花大本钱，在唐的左右大肆活动。唐听了他的副官处长吕某的话，居然同意让刘去当桃源办事处主任。我得知这一消息，马上赶去力争不可再让刘回桃源，即使要用他，也只能在第二行政专区内给他别的职务。唐听了很多人的话，说出过一次毛病的人不会再乱来，一定会小心谨慎工作。我再劝他也不听，最后还是发表了刘某为常桃警备司令部驻桃源办事处主任。这个主任有许多地方比县长的职权大得多，因为抗战时期是“军事第一”，警备司令部根据紧急治罪法，可以先斩后奏，有权先杀人。刘某上任后，除了用种种办法去惩治告发过他的人外，连他们的家属也不放过，直至发展到找借口乱杀人。有一次他实行先斩后奏，一次枪决了与他不和的六个人。六条人命毕竟不是小事，反动政府再包庇，也经不住死者家属到处去控告，连素不怕事的唐生明也感到有点麻烦。我力主马上把刘某扣押交军法处，自己先处理好、站稳脚跟。唐还在犹豫时，得过刘好处的人，马上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刘，他便携老婆连夜潜逃。我一听到这消息，只在电话中告诉了一下住在离城20多里的唐生明，要求让我马上去把他追回，以免唐代人受过无法交代，他同意了。我估计，他们一定逃往云南，因一可以出国去，二是云南在龙云统治下不能随便去抓人。我利用军统关系，很快找到了汽车先赶到贵阳，刘和他老婆一下车就被抓到了。唐总算松了一口气，让我把刘押解到长沙去归案，他也自请处分。
当时在湖南负责的军政首要，大都和唐生智、唐生明兄弟有深厚交情，不少是唐生智旧部，对唐生明自请处分根本不当一回事，因为主犯刘某已逮捕归案了。不过当时驻在常德的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却早就想找碴子并掉常桃警备司令部。因霍是国民党中陈诚系统骨干，陈和戴笠是对头，霍认为唐与戴笠有关，特别对唐的生活作风不满，唐又不向他低头。看到桃源发生草菅人命的事，唐自请处分竟没有一点表示，还是照样在常德花天酒地，他便通过陈诚等向湖南省负责人建议，既有洞庭湖警备总司令和二十四军在这一带驻防，常桃警备司令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们要求撤销常桃警备司令部，业务并入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部，常德治安留一个稽查处就可以了。这也是对唐的一种处分。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批准。霍揆彰本想借此机会把稽查处抓过去，派他的人来当处长，结果由于各地的稽查处和警察局一贯是由军统人员担任，他无法抓到手，便将稽查处改为常德军警稽查处，仍由我任处长，不过要受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部的节制。
霍揆彰
当我把这一情况向戴笠和军统汇报后，戴笠马上发来一急电让我转给唐生明，说有要事面商，希望接电后即去重庆。唐接到撤销常桃警备司令部命令后，正感到苦闷时，得到戴笠电报，便叫我复电，说他先回东安老家去看看母亲，紧跟着去重庆。结束工作全由副官处长吕某代为办理，他原来兼的第二区行政专员与区保安司令一年前就让给他的同乡前辈冯天柱了，所以结束工作很快就办理好了。
我把唐送走之后，霍揆彰表面上对我还客气，不久，我的几个部下因检查难民时强行没收一家上海难民的金条，我开始还不相信，他们竟敢如此大胆，只把他们扣押在稽查处办公室内，没有送到监狱。不料一夜之间，竟逃跑五个，只留一个有家眷在常德的没有跑。洞庭湖警备总司令部和军统局闻报，都派法官赶到常德进行调查、审讯未逃的一人，结果虽查出我未参与，但还是认为我管教部下不严，我便自请处分。戴笠决定调我去重庆，改派沅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黄加持接替我的工作。
我到重庆见到戴笠后被他骂了一顿，他还听了许多不实的事，经我解释后，才没再骂下去。隔了几天，我到军统局去又见到了戴笠，他告诉我，唐生明已来渝，乃即往见。唐告诉我，他将有一项特殊重要任务，戴笠还准备好让我去充当他的助手。他这次谈得很含糊，我只大致上估计他将去沦陷区工作，而我告诉他，已决定让我去上饶第三战区编练处训练便衣混成队工作时，他说“任务是一样”，我听不懂他说这话的含义，也不好详细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