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承蒙王宁教授主编“上海交大·全球人文学术前沿丛书”，使我有机会来编选这么一本论文的自选集。此一心愿几年前已经萌生，只是由于手上总有事在忙，所以一直未能如愿。今日有此机缘，交稿又设期限，所以算作是在一种外力助推下所成就的结果。

这本自选集按照编委会的要求分成了五章，不过实际内容大体可分为三个板块：一是康德与一般意义上的哲学研究，二是现代性的研究，三是知识论的研究。这三个部分反映了我这几十年来学术上的兴趣与用功之所在。

我对康德哲学的研读是从上大学之后就开始的，说来与李泽厚先生有关。记得是在1979年，他来厦门大学做学术讲座，我当时只是一位大二的学生，斗胆拿自己的一篇文章向他请教。不想李先生回京后给我写了封信，推荐我先读好四本书，即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小逻辑》《哲学史讲演录》与《历史哲学》，并专门叮嘱：《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最难读，要硬着头皮读下去。后来我果真硬啃下去，起初确有王国维所述的初读康德的那种“几全不可解”的感觉。后来我的硕士与博士的毕业论文皆做的是康德的研究，其中的博士论文《建构与范导——康德哲学的方法论》，可作为自己在这方面的代表作。当时（1989年）的答辩委员会可谓是阵容强大，汇集了京城的西方哲学研究名家，如齐良骥、张世英、王玖兴、叶秀山、王树人等，以及导师梁存秀先生。答辩委员会给了我这篇论文以较高的评价，称它是“近年来研究康德的博士论文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篇”。毕业后王玖兴先生还邀请我参加他所主持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翻译工作，承担该书最后的“先验方法论”部分。该书的出版颇费了一番周折，直至2018年才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此多少有点关系，虽然梁老师希望我能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重新译出，但我并没有遵行，尽管也到广州外国语学院进行了德语的培训，并到德国的马堡大学从事了半年的访学。但虽如此，我对于康德哲学也还一直情有独钟，不论是在厦门大学或是上海交通大学，都常开设康德哲学的课程，也仍然进行一些有关康德的研究，所做的工作包括为叶秀山、王树人主编的八卷本的《西方哲学史》撰写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部分。收录在此自选集中的《概念实在论：康德哲学的一种新解释》，属于后来对康德哲学的新解读。文章提出康德哲学一方面是实在论的，这在于它坚持承认对象的独立存在，包括使用“物自体”与“客体”概念来表示这一点；但同时康德哲学又是“概念实在论”的，因为在它那里实在又是通过我们的概念而被构造的结果，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哥白尼式革命”的思想上，即主张不是认识必须依照对象，而是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的研究兴趣与方向之所以发生了改变，转向英美知识论的研究，与1995—1996年去英国的圣安德鲁斯（St Andrews）大学的访学有关。当时是由于申请到英国学术院（The British Academy）的“王宽诚教育基金”，所以才获得了这一机会。在那里我接触到了当代知识论的一些论著，因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复印了一些资料，所以回国后就有了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可能。当时并没有互联网这样的便利条件，且国内高校一般只能利用国家的研究生专款来购买极为有限的外文书籍，所以除非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地方，有国家图书馆等作为依托，否则在文献资料方面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我在知识论研究上还得到的另一个机会，是获得美国的富布赖特（Fulbright）基金，得以在2001—2002年到哈佛大学从事访问研究，利用那里极为丰富的藏书，写出了《知识与确证——当代知识论引论》。虽然它只是一部介绍性的著作，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国内第一部系统地引进当代知识论的著作，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传布作用。回国后我开始带知识论方向的博士生，经过多年持续的培养，现在有几位已成长为教授了，多数学生也成为国内知识论研究的骨干力量。

自2014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知识论的系列研究”之后，我的知识论研究便主要集中于“理解”论的方向。“理解”在西方哲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它在近二三十年来重又活跃起来，成为知识论聚焦的一个热门话题。由于理解涉及的领域众多，包括语言、认识与行为等，因此要建立一个统一的理解论并不容易。我在理解论上也尝试着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总的说来，是想通过“意义”概念来贯穿起所有的理解活动，也就是不论对于语词、命题或行为的理解，都可以归结为对意义的把握。这表现为理解是不仅知其然，而且还知其所以然的认识活动。这里的“然”字，指的是某种“理由”。这与国外学者一般将理解的基础建立在“事实”之上不同。理由不仅包括个别性的事实，而且还包括普遍性的法则、间接性的证言，乃至主观性的假设等。在真正把握了理由或根据之后，理解者就能够把普遍性的知识运用于解释个别性的现象，也就是具有了判断力。

在知识论的研究上，我的兴趣还包括对传统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的知识论的研究。儒家知识论的一个与西方知识论明显不同的特点，是把“德性之知”，也就是道德知识断定为唯一的知识，主张“知行合一”，强调认识的目的在于行动，因此我把它称为“力行的知识论”。这种知识论有其积极的、引导人们践行道德的一面，但同时也不适当地限制了知识的范围；特别是它贬低“闻见之知”，这种观念与科举制相结合，直接妨碍了以经验观察为基础的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在我的学术探索中，也思考过一些有关中国传统哲学及其现代化的问题，特别是对现代新儒学提出一些批评。这方面的写作并非是什么一时的心血来潮，其实自己平时挺喜欢读些中国经典，这是作为一位中国人自然会有的了解自己的文化与哲学的渴望。现代新儒学的一个努力方向，是要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不过在我看来，它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过于依附传统，局限于传统，甚至讲道统，坐而论道，在经典里求学问。牟宗三哲学的一个主要思想，是阐发“内圣开出新外王”。不过就现实而言，如今不论是理论或是现实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是由道德的自我觉知能否开出“新外王”，如何开出“新外王”，而是如何更有效地发展科学以及如何建立民主制度，乃至反思民主制度的不足，推进民主制度的完善等。在这样的背景下，谈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属于书斋里自我想象的问题，未免脱离于时代，落后于时代。这种思路与做法造成的结果是不能从根本上超越传统，致使哲学保持着往昔的形态与内容，变成与社会越来越隔绝的东西，成为少数人书斋内的“古玩”。

对中国传统哲学及其现代化的问题的关注，使我延伸到对如何做哲学的“元哲学”问题的思考，认为国内在哲学研究上存在的问题症结，在于缺乏一种在各类现象中发现哲学问题的思路，而往往局限于在书本中讨学问；对哲学的“具体的普遍性”特征缺乏应有的认识，而片面地强调哲学思考的特殊性，这实际上是画地为牢，束缚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不能提出我们自己对问题进行解释的概念，而是只能借用已有的概念乃至整个概念框架，等等。

本书中还有的一部分内容，是有关“现代性”的问题。对此问题的关注与国内当时的思想热点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出于一种现实的关怀。当时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正努力争取实现现代化。因此，什么是现代性，它与现代化概念有什么区别与联系，如何解释与建构中国的现代性，自然就成为学界的一个普遍关注点。我也介入其中，除了进行概念与理论方面的梳理、评介之外，还思考了中国现代性研究的解释框架等问题。这方面留下的比较聊以自慰的作品，是列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名家通识讲座系列”中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它迄今已印刷了10次，达到3万多册。

回首往昔，学问之路漫漫修远，求索至今一晃已有三十多载。所留下的虽远非什么传世之作，但皓首穷经，其中自有一番甘苦，故也敝帚自珍。我这一生至今，自然有过不幸与幸运。不幸的是在14岁时（1966年）即遇上“文革”的浩劫，过早地因学校停课而离开校园，插过队，打过工，蹉跎岁月忽忽12年。幸运的是后来恢复高考，得以进入大学，并一直留在高校工作至今，从事自己所珍爱的事业。庄子尝云：“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明年正好是自己的古稀之年，能够出版这样的一本集子，为一生的学术耕耘留下一册记录，令我在岁末之际写下这些文字时，心中难免有万千的感怀。

陈嘉明
2021年12月27日于上海万源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