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5月4日,梅乐斯飞抵重庆,第二天,梅乐斯见到了戴笠。根据1993年群众出版社出版的《梅乐斯戴笠与中美合作所》一书中所收录的,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侍从室情报组组长,军统局帮办唐纵的日记中,1942年5月24日的内容可以获知,1942年5月24日当天晚上,戴笠与梅乐斯见了面。当晚,戴笠宴请了梅乐斯与美国《生活》杂志老板,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派驻中国的私人联络代表鲁斯一起吃饭。在当晚的宴席上,戴笠还邀请了军统局特务唐纵、郑介民和毛人凤等人作陪,并请军统英文秘书黄天迈来做翻译。当晚,戴笠和梅乐斯在宴席上讨论了有关合作的事宜,并且,梅乐斯还与戴笠就当时国民党的战争部署做了一些探讨,戴笠向梅乐斯询问了美国空军的总体力量,梅乐斯称美国只有七只航空母舰,如果真正加入战斗,很难进行大规模的空袭。
在那天的晚宴上,还发生了一件令梅乐斯极为惊讶的事情,那就是戴笠为迎接梅乐斯的到来,特意准备了一桌适合梅乐斯的口味的饭菜。梅乐斯不吃飞禽,然而看遍满桌菜肴,都见不到任何的禽类菜肴,梅乐斯不由感叹,戴笠的情报组织可谓强大,合作尚未开始,就对自己先进行了一番“情报工作”。
梅乐斯与戴笠会面后,开始就有关合作进行深入接洽,梅乐斯与戴笠就如何收集气象情报,如何合作促进中美在亚洲战场上的胜利,进行了多次洽谈。
在梅乐斯与戴笠合作的最初一段时间里,戴笠动用军统局的情报网,为梅乐斯提供了不少有效的情报,充分展示了军统局强大的情报能力。哪怕是在沦陷区城市,比如越南的安南、以及缅甸、巴黎、婆罗洲、中国台湾及菲律宾等地,都有军统局的特务驻扎,也都传回了梅乐斯所需要的情报。这让梅乐斯对与戴笠的合作,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后来,梅乐斯和戴笠开始初步的合作。首先,戴笠向梅乐斯提出,要想壮大和发展军统局的情报功能,就需要进口一批较好的无线电器材;其次,军统局下属的游击队,比如忠义救国军,缺乏武器弹药以及现代技术的训练。梅乐斯认真记录了戴笠的这些要求,同意在进一步的合作中,考虑戴笠的这些要求。
1942年5月底,梅乐斯和戴笠一起,到中国的东南沿海进行了一番实地考察,这次共同出行,让二人对彼此都有了深入的了解,也让他们有了更多的机会讨论关于中美合作的细节。
梅乐斯代表美方,深入了解了军统局以及国民党其他情报机构对于气象情报、战事情报的搜集方式和搜集范围,而戴笠则多方探问如果开始全面合作,美方可能为军统局提供多少武器弹药和军事培训。后来,两人在军统局在全国的气象台、布雷队、海岸巡查队等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
有意思的是,梅乐斯和戴笠行至福建浦城时,差点被日军抓走。当时,日军的飞机空袭了福建蒲城,梅乐斯和戴立不得不趁着夜色钻进稻田躲避。也正是这一“事故”,促使戴笠下决心向梅乐斯提出了请美方帮助武装游击队的合作建议。而梅乐斯对于戴笠提出的帮助其武装5万人的游击队的建议,也给予了酌情与美国军方高层商洽的答复。
在戴笠与梅乐斯紧锣密鼓地商议中美合作事宜的同时,美国军方有关人员,梅乐斯的老朋友梅泽尔(通常翻译为麦兹尔)海军上校,以及中国驻美副武官肖勃上校,已经开始根据戴笠和梅乐斯的商谈进展,制定有关的合作计划。
为了确定中美合作的深度和广度,美国军方还特意在华盛顿物色、组织了一批美国军事专家,派遣这些专家携带少量武器,坐飞机到重庆来考察。
梅乐斯带领美国军事专家们,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对国民政府的许多部门进行了考察,广泛了解了国民政府的军事、行政和外交政策和工作进度,同时对军统局做了深入的调查和了解,一直到1942年8月,美国的军事专家们才带着与梅乐斯一起商定的调查报告,心满意足地回到了美国,向美军高层领导汇报去了。
这里,仅就梅乐斯等人对军统局的评价做一概述。
在梅乐斯等人提交给美军高层领导的调查报告中,是这样评价军统局的:
首先,军统局的无线电设备因为受条件的限制,算不上先进,但由于军统局制度管理良好,所以搜集情报的效率较高。所以,军统在破译技术上确有先进之处,在某些方面比美军经验丰富,值得美军学习借鉴。
其次,军统在沦陷区和东南沿海地区有强大的潜伏力量,对日军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对美国海军来说具有重要的战略借鉴价值。
再次,军统是中国最庞大的特务组织之一,几乎控制了国民党政府的所有重要部门。通过军统局,可以窥视到蒋介石统治铁幕后所有的秘密。
据此,梅乐斯等人向美军高层提出,与戴笠合作成立中美合作所后,可以获取大量优质情报。而关于戴笠提出的,由美方为中方提供5万武装部队的军械以及培训的合作意向,可以有效帮助军统局扩充实力,更好地实现情报的获取和搜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