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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交际主要是通过语言符号能指和所指的相互关联来实现的，谐音正是利用能指（语音）的相同或相近将不同所指（意义或蕴涵）从表里两方面关联起来。既然语符的能指和所指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那么，能不能利用语符所指的相同或相近来相谐而产生谐义呢？也即义同或义近的语符相谐形成谐义。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
先看这样的例子：
（1）画家在评定同行的一幅画。“这不是 艺术 ，”他轻蔑地说。同行反驳道：“我将这幅画以10000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名美国人。”“这是 艺术 。”（《青年参考》1999年6月4日《外国幽默》栏）
（2）当今世界，当父亲不如当儿子，当儿子不如 当孙子 。可是，谁想一直 当孙子 呢？（陈村《陈言勿去录》，《读者》1998年第1期）
例（1）中的“艺术”一为本义，一为引申义，互相关联，同形共现，相谐而生幽默。例（2）中的“当孙子”一为语言义，一为文化义，相谐中说出了社会情态。它们虽同音同形，但重点在意义的关联上，是同一表达主体有意识地利用语义不同侧面的关联来表达两层含义，受众在领悟其差异的同时又感受到同一形式的迁移变动之妙。它与例（3）中的谐音在表达构成上是相似的：
（3）人家张先生已经八个月间就速战速决地投入电脑大军。哪像咱家靠我一个女人在外拼搏？生活得明白一些，聪明一些，你再不开窍，再顽固，也要“蹲茅坑拉把屎出来”吧！我算是“ 白 ”嫁了一回你“ 白 ”心宁，简直是“ 白 ”痴一个！（叶冠男《博士主夫》，《小说月报》2000年第1期）
三个“白”其义各异，或指白白地，或指白姓，或指空白，一音（这里还表现为书面同形）相谐扣三义。它是音同（别处可音近）而义异，着眼点在音的关联；例（1）和（2）则是义同（近）音也同，着眼点在义的关联。我们将（1）和（2）反映出来的语用现象看作谐义。谐义与谐音都有音形相同相近的情况，这是交叉的一面，但其表达方式得以成立的立足点和关联的方式各有侧重。
例（1）和（2）的两个相关义是分别先后出现于同一语境的。与谐音的同音共现于同一个语符相同的是，谐义的相关义也可共现于同一个语符：
（4） 神话 有三种：一，神话。二，台湾人的台湾独立。三，国民党的反攻大陆。（《李敖名言录》，《海外星云》1999年第29期）
第一种神话是“神话”的本义，后两种内容用的是“神话”的引申义。前面作为概括语的“神话”便是将两个相关义兼容一体了，构成谐义。
与谐音双关相似，例（4）构成了谐义双关，一体两指而通过语义的相近联系在一起。谐义双关与谐音双关不同的是：谐义双关的几个关联义必须在同一语表中出现，这样才能让读者把握语义迁移转化的脉络；而谐音双关则必须是字面义出现于语表，指向义隐含在语表背后，如一广告词“××鞋油愿为足下服务”中的“足下”，李商隐《天涯》的诗句“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中的“啼”，都是谐音双关的佳作。这种不同是由它们生成的不同途径决定的。
上面这种同形谐义是谐义的一种。正如谐音可以是音同形不同，谐义也可以是异形的，但此时往往音也不同了。如：
（5）我从来没有这样动过情，我温柔地抚摸着她，不是摸老婆，而是摸爱人。（莫言《球状闪电》，《收获》1985年第5期）
不同于“不是张三，而是李四”的是，这里的“不是……而是……”格式前后两个名词语义上有相同或相近的关系，“我”有意区别“老婆”与“爱人”的同义中的差异。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语体色彩的差异，“老婆”俗一些，多一些随意，“爱人”雅一些，多一些情态。另外，这里还有另一层含义，“老婆”重生儿育女，“爱人”重情意绵绵。由于这种谐义现象是通过形式上否定一面而肯定另一面的方式实现的，因而常可用于咬文嚼字的时候。最为著名的莫过于鲁迅在《孔乙己》中的描写了，它几乎成了讽刺迂腐的咬文嚼字者的典范：
（6）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
孔乙己为了给自己“辩诬”，在同义词“窃”与“偷”之间做了严格的区分。其实，从谐义的角度看，这两个词有共同所指：偷窃，而有相同的所指正是讽刺得以产生的基础。然而另一方面，偷窃义只是它们理性意义上的相同点，而在非理性意义方面，又确实存在着差异：“窃”是书面语，文言化一些，所以读书人孔乙己说“窃书”是“读书人的事”；而“偷”是日常表达，口语化一些，所以“窃”书不能算“偷”。为了加重这种区别，鲁迅还在“窃书”后加了个叹号。正因为这种区别的存在，才有辨异的可能。孔乙己的辩白倒揭示了同一语言（或方言）中语体的差异对表达的影响，只不过他用得不是地方也不是时候，以致“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这种表达方式还可出现于类似文字游戏的场合：
（7）俺从不写错字，但俺写通假字。（网络上BBS中的表达）
（8）乞丐（骗子乙）：“您真会蒙呀。”骗子甲：“不是蒙，是骗。我是从说谎欺骗专门学校毕业的。”（新编童话贺岁剧《皇帝的新衣》，中央电视台2001年1月27日电影频道）
例（7）中故意别解专业术语“通假字”，表面上将“错字”和“通假字”区别开来，实质上仍是在利用语义相同这一背景。例（8）中“蒙”口语化一些，“骗”比较通用而且要正规些，骗子甲对两者的区分，暗含他将此次欺骗卫队长和旁观者当作一次正经的事来做以达到嘲弄的目的。这两个例子虽形成途径略有差异，但都实现了一定的游戏功能，反映了一定的游戏心态。又如有人将“失败是成功之母”改为“失败是成功他娘”也是利用语体转换实现游戏功能。游戏功能是语言的功能之一，游戏功能的发挥能够开掘语言使用的潜力。有时这种游戏可以产生恶谐的效果。民间传言新中国成立前湖南代省长何链在清明节时给母亲扫墓，事后官方报纸的新闻均题为《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 其母 之墓》，有一家小报改作《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 他妈的 墓》。国骂运用如此之妙，全在谐义，令人拍案叫绝。
有时这种谐义方式需要通过一定的转化才能揭示出来。如下面这则小幽默：
（9）女：“你对我有多爱？”
男：“一毛钱。”
女：“一毛钱？只有这么一点儿？”
男：“ 一毛钱 不就是 十分 么！”
“一毛”和“十分”在钱币计量上是等值的，在换算中体现谐义。这里同时利用了“十分”的一形两义这一谐音形式关联起来。例（9）实际上综合运用了两次转化，而将谐义和谐音巧妙地结合起来。
我们将这种利用语符义同或义近的特点在相互转化中关联起来的用法叫谐义。当然，谐义的义同或义近没有谐音的音同或音近那么严格，同义词、近义词固然是义同义近，而语义相关相连（如本义和引申义、概念义和字面义、语言义和文化义等）也是义同或义近的，因为表达者同样是利用语义上的关联造成艺术效果的，如例（2）中的“当孙子”，例（9）中“一毛”和“十分”等。从这里看出，谐义主要利用了同一所指而其能指在不同语体、风格、色彩等方面所具有的差异而形成的内在关联。或雅或俗，或方言或共同语，或口语或书面语，或古语或今语，等等，只要在同一语境中使用，都有构成谐义的可能。所以，谐义中的异称用法比较常见。
谐义使用之极的一种特殊形式便是同义表达的联用。如：
（10）袭人对宝玉笑道：“这是他来给你拜寿，今儿也是他的生日，你也该给他拜寿。”宝玉对平儿说：“原来今儿也是姐姐的芳诞。”探春对柳家的笑道：“你原来不知道，今儿是平姑娘华诞。”柳家的笑道：“原来今日也是平姑娘的千秋，我竟不知道。”（曹雪芹《红楼梦》六十二回）
（11）大姨出生在这样的家族里（按：指蒙古族的沙木腾格力家族），应该承袭了祖上的基因，骨是英雄骨，血是壮士血，歌是好汉歌，舞是豪杰舞的。（邓一光《大姨》，《人民文学》1998年第7期）
例（10）中，用于一般表达的“生日”、含感情色彩的“芳诞”、庄重文雅的“华诞”、有民俗色彩的“千秋”，同质异辞，扣合人物的身份、情感、口气、文化水平，辞尽其妙。例（11）中的“英雄”“壮士”“好汉”“豪杰”在这里是等同的，换形使用，既为了强调，又显示变化。由此可见，与相对容易生成而运用十分广泛的谐音相比，谐义的生成需要更多的功力，因此也会获得更多会心的首肯。当然，运用不当，也可能出现“一个孤僧独自归，关门闭户掩柴扉。三更半夜子时分，杜鹃谢豹子规啼”这样为人诟病的表达。
本文将语言表达中的能指和所指结合起来考虑，试图发现其中的逻辑性和系统性。从这一角度看，谐音、谐义在表达方式上是极为相近的，归纳起来就是：
谐音──音同或音近，书面上可伴随同形现象。
谐义──义同或义近，书面上可伴随同形现象。
由于它们都是利用语符的音义的异同相谐配合使用，所以我们可以将两者合在一起，统称为互谐。由于音义的相关性，有时它们会同时为表达服务，更添韵味。有人戏称“小姨子”为“小肥皂”。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里有一个转化的过程：先由“姨子”到“胰子”，再由“胰子”到“肥皂”。“姨子”和“胰子”是谐音关系，又利用了谐形的特点（关于谐形，本文暂不讨论）；而“胰子”就是“肥皂”，一个是方言词语，一个是普通话词语，语义相谐。经过三个环节两个步骤的递推关联，“小肥皂”就成了“小姨子”的戏称。具体过程就是：
谐音 谐义
姨子
胰子
肥皂
可以看出，互谐修辞方式的综合运用有比较隐含的效果，在语言使用比较鲜活、思维比较敏捷的群体中有相当的生成能力。而且，互谐的三种形式（谐音、谐义、谐形）都有双关的情况，双关的三种形式（音类同、音义类同、音形义类同）都有互谐的情况，两者有交叉。它们时常结合使用，相互配合，更增加了表达的丰富性和表现力。
（原刊于《修辞学习》2002年第5期，题为《略谈谐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