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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坚持认为语言学是哲学研究的工具，并将反驳刚才提及的三个论点。这些工作所根据的基本想法完全不是我自己原创的。实际上，在今天把语言比作游戏或其他所谓由规则支配的行为形式已是老生常谈。在《哲学研究》一书中，语言—游戏是核心的概念，各种著述中也常见把语言比作象棋、桥牌，甚至苏格兰八人舞的例子。
这种类比的要点很明显地在于，使用语言正如玩游戏一样，默认了说话人或玩游戏的人必须遵守的某些准则，但他也可以随意地违背这些准则。换句话说，他的行为可以是正确的或错误的，恰当的或不恰当的。这同人类行为其他方面或同自然过程大不相同。的确，后者也是由某些法则规范的，但若出现违背，这些违背本身仍然是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仍然是自然过程。因此，对法则的任何［背离］不是自然的缺陷，而是法则的缺陷。水星近日点运动违背牛顿定律，结果我们必须修正定律而不能责怪水星运动不合定律。然而我在下象棋时突然把兵往后移动，我将因犯规而受责怪，我不能责怪规则不能解释我的走法。说到底，我的走法实际上算不上是走法，因为是规则决定了怎样才能算得上是走法。没必要再进一步讨论在哪些方面语言很像下象棋，因为大家对这个类比已经很熟悉了。
然而我想对此类比作一些评论。首先，我想指出：下棋并不是一个特别合适的比喻，因为下棋是一项严格编码和高度准确的游戏，而语言当然不是如此，没有人比专业语言学家更清楚地知道语言规则富有弹性，对时间、地点、谈话内容以及个人风格等各种因素有所包容。不过，讲母语的人尽管享有相当的自由，他总是很清楚自己是在讲母语，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仍然是一项规则支配的活动。也就是说，他允许其他人使用同样的表达式。只要他所说的别人可以理解，那么别人这样说他也可以理解。与此相似，在规则较为松散的游戏中，例如玩打仗游戏或藏猫猫，一个参与者可以施展某种出人意料的计谋，但若他是诚实的，亦即意在创新而非意在欺骗，那么他将允许他的玩伴享有同样的自由。康德关于在行动中立法的道德主体的观念是我这里要说的东西的一个范例。
我们甚至能制定所有游戏的“绝对命令”：在同一个游戏中，“做你也允许别人去做的一切”。对于语言则是：说你也能接受说同一语言的其他人所说的一切。从而我们看到，即使在最严格的意义上也能说语言是由规则支配的，尽管规则是松散的、可变的。一套给定的规则，例如我们在某本语法书中见到的，也许不够全面，也许会随时间、空间而变化，但是规则的调节性观念必须始终保持至高不易的地位。但理所当然，我们应该记取康德的告诫：调节性观念不产生先天综合命题。
我想提供的第二个考虑是：语言同象棋、桥牌、藏猫猫等游戏根本上有所不同。谈论下棋无须走棋，但是谈论语言，或谈论任何事情，我们都必须使用语言。再者，在描述棋局时我既可以用象棋的术语也可以不用它。换句话说，我对棋局的描述可以完全不受由游戏规则所塑造的概念框架的影响。设想一个不懂象棋的人，用安斯康姆女士的话来说，
他将始终囿于“原初
[1]
事实”：在一些划成格子的木板上移动一些象牙块。在某种意义上，他的描述是完整的。我们可以说，下棋的概念框架对于描述下棋来说只是可选择性的，亦即我们可以用它也可以不用它。但对于语言，情况就不同了。无论我如何使事实“原初化”，甚至把谈吐视作在某些场合下产生噪音，这些事实本身仍将在同一种成熟的语言中形成和表述——也就是说，仍将受到使语言成其为语言的那些规则和约定的影响。我甚至可以把我的语言视作偶然的东西，我甚至可以想见另一些表达方式，例如另一些语言或另一些语言游戏，但我的“视作”和“想见”仍只有借助某些概念才能存在，即借助从我希望“客观地”加以看待的母体中结晶而成的概念才能存在。从语言中挣脱“出来”的努力，对不受语言污染的“原初事实”的渴望，用卡维尔的话说，是“先验幻象”的一种形式。
请想象一位棋手，他不能在原初事实层次上看棋，然而他了解规则的偶然本性。于是他可能说：“事情可以是另一个样子，也可以让兵后退，也可以让王丢掉后游戏继续进行，直到一方所有的子儿都被吃掉”，诸如此类。但是他仍然说到王啊、兵啊和走法，而没有现存的象棋规则也就没有这些说法。
语言的使用者和这个棋手类似，只不过情况要糟糕得多：因为可以想象这位棋手最后学会了怎样从象棋规则对其思考的限制中摆脱出来，但无法想象若没有我们语言的“束缚”我们还能说任何事情，还能询问或质疑任何事情。当然，这种“束缚”根本就不是锁链，而是思想的器官。结论是：我们能够摆脱游戏规则加在我们身上的概念框架而仍然有意义地说话，但我们不可能抛掉语言加在我们头上的概念框架，否则我们就要陷入克拉底鲁那样的窘境，只能摆动摆动自己的手指了。 [2] 不消说，换成德语或汉语来进行讨论也无济于事。那不是“解放”，只是换了个主人。
[1] Brute ，粗糙未经加工的，译作“原初”失去了这层生动的意思。——译者
[2]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10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