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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460—前 377 年，西方“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 of Cos）的弟子们整理了以他为主的文集出版了著名的《希波克拉底文集》，代表了最早的西医经验型医学理论，他提出的“从医誓词”经过世界医学协会（WMA）1948~2021 年的八次修改和讨论，定名为《日内瓦宣言》，作为国际医务道德规范。进入 16—18 世纪，科学发展推动经验型理论向实验科学发展，比利时医生维萨利（Andreas Vesalius，1514-1564）、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Michael Ser 0vetus，1509-1553）和英国医生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意大利解剖学家、医生马尔比基（Marcello Malpighi，1628-1694）和荷兰显微镜及微生物学家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1632-1723）发现了显微镜下的微观世界；进入 19 世纪，法国微生物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和德国医生科赫（Robert Koch）通过一系列微生物学的研究，明确了“微生物导致传染病”。接着许多医学家们经过近代 100 多年来的艰辛努力，发明了麻醉技术解决了手术疼痛问题、无菌术解决了预防手术伤口感染、输血解决了出血和抗休克治疗、抗生素治疗解决了细菌感染、疫苗注射解决了预防致病病原体感染问题等。众多科学家的贡献奠定了现代医学的基础。加上同时期病原学、免疫学及分子生物学、药物学等的迅猛发展，推动了病因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学、病理生理学、解剖学和药物治疗学、分子生物学、分子病理学等学科的大发展。在临床诊断方法学方面影响较大的是在 19 世纪出现的叩诊、听诊，听诊器进入临床应用至今，望、触、扣、听诊已成为临床查体的规范。在 100 多年中积累了大量的临床诊断经验，在采集病史、体征、实验室和特殊检查资料后通过临床医师经验的判断、论文资料的查阅、会诊、集体疑难病例讨论等形式来给出临床诊断。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进步，愈来愈多的实验室诊断技术、X线、CT、MRI、介入造影等影像技术、微创技术进入了医学诊断领域，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使得免疫组化、基因重排技术等病理诊断技术由细胞水平提高到分子水平，广泛用于肿瘤等病变性质的确定、器官移植前的抗原匹配检测、刑侦确定个体的基因图谱等。在当前互联网时代，源于循证医学理论的前瞻性双盲大宗病例研究和多中心研究资料的利用，各种诊断指南不断出现，对诊断起到借鉴辅助作用；前沿的人工智能（AI）开始进入临床诊断，但处于初级分诊和针对某些特殊类型疾病的辅助诊断和治疗阶段。
医学解决了大量的疾病问题，但更多的疾病问题还在等待解决。误诊漏诊是这些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它的存在，与当前对临床诊断规律的认识不足有关，与临床诊断方法还停留在经验阶段远未达到科学说明的程度有关。这种状态亟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