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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四来到大上海，慢慢地了解到了市道上的诸多黑暗。下面列举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些勾当。
1．贩卖人口在旧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江湖黑话，称专贩男孩，叫“搬石头”；专贩女孩，叫“摘桑叶”；贩卖妇女，叫“开石头条子”；贩卖华工出洋，叫“贩猪仔”。民国时期，帮会流氓大批加入这项“特种事业”，遂使贩卖人口的活动达到空前猖獗的程度。
在上海，专贩男孩的后台是虹口捕房刑事股探长尚武，此人身在青红两帮，与虹口吴淤路广东潮州帮三合会的一部分人勾结，贩卖人口。当时广东的一些富商大贾包括华侨，除自己养的儿子外，还领养一些男孩，给予读书教育，将来看哪一个聪明能干，就把事业的大权给他继承，故绝大多数男孩均被贩往广东。尚武在解放后被处以极刑。专贩女孩的后台是尤阿根，当过旧上海公共租界的老闸捕房刑事股探长，也身在青红两帮。他将在上海拐到的女孩，大部分卖到北方地区，也有一部分卖给福州路的一些妓院。尤阿根本是公共租界的一个小流氓，由于贩运人口获得巨利，进入捕房当巡捕，后来又攫升为总探长。法租界方面还有一个贩卖女孩的总头目，即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任文桢，此人是杜月笙的学生，收门徒1000多人，他的后台则是法国巴黎警察局便衣警探出身，当时任法捕房刑事科长的苍郎打。这些被贩卖的女子大都是苏北籍。具体进行这项勾当的流氓头目是顾竹轩的徒弟王兴高等。他们把拐到的女孩大部卖给上海的一些妓院，其中有不少人被卖给专门接待外国水兵的下等妓院，充当”咸水妹”。还有一些帮会头子专门从事”贩猪仔”的勾当。他们与华侨中的极少数贩类相勾结，与外国在华招收华工的一些专门机构合谋，宣称如愿到外国做工者，每月可得工资若干，安家费若干，临行时又可预支薪金若干。工作限期满后，尚有若干个月工资作为酬劳，以充回国之盘川云云，吹得天花乱坠。不少人信以为真，纷纷报名应募。岂知临时各人净得者仅仅百元。但因各人先期领得的定洋早已用光，这时虽想不去，已不可能，只得立下契约：“某某家贫，得雇主预付资助金若干，自愿订立条约，执行佣工义务若干年”，云云。”猪仔”签”十”字，押手印，从此便沦入不能解脱之苦难，而从事贩运猪仔勾当的帮会头目则获巨资。
例如广东汕头帮流氓，通过三合会曾于1930年至1936年间，贩运5万多男女青年至南美巴拉圭，乌拉圭两国开垦原始荒地，一切费用由该两国政府负担，对汕头流氓每诱出一个劳动力，则付给100美元的报酬，这伙流氓累计共得美金500万！此外，还有一种变相贩卖人口去国外者，称“国际护照贩”。
当时，旧中国在反动派统治下，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浙江温州，青田一带，有不少青年农民男的擅长石刻，女的缠足，他们被用“贩黄鱼”的方法，通过澳门葡籍流氓，诱骗到葡萄牙，再转往法国。男的被迫干石刻劳动，女的被带到马赛等地表演“扭跳小脚舞”。所谓“贩黄鱼”，因中国人属黄种，在运葡途中，万一死在船上，即被扔入大海，如扔死鱼一般，因此贩卖中国人被称为“贩黄鱼”。当时，干这种勾当有个极为神通广大者叫陈鹤鸣，此人是温州人，杜月笙的门徒。他勾结青田县政府，上海南市警察总局护照股及法，意两国邮船公司买办，并在国外勾结葡，法两国贩卖人口的流氓，和旧中国派驻这两国公使馆中的败类，诱骗中国青年出国，从中渔利。其方式是，凡被骗者，每人发旧西服一套，但要付给陈鹤鸣旅费法币450—500元（当时值黄金数两），由陈统购船票。实际上，陈并不购买船票，而是勾通船上人员，把人藏在货舱里，每次每船最多20多人。船抵马赛港，由法国流氓接待，可定居3个月。男的由当地流氓介绍，用青田石代人刻印章或人像，每枚可赚5—25法郎不等。3个月中，除一切简单生活开支外，每人平均可余5000法郎。女的扭跳小脚舞，3个月约可余8000至1万法郎。3个月期满回葡都里斯本，每人向中国使馆交纳1500法郎，称“树上开花”。这样来去循环不已，轮番前往法国，陈鹤鸣从中赚得巨利，而当时中国政府驻葡使馆人员，因政府经常欠付使馆经费，故亦赖此维持生计。这种变相贩运人口的活动造成很大危害。有些青年农民因为贪图出国谋生，交不出旅费，被迫出卖房地产，甚至把妻子“出租”；女的要接受黄色动作的训练，被迫兼卖中国古装春宫照片。再者，因上船后不买票，被迫藏于煤堆中。如遇法国海关人员搜查货船时间过长，常有窒息致死者，尸体即抛入海中。当时，日本新闻记者专摄中国小脚妇女跳舞照片，刊于日本报刊以污辱中国。那时史量才先生主办的《申报》曾对此事进行揭发，引起法国当局注意，上海法租界捕房政治部奉令彻查，在南市将陈鹤鸣逮捕，后判刑5年，上海整个有关组织也彻底破获。从1936年起，这种有辱国格之事才告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