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我将坚持认为语言学是哲学研究的工具，并将反驳刚才提及的三个论点。这些工作所根据的基本想法完全不是我自己原创的。实际上，在今天把语言比作游戏或其他所谓由规则支配的行为形式已是老生常谈。在《哲学研究》一书中，语言—游戏是核心的概念，各种著述中也常见把语言比作象棋、桥牌，甚至苏格兰八人舞的例子。
这种类比的要点很明显地在于，使用语言正如玩游戏一样，默认了说话人或玩游戏的人必须遵守的某些准则，但他也可以随意地违背这些准则。换句话说，他的行为可以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恰当的或不恰当的。这同人类行为其他方面或同自然过程大不相同。的确，后者也是由某些法则规范的，但若出现违背，这些违背本身仍然是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仍然是自然过程。因此，对法则的任何［背离］不是自然的缺陷，而是法则的缺陷。水星近日点运动违背牛顿定律，结果我们必须修正定律而不能责怪水星运动不合定律。然而我在下象棋时突然把兵往后移动，我将因犯规而受责怪，我不能责怪规则不能解释我的走法。说到底，我的走法实际上算不上是走法，因为是规则决定了怎样才能算得上是走法。没必要再进一步讨论在哪些方面语言很像下象棋，因为大家对这个类比已经很熟悉了。
然而我想对此类比作一些评论。首先，我想指出：下棋并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比喻，因为下棋是一项严格编码和高度准确的游戏，而语言当然不是如此，没有人比专业语言学家更清楚地知道语言规则富有弹性，对时间、地点、谈话内容以及个人风格等各种因素有所包容。不过，讲母语的人尽管享有相当的自由，他总是很清楚自己是在讲母语，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仍然是一项规则支配的活动。也就是说，他允许其他人使用同样的表达式。只要他所说的别人可以理解，那么别人这样说他也可以理解。与此相似，在规则较为松散的游戏中，例如玩打仗游戏或藏猫猫，一个参与者可以施展某种出人意料的计谋，但若他是诚实的，亦即意在创新而非意在欺骗，那么他将允许他的玩伴享有同样的自由。康德关于在行动中立法的道德主体的观念是我这里要说的东西的一个范例。
我们甚至能制定所有游戏的“绝对命令”：在同一个游戏中，“做你也允许别人去做的一切”。对于语言则是：说你也能接受说同一语言的其他人所说的一切。从而我们看到，即使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也能说语言是由规则支配的，尽管规则是松散的、可变的。一套给定的规则，例如我们在某本语法书中见到的，也许不够全面，也许会随时间、空间而变化，但是规则的调节性观念必须始终保持至高不易的地位。但理所当然，我们应该记取康德的告诫：调节性观念不产生先天综合命题。
我想提供的第二个考虑是：语言同象棋、桥牌、藏猫猫等游戏根本上有所不同。谈论下棋无须走棋，但是谈论语言，或谈论任何事情，我们都必须使用语言。再者，在描述棋局时我既可以用象棋的术语也可以不用它。换句话说，我对棋局的描述可以完全不受由游戏规则所塑造的概念框架的影响。设想一个不懂象棋的人，用安斯康姆女士的话来说，
他将始终囿于“原初
[1]
事实”：在一些划成格子的木板上移动一些象牙块。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描述是完整的。我们可以说，下棋的概念框架对于描述下棋来说只是可选择性的，亦即我们可以用它也可以不用它。但对于语言，情况就不同了。无论我如何使事实“原初化”，甚至把谈吐视作在某些场合下产生噪音，这些事实本身仍将在同一种成熟的语言中形成和表述——也就是说，仍将受到使语言成其为语言的那些规则和约定的影响。我甚至可以把我的语言视作偶然的东西，我甚至可以想见另一些表达方式，例如另一些语言或另一些语言游戏，但我的“视作”和“想见”仍只有借助某些概念才能存在，即借助从我希望“客观地”加以看待的母体中结晶而成的概念才能存在。从语言中挣脱“出来”的努力，对不受语言污染的“原初事实”的渴望，用卡维尔的话说，是“先验幻象”的一种形式。
请想象一位棋手，他不能在原初事实层次上看棋，然而他了解规则的偶然本性。于是他可能说：“事情可以是另一个样子，也可以让兵后退，也可以让王丢掉后游戏继续进行，直到一方所有的子儿都被吃掉”，诸如此类。但是他仍然说到王啊、兵啊和走法，而没有现存的象棋规则也就没有这些说法。
语言的使用者和这个棋手类似，只不过情况要糟糕得多：因为可以想象这位棋手最后学会了怎样从象棋规则对其思考的限制中摆脱出来，但无法想象若没有我们语言的“束缚”我们还能说任何事情，还能询问或质疑任何事情。当然，这种“束缚”根本就不是锁链，而是思想的器官。结论是：我们能够摆脱游戏规则加在我们身上的概念框架而仍然有意义地说话，但我们不可能抛掉语言加在我们头上的概念框架，否则我们就要陷入克拉底鲁那样的窘境，只能摆动摆动自己的手指了。 [2] 不消说，换成德语或汉语来进行讨论也无济于事。那不是“解放”，只是换了个主人。
[1] Brute ，粗糙未经加工的，译作“原初”失去了这层生动的意思。——译者
[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10 a 。
有些命题的真值是由规则支配的活动本身保障的，考察一下这样的命题，上节最后一点就变得更加清楚了。设想我看一盘棋，看见两个同色的兵处在同一竖列上，我会说：“它们之中必有一个先前曾吃过对方的一个子儿。”我是怎么知道的？若说我们见过的所有对局中这两种情况都连在一起出现，回答是否充分？不，给定了象棋规则，这种关联就先天成立。相反的情况并非不常见或不大可能，而是无法想象。这里的关联也不是康德意义上的分析联系
：我们无须乎任何历史记录就能很好地理解棋盘上的某一个给定局面（想一想象棋题）。我们也许从没有意识到这种联系，但一旦注意到，我们就明白情况不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我们用这个小例子说明了什么可以叫作先天综合判断。这个例子可能微不足道，但它把我们引向“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而这可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我们都记得，这就是那个先验性的主要问题。根据上面所举的例子，我们能提示一个回答。象棋规则把一种新特点赋予某些自然对象和自然过程，于是，这些事物所具有的某些自然关系必然地获得了一种新的价值。因此，从象棋规则所建构的概念框架来看，两个偶然的历史事态就似乎具有必然的联系。而且，几乎任何“游戏”，或更广泛地说，几乎任何一种规则支配的活动，都产生这样的命题。这一范围十分广大，甚至可以一方面包括数学，另一方面则包括使形形色色的经验得以综合的支配规则。请记住，对康德来说，理解力就是“规则的能力”。
[1]
现在我们看到了先前得出的那个结论有多么重要。我们自己可以决定要不要下棋，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用象棋术语来谈论下棋，然而我们无法随意抛开语言的约定却仍然有问题并提出问题，无论那是哲学问题或别的什么问题。哑不则声的哲学家不可能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语言这种“游戏”所产生的先天真理便不是微不足道的真理，它们将是所有话语和概念思考的至上的、不可避免的法则，换句话说，它们正是哲学家应当去发现和表述的那些法则。我们在这里无须害怕“发现”一词，这不是发现某种新的东西，这是明确理解某种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一向“已经知道”的东西，只不过一直没有机会或需要去反思它们。上面提及象棋中的一种联系，它对于棋手来说是新东西吗？不大可能。也许我们会听到这样的回答：“我从没有想到这一点，不过，要是有人问起我，我会知道有这种联系。”
与此相似，哲学上的“发现”，例如若非情况如此我们就不能知道情况如此，不是我们将要接纳的一个新的事实，而是要明确理解我们在正确使用“知道”这一动词的时候一直都知道的一种联系。然而，正如哲学史所表明的，我们得好好记着这个事实，否则就会误入迷途。
不幸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来自象棋或来自语言的先天真理都那么容易辨别。你能只用一马一象将死孤王吗？你能，而这是一个先天真理，不过，只有象棋专家才能告诉你为什么。但此后你自己就知道为什么了，这很像刚刚向你证明了一个几何定理，这时你自己就可以看出这个定理为什么是真的。我说过，象棋是严格编码的游戏，同语言相比是相对简单的游戏。因此不难明白，语言结构本身之中包含的某些真理对讲母语者仍可能隐而不彰，这不仅是因为这些真理同语言规则的联系隔得比较远，而且也因为有些规则本身说话人一直不曾注意到。
这类联系对哲学家来说是饶有兴趣的，而语言学家恰是专门为语言编码的人，因此，哲学家应该欢迎语言学家能为他提供的任何帮助。
[1] das Vermögen der Regeln ，后文则说：给予我们规则的能力。——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