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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月的一天，在中原腹地河南郑州花园口，两个正值壮年的男子紧握手枪，面对面站着，在他们脚下，就是古老的黄河渡口。只见两个男人瞪圆了眼睛，怒视对方，手枪对准了彼此的心脏。尽管这天天气晴朗，然而黄河岸边却凉风习习，而这两个被热血充斥了大脑的男人却显然感觉不到丝毫的凉意，豆大的汗珠从他们的额头上滴滴答答地跌落到河岸上。
这两个男人，一个是国民党军官的打扮，手里攥着的是一支标准型的美制柯尔特M1911A1式手枪，显然至少是国民党的团长；另一个穿着当时流行的西装，手里攥着一把驳壳枪，也就是俗话说的王八盒子。
国民党军官恨恨地盯着穿西装的男人，咬牙切齿地说“准备好了么？”
穿西装的男人咬着下嘴唇，冷冷地笑着说：“开枪吧，就算是我死了，杜鹃也不会是你的人！”这渴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了，可穿西装的男人一点也不觉得激动，仿佛浑身的血液并没有加速奔涌，心脏也没有急剧跳动，相反，他感到了微微的窒息。透过手枪的准星，他看见国民党军官那闪露着凶光的眼睛，以及那张略带惊恐的、苍白的脸上，肌肉在微微地颤抖。
两个人静默地对持着，不远处，就是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可两个人之间的空气却凝滞不动，仿佛时间就胶着在这一刻。
国民党军官首先打破了沉寂，他的呼吸急促起来，手指扣动了扳机，穿西装的男人也随即大喊一声，打破了这可怕的静寂，开枪射击。
瞬间，二人都变成了血人，倒在了黄河岸边，鲜血浸染了棕色的河岸。
穿西装的男人倒下时，拼出全部的力气，大喊了一句：“杜鹃，照顾好我儿子！”
几个小时后，国民党军官苏醒过来，他挣扎着，吃力地用左手稍稍撑起身子，看向躺在地上的穿西装的男人，显然，他已经死了，胸口被打出了一个血洞，血已经不再流淌，凝结成黑色的血块。
国民党军官仰天大笑，可刚笑出声来，就被肩头剧烈的疼痛给扼住了。他忍着疼痛咽了口吐沫，脸色颓然，嘴里默默念叨着“你的儿子”，试图从地面上爬起来。
这个国民党军官，就是当时驻守花园口的国民党某军某团的团长宋天程，而穿西装的男人，则是前清举人安庆良的儿子安洪玉。
话说这安洪玉，原本也是家境殷实、留洋美国的高材生。1907年的时候，美国总统罗斯福接受了传教士明恩溥的建议，宣布将庚子赔款的余额退还中国，用于中国学生留美。于是当时的中国，掀起了一股留美热潮。整个民国时期，中国留美的学生多达近2万人。而前清举人安庆良，自然也不甘落后，耗费巨资，将儿子安洪玉送出了国门。可没想到，这安洪玉到了国外，本事没学到多少，泡妞倒是屡屡成功，还骗得一个美国姑娘非他不嫁，甚至连他在美国几年的学费生活费都给承包了。于是，安洪玉从国外回国时，十足的变成了一个游手好闲、沾花惹草的浪荡公子。
安洪玉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时候，安家已经家道中落，说实话，要不是美国女友承包了安洪玉的学费和生活费，这最后两年，安庆良还真供不起自己这个花钱如水，浪荡成性的儿子。
安洪玉从国外回来后，又浪荡了几年，眼看周围的姑娘被自己祸害的差不多了，家也被自己败光了，正愁无路可走的当口，又偏偏遇到了国难。
1925年5月，日本人开枪打死了上海日商内外棉纱厂的工人代表顾正红、打伤其他工人十余名。后又伙同英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场打死工人和学生71人，打伤数十人。
1926年3月，日舰炮击大沽炮台，中国驻军死伤10余人，后日本调军舰于大沽对中国进行威胁。3月18日，北京群众举行集会抗议，遭到镇压，47人被打死，200人被打伤，酿成“三一八惨案”。
1927年6月27日，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了所谓的“东方会议”，决定对华侵略总政策。为了阻挠中国的统一并维护日本在华殖民权益，1927年5月，日本出兵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
1927年6月27日，总理兼外务大臣田中义一在外务省召集、主持会议，并于7月7日会议制订《对华政策纲领》，宣称采用武力来维护日本的利益，设法压制中国各地反日行动；强调“满蒙”（即中国东北、内蒙地区）对日本的国防与生存具有“重大利害关系”，将采取“适当措施”以确保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等。
眼看世道将乱，安洪玉再也过不了公子哥的日子了，而原本就有顽疾的安庆良，眼看不肖儿难承家业，再振家威无望，便一病不起，于1927年年底，病死在安家的老宅中。
这父亲一死，安洪玉就更没主心骨了，于是被人怂恿着将老宅抵了出去，换了些银子来生活，可多少银子经得起他的折腾？于是到1928年1月，也就是开头那场决斗之前，安洪玉已经一贫如洗了。
虽然安洪玉已经变成了一个落魄的穷光蛋，可桃花运还是不错的，不过这一次，可是一场桃花劫，以至于安洪玉为了一个叫杜鹃的女人送了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