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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甲乡南北平均10公里，东西平均7公里，则全面积为70方公里。每方公里平均280人，与本县之275人（见胡著四川地理，106页）相近。估计乙乡南北6公里，东西8公里，则面积为48方公里。每方公里240人。
这种流动，有的是家族关系，有的是经济关系，婚姻使一部分女子交流着。没有遇见过招赘的情形。分家出去却是常见的。甲乡长现在安家于第八保的公路旁边。原籍东山的十二保，还有他的“大公”一支。一个仓储委员与五里外的又一富户，是近本家。妻妾众多，将家分设的也有。由乡间分出一部分人到场上设铺开业，也是一种分家方式。
由乡至场开业，也是一种经济性的活动，和租卖房舍，因而他迁一样。但更显著的经济流动是招佃和退佃。二十九年十二月间，受训保长回乡实习编查户口，发现第二十三保及其附近各保，户口减少。他们解释，这是秋后退佃的结果。这些迁出的户口，有多少迁往它保了，有多少因为安全雾季到陪都作工去了，没有统计。退佃似乎都能以招佃补上，因为佃工还不太缺乏。
也有些铺子，因为选择了更好的房子或地势而迁移的。其理由也是经济的。
这可分两类：强迫的和自愿的。抽服兵役，征修公路或机场的工役，和有些保派送到区署和乡公所作队兵等，都属强迫类。逃避兵役而它去的也可算作这一类。甲乡巡察队20名，乙乡警备队27名和服工役的人（乙乡为修机场征150名），都是有伙食的，短期可归的。
甲乙两乡，究竟出兵多少，没有可靠统计。二十九年九月七日甲乡公所出征军人家属调查表，只有57家，显然太少。同年十月时全乡积欠180名，三年多所征的兵，不会比所欠的少3倍。
三十年乙乡户口表，载“他往”195人（男183、女12）占人口2%弱。其中一半往外省，四成外县（女口都只是往外县的），一成外乡。为何他往，表上未列。只可猜测，他往人数必未完全包括短时回来的，如上学、征工、贩运、“走人户”（即探亲戚）等。即使他往男子一人三人，全是应兵役出去了，自二十六年七月至三十年三月调查时，共有44个月，每月以27保计，仅征4名，未免太少；何况此种“他往”人数决非单指出征的。贵州定番第三区22882人，自二十六年九月至二十八年六月22个月，共征出244名兵（无欠）。其后半11个月的实数为128名，可见征兵率大体是一律的，每月11名。22个月征了人口1%稍强，44个月应征2%强（假定人口数量不变）。乙乡普通人口10381口之2%，应出兵约220名。甲乡人口18635应出兵约400名。乙乡220名，剔除三十年二月以前欠额，实出约180名。他往男数虽与此几同，但不可能单指服役壮丁。甲乡二十六年七月至二十九年十月，39个月中，欠兵180名。如果22个月应出兵真是人口1%，则39个月应为1.8%，则甲乡于92个月应征350人，而欠兵就有一半还多，成绩恐怕不会如此之坏。则44个月所出兵似不止人口之2%强。实数似亦不止400名。
自愿外出的，更无数字可以参考。他们大多是到它地以及陪都，去经商、作工或求学的。甲乡有办了教育或农业两专修科的私立乡村建设育才院。它没有本乡学生。士绅想办中学，却无下文。乙场有办了一年的私立中学，教职员19人，学生107人，对于本地影响还小，于是中等以上学生，都须出外读书。乙乡某生往北碚上学，中途行经某乡，被拉去当兵，家人奔赴保出。
出外经商有远到云贵的。乙乡布商去的更多。
甲乡有在县府作公务员的，也有在省府作科长的。以前一联保主任辞职外出，说是一“游宦”，乃是跟一个作县长的朋友，作一小事去了。
甲乡三十年五月一日，乡公所送一志愿兵，是这二社区仅有的志愿兵的例子。
甲乡公所二十九年九月呈文有谓，“抗战以后，中央机关，迁建来此，人口较平时陡增三分之一以上”，便该有6000人以上了。实际上迁来的中央机关，主要的只有10个，加上育才院、卫生所、社会服务处、迁建小学等，运职员，带眷属，恐无6000之多。由各机关的职员宿舍和通常租用的以两三间为单位的民房，可以看出他们眷属都极简单。与这些机关无关的外籍人，为数尤少。
甲乡迁入人口，虽恐无6000，但迁入必较徙出为多。因为徙出人口，或仅千人：服兵役的400，服工役的100余。本场并非货物集散地点，远出商人甚少，即使出外运货，亦必短期即归。技巧工人，因无训练机会，恐无多外出。至于粗工，则本地需要已多，工资亦已不低，徙出恐亦少。
乙乡他往人口，统计表仅列195人，显然太少，已如前述。迁入人口却必更多。因为虽然只迁入了几个提倡生产的（如福生庄办事处，棉纺织训练所），和几个教育的（如私立中学，平教会办事处）机关，而且每个机关都不会超过20人（眷属在外），但是只那一个军事学校，不连眷属，就有536人。宪兵93人。
场上常见的化缘道士，摆摊相士，以及补锅之类的手艺人，许多不是本乡人，但是流动性太大，可不计算。
这种人口流动之增加，理论上应该增加了社区接触之分量。但有许多接触由于态度，风俗和经济利害之不同，而不调和，甚至冲突。跟着机关迁入的人口，常以机关为中心，建筑房舍，自成单位。有时还要组织消费合作社。即使租住民房（当然皆以机关附近为限），也因为语言、习惯和社会地位，而难与本乡民众立即密切接触，又因他们所属，都是大而有力的机关，乡民常是敬而远之。有时也产生偏狭的地方观念下的误会。某机关的职员到外面来，常须经过一个摆渡，有些不给渡钱的人，恰是外方口音的，于是摆渡娘推论了，大声谩骂“下江人”都是坏的。每个机关所占地面不大，本地人又夹杂在附近居住，而且这些核心化的机关（在甲乡）又都是有共通性和相关性的。跟着它们来的职员和眷属，彼此间没有形成“迁民社区”观念，而本地人对他们也无从分辨，统目之为“下江人”。这种下江人之来临是战争的结果。他们对于社区中希望（一）地方治安良好，（二）物价平抑有效，（三）对外交通便利。这第三点，更非社区本身所能为力的。
本省人，如川北的，有的带了妻子，来作泥瓦匠；也有许多作了机关工友的；有的为生活所迫；有的则为逃避兵役。他们与土著没有什么文化上的差异，本乡人也不因他们腔调稍微不同而加以歧视；勿宁说他们的劳力是本地所欢迎的。但他们在社区组织中，仍只是少数的浮萍而已。
如何有效地利用外力，使渗入社区共同意识，是从事社区政治者所要深切研究的。迁入超过徙出的现象，是战时都市附近应有的。因为战时都市，不但不能吸收工人，反而因为避免空袭牺牲，大量疏散人口。这对于社区内劳力之供给，发生什么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