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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竹轩十六岁到了大上海，想都没有想的，就决定从一个人力车夫做起，因为这个他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有手有脚，靠自己的力气吃饭。他风里来雨里去，冬拉三九，夏拉三伏，都是苦苦的一点点捱过来，没别的，庄稼地长大的人，别的不说，就是能吃苦，能受累。说起拉黄包车。顾四由于力气大，车子拉得比别人快而稳，加上他为人正直，要钱又不多。所以生意蛮不错的。坐过他车的人慢慢都成为了他的回头客，一来二去的，大家对这个个头大，身板硬朗，操着一口”江北”话的拉车师傅越来越熟悉，越来越多的人称道其拉车能干。
起初住在闸北新疆路旧称”一百间”的棚户区，靠拉黄包车维持生活的顾竹轩。为人豪爽热情，加上人缘好，因此接客比别人多。不久，他就被德商飞星黄包车公司老板看中，委他代管公司的黄包车出车业务，这比原来做苦力挣来的钱要多几倍。”一战”爆发，在沪的欧洲各国商人纷纷回国，他用手中多年的积蓄，廉价盘下”飞星黄包车公司”，自己当起老板。未几，就和左士臣等合伙，在闸北蒙古路开办了一个草棚子的淮戏小戏馆，使江淮戏在上海有了立足之地。
在这其间和他姘居王月花没少帮他打点生意，在财力上也大力的扶持了他一把，王月花把前夫和她做生意的钱，投给了顾四一大笔，帮他购置车辆，开车行时，她也倾囊相助，做为一个曾经的寡妇，她在和顾四一起打拼时，却是很旺夫的。顾四的车行，没几日添了好几辆新车，听说都是这个老板娘的功劳。看来任何时候，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总是有为他奉献着的女人，亘苦不变。
在做包车业务之前，顾四鼻子住地附近，有个银行行长，姓陈。此人很有钱。他有一辆黄包车，专门拉他上下班。因为有钱，就常常被一些地痞流氓敲竹杠。他很想找一个有点力气的人拉，一是快，二是路上搪搪恶气。这时，他听闻顾四这个江北汉子很有力气，又有胆略，车把式中结实的人多，就叫他做自己的包车夫。这交易花力气不多，工资又比赚零活时多，小顾四当然同意了。但陈行长要他保证路上少麻烦。他说：“这有何难？”
顾四鼻子拉起包车来，一路上对那些地痞流氓说了：“兄弟，我小顾四给陈行长拉车，是混碗饭吃的。我有饭吃，决不会忘记穷朋友的。光棍不挡饭路，望你们多多关照兄弟！如果你们坏了我的事，打了我的饭碗，那就不要怪我小顾四不讲交情了。”也有几个不识相的，吃了他几个拳头之后，也就安稳了。
果真，自从他拉了包车，陈行长也就平安多了，很少有人找他麻烦。陈行长内心很感激顾四，觉得顾四一天拉这么几个来回，太缺料子了。于是，他对顾四鼻子说：“顾四，我很感激你，省了多少麻烦。另外，我觉得你一天拉这么几趟车子，太缺料子了。假如你能保证我路途安全，我想替你找个有出息的事情做做！”这就有了后来介绍他到巡捕房。
他为这个银行行长拉包车，替人家摆平路子，靠他几年拉车积攒下来的人脉，为人家扫平障碍，得了人家的赏识。他在巡捕房做巡捕时也积累了一些钱财。
积累了第一笔资金后，顾竹轩辞去了巡捕房的职务，买进了几辆黄包车，在闸北开了一家不小的车行，他正式的开始当老板了。当时的大上海，流行着一种勾当，租界的巡捕、华界的警察盛行”撬照会”，即借口违反交通规则，将黄包车的牌照没收，再迫使业主花钱去赎回。因顾竹轩曾是巡捕，所以昔日的同行们总是要给他些许的面子，这样，他车行的黄包车总能通行无阻。当然，对于华界的地头蛇们，顾竹轩往往也礼数周全。每当闸北的第四区警察署新署长上任之时，他都送上一辆崭新的包车。于是，顾的车行越开越大，成了人力车行业的”大王”。顾竹轩成了苏北籍苦力敬仰的目标，他们投入门下，顾便开堂纳徒，扩张势力。
有了自己的车行，生意做大了，朋友也交得广了。顾竹轩再不用亲自风里来雨里去的日夜兼程，靠那把子力气吃饭了。他终于凭借着自己的本事，在大上海站稳了脚根，他在同乡面前也露了脸。越来越多的老乡找他办事，疏通关系，上下打点。他都义无返顾，在苏北人眼里，他就是他们的”大哥”，是一等一的好人缘。所以和他交往过的一起出来混饭吃的兄弟，没有不为他卖命的，都肯为他两肋插刀。在当时那样一个社会环境，有了这帮出生入死的弟兄，那是无形的财富，为他日后更大的飞升起了铺垫。每每一谈起那帮黄包车兄弟，顾老板总是用那句苏北话”都是一条条辣扁扁的汉子”，在他眼里，那些弟兄就是亲人，他们的事，都跟自己的事一样的去办，这样子没有交不到的朋友。
俗话说：朋友多了路好走，上海滩满大街都是人力车，满大街跑着的都是生意，满大街的都是在这个城市混饭吃的人们。他们拉着黄包车奔走在大上海的各大街道，顾竹轩深知这些最底层弟兄们的辛酸，没有尝试同样的苦，就不会懂得别人的苦衷。他们都是同根弟兄，彼此懂得抱成团，一起相互取暖比一个人孤独的流浪要强很多，离家在外，需要有人可以在关健时候伸一把手，就算是伸手递过一碗水，在火热的夏天，那递过来也是一片海洋。
就这样顾四鼻子从车夫到大享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人生大的洗礼。
顾四来到大上海，慢慢地了解到了市道上的诸多黑暗。下面列举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一些勾当。
1．贩卖人口在旧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江湖黑话，称专贩男孩，叫“搬石头”；专贩女孩，叫“摘桑叶”；贩卖妇女，叫“开石头条子”；贩卖华工出洋，叫“贩猪仔”。民国时期，帮会流氓大批加入这项“特种事业”，遂使贩卖人口的活动达到空前猖獗的程度。
在上海，专贩男孩的后台是虹口捕房刑事股探长尚武，此人身在青红两帮，与虹口吴淤路广东潮州帮三合会的一部分人勾结，贩卖人口。当时广东的一些富商大贾包括华侨，除自己养的儿子外，还领养一些男孩，给予读书教育，将来看哪一个聪明能干，就把事业的大权给他继承，故绝大多数男孩均被贩往广东。尚武在解放后被处以极刑。专贩女孩的后台是尤阿根，当过旧上海公共租界的老闸捕房刑事股探长，也身在青红两帮。他将在上海拐到的女孩，大部分卖到北方地区，也有一部分卖给福州路的一些妓院。尤阿根本是公共租界的一个小流氓，由于贩运人口获得巨利，进入捕房当巡捕，后来又攫升为总探长。法租界方面还有一个贩卖女孩的总头目，即法捕房刑事科外勤股督察长任文桢，此人是杜月笙的学生，收门徒1000多人，他的后台则是法国巴黎警察局便衣警探出身，当时任法捕房刑事科长的苍郎打。这些被贩卖的女子大都是苏北籍。具体进行这项勾当的流氓头目是顾竹轩的徒弟王兴高等。他们把拐到的女孩大部卖给上海的一些妓院，其中有不少人被卖给专门接待外国水兵的下等妓院，充当”咸水妹”。还有一些帮会头子专门从事”贩猪仔”的勾当。他们与华侨中的极少数贩类相勾结，与外国在华招收华工的一些专门机构合谋，宣称如愿到外国做工者，每月可得工资若干，安家费若干，临行时又可预支薪金若干。工作限期满后，尚有若干个月工资作为酬劳，以充回国之盘川云云，吹得天花乱坠。不少人信以为真，纷纷报名应募。岂知临时各人净得者仅仅百元。但因各人先期领得的定洋早已用光，这时虽想不去，已不可能，只得立下契约：“某某家贫，得雇主预付资助金若干，自愿订立条约，执行佣工义务若干年”，云云。”猪仔”签”十”字，押手印，从此便沦入不能解脱之苦难，而从事贩运猪仔勾当的帮会头目则获巨资。
例如广东汕头帮流氓，通过三合会曾于1930年至1936年间，贩运5万多男女青年至南美巴拉圭，乌拉圭两国开垦原始荒地，一切费用由该两国政府负担，对汕头流氓每诱出一个劳动力，则付给100美元的报酬，这伙流氓累计共得美金500万！此外，还有一种变相贩卖人口去国外者，称“国际护照贩”。
当时，旧中国在反动派统治下，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浙江温州，青田一带，有不少青年农民男的擅长石刻，女的缠足，他们被用“贩黄鱼”的方法，通过澳门葡籍流氓，诱骗到葡萄牙，再转往法国。男的被迫干石刻劳动，女的被带到马赛等地表演“扭跳小脚舞”。所谓“贩黄鱼”，因中国人属黄种，在运葡途中，万一死在船上，即被扔入大海，如扔死鱼一般，因此贩卖中国人被称为“贩黄鱼”。当时，干这种勾当有个极为神通广大者叫陈鹤鸣，此人是温州人，杜月笙的门徒。他勾结青田县政府，上海南市警察总局护照股及法，意两国邮船公司买办，并在国外勾结葡，法两国贩卖人口的流氓，和旧中国派驻这两国公使馆中的败类，诱骗中国青年出国，从中渔利。其方式是，凡被骗者，每人发旧西服一套，但要付给陈鹤鸣旅费法币450—500元（当时值黄金数两），由陈统购船票。实际上，陈并不购买船票，而是勾通船上人员，把人藏在货舱里，每次每船最多20多人。船抵马赛港，由法国流氓接待，可定居3个月。男的由当地流氓介绍，用青田石代人刻印章或人像，每枚可赚5—25法郎不等。3个月中，除一切简单生活开支外，每人平均可余5000法郎。女的扭跳小脚舞，3个月约可余8000至1万法郎。3个月期满回葡都里斯本，每人向中国使馆交纳1500法郎，称“树上开花”。这样来去循环不已，轮番前往法国，陈鹤鸣从中赚得巨利，而当时中国政府驻葡使馆人员，因政府经常欠付使馆经费，故亦赖此维持生计。这种变相贩运人口的活动造成很大危害。有些青年农民因为贪图出国谋生，交不出旅费，被迫出卖房地产，甚至把妻子“出租”；女的要接受黄色动作的训练，被迫兼卖中国古装春宫照片。再者，因上船后不买票，被迫藏于煤堆中。如遇法国海关人员搜查货船时间过长，常有窒息致死者，尸体即抛入海中。当时，日本新闻记者专摄中国小脚妇女跳舞照片，刊于日本报刊以污辱中国。那时史量才先生主办的《申报》曾对此事进行揭发，引起法国当局注意，上海法租界捕房政治部奉令彻查，在南市将陈鹤鸣逮捕，后判刑5年，上海整个有关组织也彻底破获。从1936年起，这种有辱国格之事才告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