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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提出了，也要看执行得如何。嘉庆五年（1800年），嘉庆皇帝察觉自发布对教乱的安抚政策以来，收效不大。经过调查，发现原来是地方官对投降者没有妥善安置，甚至还有加以欺凌勒索的，安抚政策有名无实。为此，嘉庆反复给地方官重申，绝不能因其曾经入教就追究过去的罪名，只要是真心投降的，一律既往不咎；如果地方官不能妥善安置，或者有胥吏从中讹诈牟利的，一旦查出，必须重重治罪。
嘉庆能这么说，证明地方确实到了腐败入骨的地步，连高高在上的皇帝都知道了。在一个腐败的政治体系里，哪怕是怀有美好初衷的政策，执行起来也会完全走样。安抚教民是这样，清理地方亏空也是这样。
乾隆后期，各地方亏空严重，许多粮仓都能饿死耗子。嘉庆亲政后，下令彻查地方亏空。嘉庆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嘉庆给直隶下旨规定：凡亏欠一千两以下者，限期半年追完；亏欠一千两以上五千两以下者，限期一年追完；亏欠一万两者，限期两年追完；亏欠二万两者，限期三年追完；亏欠三万两者，限期四年追完；亏欠四万两及以上者，限期五年追完。亏欠一万两以内的，可以革职留任，追补完成后准其开复；亏欠超过一万两的，直接革职，限期内追完的，酌情宽免。
按说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但是清查了没多久，嘉庆五年的正月初九，皇帝就十分无奈地下发谕旨至各省州县——仓库清查亏欠不宜过急，原因是“清理亏欠”的水太深了！
首先，清查过急，州县就以弥补为名，在地方上强行摊派。如果勒令在任官员弥补，就好比剜肉补疮，反倒祸害了百姓。
其次，历来地方州县亏空，其中不少用于给上司的“孝敬”，因此派上级核查，等于左手查右手，毫无意义。
最后，官员卸任交接时，继任的官员担心前任留下的亏空坑了自己，接手时都要认真核对。但是前任官员临走之时，往往腾挪拼凑，再打点一下盘点的书吏，往往也就糊弄过去了。后来，官员们的手段越发明目张胆起来。有的官员在任时没有亏空，临走时反而要顺走一大笔钱，制造亏空。继任官员之所以同意“做亏空”，因为前任官员和继任官员私下分账，这笔亏空就堂而皇之地留在账目上了。
随便你查，反正也说不清是哪一任留下的坑！
时间一长，就形成了潜规则。为官一任，临走时总要把地皮再厚厚地刮一层才行，不然对不起自己。偶尔有一两个不肯同流合污的官员，最多也就是自己不拿钱，没人敢揭开这个粪坑上的盖布。
就这样，地方亏空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又像击鼓传花一般，说不准就在谁手里炸了。白莲教闹事，那是好事啊，最好是白莲教能攻入县城，就说地方库被白莲教抢了，鬼才认真围剿呢！
清理亏空这个事儿，嘉庆也束手无策，只能下旨说“其如何从容弥补之法，则在督抚悉心讲求，无欺无隐，密奏章程，候朕酌定。亦不拘年限也”。
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地方亏空这事儿在大清朝就是绝症，无人可解。就算有办法，也不会有人冒着得罪天下官员的风险向皇上提出来——给国家省下来的钱又不能到自己的囊中，结仇的那群官员指不定哪天就弄死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谁干这傻事？！
尽管嘉庆雄心壮志地想扭转乾坤，抑制帝国下滑的趋势，无奈大清上下腐败成风，从内而外的溃烂，是任何人也阻止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