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密尔顿·梅乐斯在中国

梅乐斯对中国感情颇深，他一直努力和中国人民打成一片，无论是政府的官员，还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这使得梅乐斯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有着与众不同的视角，可以说，梅乐斯站在与中国人民平等的角度上看待中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正因为此，笔者才会如此浓墨重彩地从典籍里寻找关于梅乐斯的故事。也正为此，梅乐斯才会在后来，积极开展在中美合作所的工作，并积极促成美国与中国在多方面的军事合作。

梅乐斯和中国的普通百姓一直友好相处。梅乐斯在中美合作所工作期间，就与中国沿海的一些渔民相处地很好，当然，这也为他做好中美合作所的工作提供了便利，中国沿海的一些渔民也给中美合作所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比如，中美合作所的学员出海搜集情报，时常得到渔民的协助；附近渔民还常常救助当时一些在战斗中落水的美国飞行员。

后来，针对太平洋舰队轰炸沿海渔民的事件，梅乐斯还亲自跑到太平洋舰队，态度强硬地告诉那些飞行员，没有中美合作所的命令，不允许他们随便轰炸沿海的那些渔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军作战史》这本书里，曾经提到中国沿海渔民为当时的美国海军所做出的贡献，最显著的一句话是：“（中美合作所结束以后），他们随同带走了一种中国人的伟大友爱的感情，以及对于一些贫苦农民渔夫从事帮助的感铭之情。”

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后，梅乐斯为缺少一些气象资料而发愁，这时有人提供了中国气象局的一大批资料，那些是中国人过去所搜集的一些气象资料，一个叫做柯屈拉的美国军官将这些资料进行拍照保留。梅乐斯后来就曾经写道：

这些线装书又笨又重，在中国政府从南京撤退时，分着一人携带一本，从南京带出来，一直搬到重庆来的。……很可能那批原始记录后来已经消失。如果真是如此，柯屈拉的照相本，可能便是早年中国气象人员以毕生心力所留下的最后一份记录了。

然而，不得不说，梅乐斯本人具有强烈的反共立场，这和他的生活环境有关。1936年的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一举成为了中国的抗日重要人物。而美国和中国进行合作，也是认为，只有蒋介石才是中国政府的唯一领袖，根本就无视延安的存在。梅乐斯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被派到中国，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进行合作。蒋介石特意安排戴笠和梅乐斯进行合作，梅乐斯平时则主要和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馆的副武官肖勃接触，而肖勃也是军统局特务，是戴笠的亲信。所以，梅乐斯从一开始，就一直接触中国国民党的军官。

同时，戴笠一直希望能够掌控梅乐斯，因为他一直就希望可以借助国外的力量来发展军统。而梅乐斯代表的是美国海军，如果和梅乐斯合作好了，就可以利用美国的援助来大大扩展军统的势力。而且可以利用美国人来训练自己的武装部队，学习一些先进的技术。此外，戴笠还期望中国在海军建设方面有所建树，以便为自己留一条退路，而梅乐斯恰恰是美国海军的代表。

在这种情况下，梅乐斯自然就只能接触到中国国民党的官员，也只能信任中国国民党的官员。所以，他有强烈的反共立场也就不足为奇。但是他却保持着军人固有的风度，从来没有主动与中国共产党发动冲突。

梅乐斯是尊重中国人民的选择的，他曾经这样说：

过去，中国好似只有百分之六十的独立主权，但现在中国人却变成了百分之二百的民族主义者。

在梅乐斯在中国任职期间，一度曾经盛传，“梅乐斯利用美国的人员和装备去攻击共产党军队”，为此，美国国内舆论纷纷，甚至要求撤掉中美合作所。为此，1945年7月，美国专门调查此事，通过“中美合作所涉及对中共采取行动的规模”和“美国提供的物资有多少是用来对付共产党的”这些方面的调查，经过反复的论证，最后得出“中美合作所并无人员用于对付共产党，美国提供给中美合作所的武器装备也从来没有用于对付共产党军队，只除了个别意外事件。”

对此，梅乐斯这样解释，个别意外事件指的是，例如有一次美国飞机给中美合作所空投枪支，预定地点是在上海附近，误投到浦东地区被中共军队获得，而非中美合作所部队与中共军队作战中被中共军队缴获，等等，在调查中已被一一澄清。

可以说，梅乐斯有着很浓的中国情结，比如，他一直认可南京是中国的首都，哪怕蒋介石迁都到重庆，梅乐斯还是认为南京是中国的首都，所以他认为，在南京接受日本人的投降才是最合适的。

不过遗憾的是，日军投降时，美国陆军最终还是没有许可梅乐斯参加在南京的日军投降仪式。最终，还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出面解决了他的这个难题，何应钦以蒋介石私人代表的身份，邀请梅乐斯前去参加在南京的日军受降仪式。

在梅乐斯心里，中国抗战那些年，他一直和中国人民在一起，为此，在受降仪式上，他特别强调：中国军官从日本军官手里接笔时，应该用一只手，这样，就能表示中国是战胜国，不能和日本平等。 nZH5wdUj4vLm4gRBnL2/9y3X5UkFW86ebolsXTOmVG7TcF9aBfHsui/7QGyAmcp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