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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享乐，就得花钱。为了给乾隆捞钱，和珅发明了“议罪银”：官员犯了罪，交一笔银子，就可以减轻甚至免去处罚。比如一个官员犯了罪，本来该杀头的，交一笔钱，就改为流放三年，三年后回来，上下打点一下，还可能继续当官。谁能保证自己不犯错呢？到了后期，有的官员甚至先把钱交给皇帝：这是我的钱，您老先存着，哪天我犯错了，您直接划走就成！
“议罪银”大大丰盈了乾隆的荷包，让乾隆后期南巡也好，千叟宴也好，都有钱花。但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呢？千里作官只为财，这钱肯定不是贪官污吏自己出。羊毛出在羊身上，官员前脚交了“议罪银”，后脚就会从百姓身上加倍捞回来。因此，凡是乾隆南巡之处，表面上前拥后簇、海晏河清、繁花似锦、太平盛世，实际却是民怨隐忍、民生凋敝、民穷财尽、民不堪命。
乾隆末年，清廷在各地大肆镇压民间的秘密宗教。铲除邪教是无可厚非的，但大清此刻已经腐败入骨，各地官吏以查拿邪教为名，四处搜求，敲诈勒索。稍有不顺从的，就扣上白莲教的帽子，下狱治罪，搞得民怨沸腾，不是白莲教的平民也给逼得加入白莲教了。湖北地区的白莲教各个支派见时机到了，决定在嘉庆元年的三月初十辰时（上午7点—上午9点）在各地区同时起义。这次起义席卷了湖北、河南、陕西等多个地方，最后分三股进入四川，掀起了嘉庆朝白莲教起义的序幕。自此，白莲教在大清腹地按下葫芦浮起瓢，到处起事，清军如同打地鼠一般，四处镇压，疲于奔命。
白莲教的群众基础相当不错，初十起事，十五日就攻陷了当阳县（今湖北省当阳市）。当阳县的衙门役吏杨起瑞带头响应，衙门里所有的皂吏、书役、壮头都加入了白莲教，这批人杀掉了当阳知县黄仁，占据了县城。
此时，福康安（福长安的哥哥，傅恒第三子）正在湖南剿办苗匪，朝廷命他赶紧把湖南善后的事交给舒亮和安庆，奔赴湖北剿灭白莲教。福康安简直是大清的“救火队长”，哪儿冒火就往哪儿赶。在地方官军和福康安大军的联合围剿下，湖北的白莲教总算是逐渐平息了下去，但却往全国蔓延开来。
此次剿匪，嘉庆展现出了自己的才干。四月初六，湖广总督毕沅（就是不久前被乾隆痛骂的那个）奏报：白莲教占据了当阳县城，“我军用大炮轰击县城，数日不下，无计可施”。奏折虽是给太上皇的，嘉庆作为皇帝，也能翻看。四月十一日，嘉庆看到奏折，就评论说：“用炮轰击县城，未免稍拙。攻城之法，或声东击西，或三面攻击，故留一门为贼出路，暗设伏兵。若专用炮击，徒糜火药。与砖石为敌，殊属不值。且致耽延时日。”
后来毕沅又奏报：这帮逆贼虽都以白莲教为名，但各自为首，相互之间没什么统属。这些人都是不怕死的亡命之徒，必须大开杀戒，斩草除根，才能痛绝之。而嘉庆则认为，此时应该抓紧剿匪，“邪教”一节应暂缓查办，才能安定民心。地方官继续查办白莲教的话，以大清吏治之黑暗，只会把更多的人推到白莲教那一边。
后来毕沅又上报说：连日用大炮轰击当阳城，杀敌四百多人。嘉庆就质疑道：敌人在城墙上，我军在城墙下，炮是从下往上轰的。被炮击中的敌人，肯定是往后倒，摔进城内了。杀了多少人，城外是怎么知道的呢？
毕沅又称：白莲教在城上挖壕沟，嘉庆就点评道：当阳不过是个小城，城垣宽厚不过一二丈。要在城上挖壕，不用大炮轰击，城墙自己就坍塌了。
毕沅这货就是个书呆子，一点军事都不懂，只知道虚报邀功，奏折里好多地方自相矛盾而不自知。
由此可见，大清的各项积弊，嘉庆是知道的。只是太上皇尚在，嘉庆只能憋在心里。亲政的第二天，嘉庆就下谕旨，痛骂征剿白莲教的这帮人。眼下太上皇已经宾天，和珅的钱也已经到手，嘉庆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彻底剿灭白莲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