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中国人喜欢拉关系、靠关系。”这句话很容易引起大家的误解，朝向坏的、不正当的，甚至不合法的地方，做出一些不必要的，也不一定合乎事实的联想。

自从《丑陋的美国人》一书问世以来，有人认为美国人尚且有自我批评的雅量，中国人更应该起而效仿。于是某些对中国人负面的评价形成了一股力量，把年轻一辈的中国人打压得毫无自信，助长了盲目崇美的肤浅风气。国力强盛的时期，当然经得起开玩笑；国力衰微的时候，负面的思想足以摧残年轻人的活力。正因为中国人一向“说归说，听归听，做归做”，根本不当一回事，这才起不了太大的作用。但是，尽管如此，仍然造成了中国人相当严重的双重标准：看自己是“好人”，看别人则通通是“坏人”。

以人际关系为例。中国人十分自豪：自己的工作是凭本事获得的。有人公开宣称：“我这一份工作，既没有送红包，又不需要请人介绍，完全是凭自己的学识和经验被选上的。”请问任何一位中国人，有没有愿意承认自己是例外的？根本用不着这样大惊小怪，徒然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令人怀疑这是不是真的。我们对别人的说辞过分夸大，总认为相当虚假，因为这种平常事用得着如此强调吗，八成是假的。

人际关系本身是中性的，没有好坏。运用得恰当，便是良好的人际关系；用错了，用歪了，当然会产生不好的弊害。行为正当，不做贼心虚的人，对人际关系实在不必过分敏感。从好的方面思考，反而容易形成良好的效果，何乐而不为？

比较重要的是，中国人根本离不开人际关系。但是，有的人把西方的人际关系移植过来，弄得大家的关系愈来愈紧张，难道还引不起大家的警惕？特别是家人关系，一旦变坏以后，想要恢复，恐怕很不容易。奉劝大家，多多预防，小心为要。

中国人重视伦理。自古以来，我们所建立的，是一种举世罕见的人伦关系，也就是把伦理融入人际关系，成为伦理气氛十分浓厚的人伦关系。

人伦关系和人际关系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前者重视“合理的不平等”，而不是后者所主张的“平等”。

西方人认为“人生而平等”，于是发展出一套平等的人际关系。在中国人眼中，这简直是没大没小。

中国人认为“人打从一出世，就不平等”，就算同一家庭、同样父母所生的子女，在资质方面也不相同。再加上出生时家庭的环境、父母的年龄与社会地位，也不一定一样，怎么可能平等呢？先天不平等，后天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加以漠视或改变，顶多合理地调整，做到合理的不平等，仍然不能够没大没小。

有人说：“网络时代没大没小。”这似乎在告诉大家，没大没小是时代的潮流。大家抵挡不住，也不需要加以抵挡。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说法，凡是重视伦理的人，大概都不能够接受。我们反而认为，合乎伦理的要求，做到有大有小，才是大家所乐于见到的状况。

没大没小，和民主不民主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现在最糟糕的想法，便是把民主和法治放在一起，却抛弃了伦理。

对中国人而言，法不够用。因为很多人不喜欢违法，不做违反规定的事情，但是普遍喜欢动脑筋，做一些法律没有规定的事情。凡规定的都不违反，没有规定的放胆去做。法律不够用，必须用伦理来弥补，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大家没大没小，关系发生不了作用。只要不违法，什么事情就都可以做，正是今日社会呈现某些不良态势的主要原因。要扭转这种不良态势，只有大家凭良心有所不为。一个人凭良心做事，往往十分困难。不重视关系的人，认为一人做事一人当，跟其他的人没有关系，很容易依据个人的喜恶、利害而做出不凭良心的行动。

自古以来，我们设置了形形色色的关系，无非在加强对个人的约束，使我们在自己之外，还会想到各种有关系的人，因而一言一行都格外谨慎。有关系而不分大小，叫作人际关系。小的见识不多，往往自以为是，大声嚷嚷；大的年老力衰，为了不吃眼前亏，或者因得不到敬重而不愿意费神费力，反而息事宁人，采取低姿态而显得有气无力，经常被小辈看成没有道理。自从鼓吹人际关系以来，有识之士大多袖手旁观，无知的人反而大力作秀，丑态百出而不自知，大家看得十分清楚，只是不愿明说罢了。

关系必须有大小，彼此合理互动，才能够既有约束力，又发挥所长，收到密切配合的效果。

有大有小的人际关系，叫作人伦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必须加以合理规范，称为合理的不公平。建立合理的不公平的关系，弥补法律的不足，对中国社会来说，实在是太重要的、不允许忽视的、更不应该拖延的态度。知而不行，很快就会丧失良机，欲振乏力。

不论人际关系或人伦关系，都有赖于良好的沟通。

现代人很喜欢说话，却大多不善于沟通。话说个不停，别人只觉得乏味而听不进去；说起来滔滔不绝，再加上说者能言善道，别人很快就会认为他强词夺理，分明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传播界不断出现有话请说、有话实说、有话直说的观点，许多人也不知不觉掉入了“我有话要说”的陷阱。

中国人一向最明白“先说先死”的道理，如今居然忘得一干二净，似乎“先说先赢”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信念。这究竟是进步的现象，还是不知道自身安危的困境？

许多年轻朋友听说“先说先死”，竟然皱起眉头，一副疑惑的样子。一些年岁不算小的朋友还会指责“先说先死”害得大家都不敢先开口，好像有生以来，受苦受难得还不够惨痛。难道真的时代变了，变到“先说先死”失去了真实性，不必再引以为戒？

一般说来，沟通大致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分别为沟而不通、沟而能通以及不沟而通。

这样，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人都停留在“沟而不通”的层次。说了很多话，却收不到效果，无法达成预期的沟通目标。最可怕的是，若干沟通训练，只重视敢说、能说、爱说，结果愈来愈沟而不通。有的老板坦白地表示他的干部未受训之前，充其量是“有话不说”“不愿意说出来”或者“不敢明说”；受过沟通训练之后，竟然“没有话也乱说”，拿着麦克风不放，却让人不知所云，主席话还没有说完，大家争着举手，急着要发言。

请问他如何面对这种情况，答案是“我说我的，他们举他们的，装作没看见”。一旦干部开始发言，他就看东看西，甚至和附近的人说话，暗示其赶快结束，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有些干部看不懂老板的暗示，还会提出抗议，说什么“希望老板注意聆听干部的意见，以示尊重”，弄得老板啼笑皆非，大叹训练不但花钱，而且制造反效果。但是，主持训练的讲师，说得很有道理，写出来的书也相当畅销，使老板不得不也去听一听课，看一看书，结果劣币驱逐良币，才造成今天这种大家重视沟通，努力沟通却大多沟而不通的现象。

原因十分简单：一般讲师所说的，不外乎西方人的沟通法则，在中国社会非但功效不彰，简直就行不通。在管理活动方面，领导、沟通、激励和风土人情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不可不特别小心，以免愈用功愈受害。中国社会之所以“先说先死”，是因为我们非常重视道理，也就是爱讲道理。偏偏我们的道理大多是相对的，以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且各有各的道理，很难分辨高低。在这种情形下，先说的人，由于一个时间，一张嘴巴，很难把道理说得十分周全，难免有一些漏洞。这些漏洞正好成为后说的人最好的攻击目标，这对先说的人当然相当不利。何况中国人的道理大多随时空而变易，可以说时间一改变，道理就跟着改变，要否定先说的人实在太容易了，只要随便提出一个变量，就可以弄得先说的人十分难堪。更妙的是，中国人常常依据说话的人是什么身份，来判断他所说的话有没有道理，只要身份更高的人出现，就随时可以否定先说的人所说的一切，这实在十分危险。如果把这些情况轻易地归为农业社会的落后心态，那就太小看中国人，因而看不懂中国人的高明了。

我们十分清楚，任何人所说的，都不过是片面的道理：大家所说的道理，充其量只能说是自圆其说。人家要支持，固然可以说出一大堆道理，使我们觉得很有面子。若是不表示支持，照样可以陈述许多道理，让我们颜面无光，备感羞惭。所以，说话的人为求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先摸摸清楚能不能获得对方的支持。然而中国人善变，谁也料不准结果会变成怎样，所以常常“先说先死”——话刚说完，说话者便被攻击得体无完肤，“死”得很难看。就算当场保住颜面，背后遭受批评，也够说话者受的。

当然，我们可以立即“报复”。于是，好好的沟通就成了你一句我一句的吵架。如此，哪里沟得通？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见的情景：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吵架，有什么光彩可言？

往昔中国人，若是通过衡量，预料达不成沟通的效果，很可能就干脆不说。有话不说，大不了引起对方的不愉快，大家的损失并不大。如果对方是有识之士，知道不说话并不代表无话可说，而是不知道该不该说，要怎么说才有效，于是制造沟通的渠道，来增强沟通的信心，添加沟通的气氛，反而容易制造沟而能通的美景。

沟而不通，理论上不应该称为沟通。我们不尊重“先说先死”的古训，使这种不愿见、不乐见却颇为常见的沟而不通现象，愈来愈严重，成为沟通的最大障碍。

我们既不可因“先说先死”而畏惧沟通，又不能因急于沟通，勇于沟通而忽视“先说先死”的道理。事实上，“先说先死”也不过是片面的道理。相对地，“不说也死”也十分值得我们重视。可惜我们一向过分重视“先说先死”，以致严重地忽视“不说也死”，才造成很多不利于沟通的错觉。

我们建议：首先，重温“先说先死”的哲理，提高大家的警觉，不必害怕先说，却必须谨慎地避免陷入“先说先死”的陷阱；其次，提出“不说也死”的警语，使大家不致为了害怕先说而干脆不说。我们必须在先说和不说之间，找出一个安全的平衡点，以期“说到不死”。安全、合理、有效的沟通，才是沟而能通的大道。

至于不沟而通，是一种高度的艺术。我们先求“说到不死”，再求沟而能通，逐渐走入不沟而通的境界，当然十分美妙！

我们所做的，其实是从最通俗的语言当中，发掘出最符合我们需求的人际关系和沟通理念，以期重建有效的现代化人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