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的盛京城

不知从何年何月起，抚顺清原满族自治县宽甸子镇滚马岭下的山石间滚动出一股清泉。这股清泉一经喷发，便义无反顾，汇集蒲河、沙河、万泉河、白塔河、细河等十一条河流，形成巨大的水系，源清原，过新宾，直抵沈阳；在沈阳游出了一片大水湾，又过辽阳，揽辽中，奔海城，进辽河，奔入大海。

人类历来择水草而居，有清水便有人群。沈阳人在这片地域生活已有七千多年。七千二百多年前的新乐遗址，记录了勤劳勇敢的沈阳人祖先的生活足迹。千古以来，这里的人们谓这条河为沈水。沈水之阳坡，谓之沈阳。

沈阳建城有历史文献记载的就有一千四百多年，那是西汉年间的候城，是当时辽东十六县郡之一。

沈阳历来就是我国多民族生活的聚集地，各民族人民在这里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和文化。沈阳是清文化的发祥地，也是近代被侵略和奴役的引爆点。

沈阳是个不乏历史名人的城市，有英雄也有枭雄。无论英雄还是枭雄，他们都给沈阳的人文历史留下了可圈可点、世代关注的一页。无论是创建皇城盛京的努尔哈赤、皇太极，还是后来一统中原的多尔衮；无论是千古一帝的康熙，还是母仪天下、辅佐三代君王的孝庄，他们都在沈阳的土地上留下过辉煌的足迹。进入近代，沈阳更是名人辈出。辛亥革命的干将张榕生于斯长于斯，为中华民族摆脱封建统治，走向共和，血洒沈阳大地；刘少奇曾亲临领导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共满洲省委，拨亮过福安里的灯光；抗日名将黄显声，全然不顾对日寇不抵抗的命令，率部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

一代枭雄张作霖，是当年的东北王，在后来的北洋政府中还担任过陆海军大元帅。他的是非功过自有历史评说，但其为奉天城市建设所做的贡献是有历史记载的。其子少帅张学良，一生都为对“九一八”的误判而悔恨，为丢弃东北而自责，但他后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逼蒋全面抗日，成为令人敬仰的英雄。

在近代，沈阳也是个备受欺凌和践踏的城市。清朝末期，朝廷政治腐败、思想僵化，对内残酷镇压，对外闭关锁国，使五千年的文明古国陷入弱肉强食的境地。两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大清的国门，铁蹄践踏，烧杀抢掠，民不聊生。

沈阳城主要遭受的是来自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的侵略。光沙俄帝国主义，1906年以前就三次血洗沈阳，使沈阳沦为半殖民地城市。软弱无能的清政府和腐败的官员，面对现代化的钢枪铁舰，望风而逃。沙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曾趾高气扬地说：“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东方民族最尊重力量及威力；在这些民族面前，耗费任何建议和忠告都不能达到目的。”

历史的耻辱给沈阳人留下了太多的伤害和心灵印记，也不同程度地改变了沈阳人的性格：对朋友就是烈酒；对敌人就是铁拳。东北虎的精神，就是在这磨难与抗争中炼而成的。

辛亥革命前后的沈阳城又是怎样的呢？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驾崩，慈禧太后归西，辛亥革命风起云涌。全国各地的革命党人由此展开了新一轮推翻清王朝的武装斗争。1911年10月，湖北爆发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烈火瞬间燃遍全国。

武昌起义后，大批革命党人云集沈阳，张榕等辛亥革命骨干在沈阳南满铁路附近的“附属地”设置秘密机关，开展革命活动。蓝天蔚被推为关外革命军讨虏大都督，张榕为奉天省都督兼总司令，“立宪派”吴景谦被推为民政长。沈阳的革命火焰大有燎原之势。

张榕祖上济南，后移居抚顺，光绪甲申年生于沈阳，家住小北关街取义西里。张榕青年时期肄业于北京译学馆，日俄战争期间，为抵御外侮，他在北京、东北等地组织反对侵略的斗争。面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张榕感愤万千，参加了刺杀“出国五大臣”的谋划，后因失败而下狱。1908年，张榕成功越狱后，在朋友的帮助下逃往日本，与孙中山见面，加入了同盟会。后来他又回国潜入奉天省城，和其他革命党人组织“奉天联合急进会”，任会长，继续同帝国主义和没落的清王朝进行斗争。张榕在辽宁庄河、复州、辽阳等地联合当地的民军向清政府施压。同时，他配合蓝天蔚的部队，准备以武力驱逐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实现东北独立，逼得赵尔巽坐立不安。

1912年元旦过后，孙中山在南京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任命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和海陆军总指挥，率师北伐。北伐军准备经过烟台，从辽宁庄河登陆，北取沈阳。就在这关键时刻，元月23日晚，在沈阳大西关平康里的小路上，张榕被张作霖派出的枪手暗杀了。张榕饮弹数枚，仍怒视匪徒，尸体横卧街头一昼夜，死不瞑目。

在张榕遇害的同时，清兵抄了张榕的家产，并抓走了他的老师张振声，随即将之残忍杀害。大批奉天的革命党人就此被抓被杀……

自此，清末辛亥革命在沈阳即将燃起的火焰熄灭了。

经过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斗争，从20世纪初，清政府被迫施行了一些改革措施。随着时代的发展，沈阳人也感受到了近代文明的春风。在这期间，盛京机器局、奉天大学堂等新生事物令沈阳人耳目一新。

在辛亥革命前的十几年里，社会矛盾已极端尖锐化，广大劳动人民不甘忍受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的压榨和统治，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沈阳直接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是甲午战争以后，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前。头一个将侵略魔爪伸向沈阳的就是沙俄帝国主义。1898年5月，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续约》，除强占旅顺、大连外，又决定在哈尔滨、大连、旅顺间修筑中东铁路支线。这条铁路要经过沈阳。筑路期间，被欺骗和强迫来的数万名农民，在沙俄军警的刺刀和皮鞭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他们工资微薄，住窝棚、吃猪食、挨皮鞭，生活凄惨。

铁路修成以后，在今天的沈阳站、老道口等地，沙俄军队建起了铁路“附属地”。在掠夺来的中国土地上实施行政权、释法权、驻军权，严然把“附属地”变成了“国中之国”。在这之后，沙俄开始对沈阳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和侵占，他们成立了沙俄秋林洋行、诺贝尔石油公司沈阳分支机构、罗高夫切夫面粉厂、莫洛佐夫纺织公司、泰德利纺织公司等，对沈阳的民族工商业进行疯狂的围猎。仅秋林洋行奉天支行，每年平均掠夺沈阳的贸易额就多达45000卢布以上。

沙俄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沈阳人民的不断反抗。1900年6月，奉天城内外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就是一部悲壮的史诗。东北义和团运动的斗争锋芒主要是指向沙俄的，因此受到了沙俄军队的疯狂镇压。这段时间，沙俄三次出兵血洗并占领奉天。他们奸淫烧杀，无恶不作，不但毁文物、抢银号、抢钱庄，还抢走青壮年劳动力运回国内当劳工。提起“老毛子”，当年的老沈阳人无不切齿愤恨。

不久，日俄战争又打了起来。

两个帝国主义国家，在奉天大会战中集中了近60万人的军队，使用各种火炮2390多门，在奉天城内外到处摆下战场。据《盛京时报》报道：“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惨不忍闻。”

对于日俄两军的残暴行径，沈阳人民无比愤怒，但清政府地方官员却不准人民反抗。日、俄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他们不但杀百姓，连清军士兵和官吏也不断被杀害。当时奉天全城的人口不过17万多人，29000多户，却受到日、俄侵略军60多万人的蹂躏和践踏。

经过一段时间的混战，日本获胜。1905年9月，日、俄两国侵略者在美国的朴次茅斯，背着清政府签订了践踏中国主权的《朴次茅斯条约》。该条约规定，俄国将其在中国旅顺、大连和南满铁路的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同年12月，日本又迫使清政府与其签订了《中日会谈东三省事宜正约》。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被迫承认日本在“南满”的各种特权；同时同意在奉天、营口、安东划定租界，并且允许在安东县至奉天省城间建造的军用铁路也由日本政府接续经营。尽管如此，日本人的胃口还没塞饱，他们还逼迫清政府同意他们开发奉天至新民屯的铁路。就此，日本侵略者利用战争借口非法强筑的安奉、新奉铁路从此合法化。日本侵略者替代沙俄侵略者，开始了对辽沈地区资源的又一轮掠夺。一场更甚的浩劫等待着沈阳人民。

日俄战争后平稳了一段时间，北洋政府的“徐世昌新政”又使沈阳近代文明的萌芽有所复苏。电报、电话、自来水等现代设施逐渐开始在沈阳出现，近代交通的主要标志——铁路运输也在沈阳有所发展。1912年2月12日，末代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清王朝彻底灭亡。辛亥革命胜利以后，沈阳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城市面貌等方面又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变化给沈阳带来了新的生产力，加快了城市繁荣和向近代转化的速度。

可中华民国建国只三个月，袁世凯就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沈阳的赵尔巽从清朝的东三省总督，摇身一变成为中华民国奉天省总督。1916年4月，赵尔巽的得力干将张作霖以“奉天人治奉天”为口号，把“帝制祸首”、纵容袁世凯称帝的段芝贵赶回北京，他成了盛武将军，还督理奉天军务兼奉天巡阅使。从此，张作霖开始走上奉天政坛。

1916年，张作霖被正式任命为奉天省督军兼奉天巡阅使。就此，他彻底执掌了奉天省的大权。作为一方封疆大吏，他不但要烧“三把火”，更要把自己管的地盘建好，这不但是业绩，也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于是他刚上任就拿出了刘备三顾茅庐的姿态，要选能人，建家乡，给奉天老百姓一个交代。

张作霖从此开始了和日本人的经济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