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的乡村建设运动,引起一般人对于基层政治的注意,此足以表示国人反求诸己与自力更生的信念与决心。自抗战以迄于今日,事实的教训与建设的需要使大家更认识健全地方行政的机构与推进地方自治之重要。县各级组织纲要之颁布与实施,是此种时代要求的表现。
过去的地方行政设施与地方自治成效实在很有限。其原因甚多,然而重要的因素是由于政令与实际社会行政距离太远,缺少人与事之准备,缺少社会事实之认识;由于各地方之差性太大,放诸四海而皆准的通则,实施上困难太多;由于缺少切合社会需要的建设计划或自治内容;由于缺少适应社会习惯、民众心理,具有力量的组织或机构。概括言之,可以说是地方政治缺少社会的基础。
社区一辞,是一社会学的概念。中国的地方政治要建筑在社区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健全的发展的社会的基础,才能有社会化的地方行政。地方行政有一特征,即健全的地方行政不是权力的统制,应该是福利的管理。至少是后者的成分应多于前者的成分。而地方福利事业的管理更要有社区的基础,以社区为范围或单位。
社区是什么?依本书作者的意见“一个社区是:一、一群在一块地区内居住的人;二、他们有共同经验背景;三、有几种满足基本要求的制度;四、有地方团结的意识;五、也能共同努力于本区问题之解决。换言之,一个社区是在一个地方,人与人以及制度与制度所形成的一种联合……”申言之,社区是一有中心的共同生活网。此共同生活之网,是在共同的物质环境、历史、文化背景、生活方式、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是自然的不是强制的。社区政治则“是营谋各种共同生活于一地区内的人群中,充实其组织,发展其福利,以求社会进步的一种有意控制”。
社区政治的概念,有其方法的用处。可以用此概念分析研究,可以用此概念测断评衡,可以用此计划改进。因此一概念所含的意义是生活的,是发展的,是注重机能的,是注重连锁的。因为注重机能,注重变迁,所以“社区”在方法上不是一静止的概念,是一动的概念。
中国的乡村社会有极长久的历史,有比较凝滞的生活传统,有相当复杂的制度文物,而现阶段中却又有积极建设之需要,因此用社区之一概念来研究乡村社会,确有其必要。
《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一书,便是以社区的概念调查研究,分析解说乡村基层政治的著作。确认乡村是一种社区。以此为出发点,研究乡村的社会与政治,是一种政治社会学的研究。
社区政治的研究是现在应该作的一种重要的工作。其价值可从三方面说明:第一是一般的,此种调查研究,可以增加我们对于乡村社会(至少在政治方面)的认识。使我们对于同一区域内乡村的自然环境与人为物质环境、人口及其变动、一般民众的生活,以及乡村社会的组织有相当的了解。中国人有时太不了解中国,要了解中国,必需要了解中国乡村社会。这是最大多数中国人生活的根源。在战时各方面都有急剧的变化,此变化之适应与指导,对于地方建设有极密切的关连。总要以了解为基础。
政治方面,尤其是地方政治方面,社区政治的研究极为重要。蒋旨昂先生在《论社区政治》一文上说:“在社区内有生活需要为根据的种种制度,其创造发展与连锁,我们可以统名之曰社区建设,是有赖于完满的社区政治的,因为在有计划的社区建设之过程中,只有政治活动与制度,才是社区中领导的活动与制度。”在社会以抗战而变动加快的时代中,需要变动。政治的设施更要注意到这些社会变动的事实,才能有适合需要的地方政治。
我们认为正在积极推进中的县各级组织纲要是一种合乎社区需要,以社区为实施基础的地方行政制度。至少要有此假定,新县制才有社会的基础,才更有充实的可能。社区政治的研究亦更有必要。实施上要如何的充实,才能使法令不成为形式或具文?一乡中(假定乡镇是社区)的共同生活的需要,新的制度是否都顾得到?是否各方面都取得连系?乡镇的行政的范围是否与社区的范围相配合?乡镇的行政是否已能担负引发与领导的作用了?法令的实施与社会风俗的距离情形究竟如何?实施的成效如何?困难的问题何在?这些问题一部分的解答,事实的情况如何?都应该从社区政治的研究得到相当的提示。如其在若干大的区域中有多数的社区政治的研究,未尝不可归纳通则为充实与改革的参考或根据,增加社会建设的“有意控制”的效能。
这种社区政治的研究,对于教育与训练上亦有其价值。训练方面,推行新县制基层干部人员的训练内容,社区政治的研究,应该占相当成分。使能取得一种社会化的政治看法;了解地方行政地方建设的社会的基础;至少亦可认识社会事实。如对于研究的方法有了解,能实施调查研究,在政令的实施上,必有极大的助力。教育方面则社区政治的研究可以搜集各方面的社会事实,理解社会的建设的原理原则,以充实课程内容。在一个社区里如其有此种材料,才是真的乡土教材,教学才更能切实具体,学生才真能有生活的教育,我们希望师资的训练的科目中应该有社区研究之科目。每一乡村教员都了解进行社区研究的方法。以此种研究的结果,充实其课程与教学。
社区研究的价值既是如此,所以我们希望各方面多作“个案社区”的研究,或者先从社区政治开始。蒋旨昂先生这本书就是他的研究报告。他说:“社区社会学者如果能以若干年不断的努力,分到各处选择数十以至数百的‘个案社区’加以研究,则这许多社区在相同条件下形成相同现象的那些事实,就能作为社会法则(至少是中国的)的根据了。”
“但是社区生活现象太复杂了。让我们暂限于……政治现象之研究。又因为是战时,让我们从比较那许多最受到外力震荡而发生显著变迁的社区政治研究起。”
蒋先生的这本书,就是他自己开始作的一个研究。关于研究的方法蒋先生在另一篇文字里提出如下之四点,第一是采功能观点,注重各方面制度的机能与演变。注重其联锁性与全体性。第二是注重态度分析,注重社会分子的心理的“行动趋势”。第三是比较求同,求得通则以为社区政治计划的根据,第四是社区试验,试验社区建设的计划,试验这种计划的准确性与实际性。
由此可见此种社区研究的方法是动的研究,要了解其演变与形式及其动向,要研究其正在进行着、正在运用着、正在变动中的事实。并且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是要分析社会事实(环境的、制度的与心理的),求得社会通则,准备改进计划,进行社会试验,以求社会建设之完成。
我们可以从蒋先生的研究报告中举一两个例子,看他采用此种方法所得的提示与结论。
本书下编论述社区政治之变迁。在讨论人事之变迁之一章,提出“士绅与训练”之问题。根据甲乙两乡的事实,于讨论士绅地位之延续及其领导作用之后,讨论到知识青年接受训练之问题。蒋先生说:“社区政治和行政已渐由有门第、有财富力量的人,交代给有训练的人,如问甲乙两社区政治活动有何不同,其不同就在于这交代程度的深浅。”又说:“知识青年之参加社区政治有两重意义:第一,地方自治之领导,将不再依靠门第和财力,而要依靠才能,将来地方自治之成功,或不靠‘士绅’,而须靠‘教育界’了。第二,地方自治也要求效率。行政效率之获得,须有相常之训练。”在这几句话里有许多值得注意之点。社会是在变动着;地方领袖是在新陈代谢之过程中,现阶段的基层行政人员需要训练。谈保存文化,谈地方建设,谈训练干部,谈培养人才,以至于谈改革,谈计划,这些事实是有意义的。
谈到训练,当必有其专别的任务为训练的目标。担任的任务不同,训练亦即不尽相同。有的任务训练的成分要多,有的任务亦要其他因素。在现阶段的需要与条件上,“三位一体”的乡长兼校长兼队长,固然有其重要的作用。但在乡长民选时,三位一体的运用,却不无问题。本书第五章第一节之末说:“乡长虽然是行政系统之内的职位(管)实具有重大的政治作用……乡长是政治性的领袖,直接向乡民负责。校长和队长为求事权之统一,却不能不直接向行政兼政治的领袖的乡长负责。校长(教)队长(卫),合作社经理(养)与卫生所长都应该是专才或技术人员,而乡长却要是通才。”领导的通才与技术的专才,在训练上似乎应该有差别,任用上亦有差别。
本书叙述乡保组织的题目是“自卫的编组变成自治的”。编组的经过很有意义。依据县各级组织纲要,寓自治于保甲。蒋先生依据调查说:与其说寓自治与保甲,不如说寓自治于乡保,较合实际。在乡保区划与编制上,所谓合乎“自然区域”、所谓“便于管理”都要以社区关系为根据。又以“社区关系有相当长久的固定性。在同一地理关系、交通状况和文化水准之下,社区关系之远近应该是一样的。乡镇之划分,如果以社区关系之范围为根据,则除了地理交通和文化等条件,大为差异所发生的影响之外,各乡镇之大小就不会相差太远。”“即使这些条件,使社区范围扩大,乡镇也只好跟着他作较大的划分。”
又如民众组训问题,蒋先生于记载甲乙两乡的各种血缘团体,(如同宗会)、信仰团体(如雷祖会)、职缘团体(如泥水木工等帮)、力缘团体(如哥老会)之后,叙述法定的各种民众祖训。他的结论是现阶段的民众组训,一方面仍滞留于“编制”地步,组而未训,不曾发生新的力量,训练应该从组织的活动中取得,现在缺乏的是组织活动;一方面是组训工作与民众福利未曾扣合起来,而多半只是作成了统制之工具。组训不与民众自身的福利合一,则民众永将被动。组织不但不能为社区、为个人发挥建设的力量,亦不能维持长久。这亦可以表现现阶段民众组训的问题。
以上是随便提出的若干点,在书上都是以甲乙两乡事实为根据,但是尝鼎一脔,也可以见到此种研究的实际价值与问题的启示。
最后我们应该介绍本书作者,蒋旨昂先生原来研究社会行政,他认定中国的社会行政,不仅是社会福利事业,而是以社区为基础的乡村建设工作。在河北、山东即开始作此种研究,到外国留学又专门研究社会学与社区政治,回国以后,为明了地方行政的实际,曾亲自担任定番县政府的收发,与定番县的三区区长多时。我们相信在研究的方法上、事实的了解上、与实际地方政务的运用上,这本研究报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我们更希望社区社会学者,更多有此种的研究发表出来,对于地方行政的前途,必有较大的贡献。
瞿菊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