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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说，节约用水以及对水资源的保护行为是一种公益性行动。保护公共资源和共同生存的生态环境，对所有共同体成员来说，都会得到一定的收益，尤其是长远利益。但是，正是由于资源保护行动的收益是一种集体的收益，而且是一种长远利益，因此通常情况下这些利益并不一定被所有成员认识到，这就需要某些有组织的公益行动来促进这种公共利益的实现。
所谓公益性行动，就是指个人让渡或放弃自己部分已有的或既成事实的收益权利，来实现某种公共的收益目标或他人的利益。公益性行动通常是经过组织和设计的集体性行动，公益性行动的目标和结果是促进和实现公共利益。
公益性行动根据参与者的动机和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直接利他主义的行为和间接利他主义的行为。
直接利他主义行为是个人在主观上就具有为促进和实现他人或公共利益的行动动机，而且正是在这种利他主义动机的驱使下，个人才参与了公益性的社会性活动。从行动结构分析的角度看，直接的利他主义行动的动机、目标以及行动结果，都是公共的利益和目标。例如，个人参与的募捐活动、公益性的义务劳动、社会服务、社会宣传和咨询活动等等，都属于那种旨在促进他人和公共事务和利益的行动。
间接的利他主义行动是个人在主观动机上，并非完全出于对他人或公共利益的考虑，而可能是既具有追逐个人收益的动机，也具有对他人和公共利益的考虑。但从行动的实际结果来看，这种行动能够促进公益事业和公共利益的实现。例如，个人响应社会号召，选择节约使用社会上的稀缺资源，参与这种行动就意味着对公共利益是有利的，但个人在选择这一行动时，可能还有对自己行动的成本和收益结构的考虑，个人节约使用资源同时也是为自己节省成本和开支。
再譬如，社会上发行诸如福利彩票以及体育彩票等公益性彩票事业，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通过科学地制度设计，来促进间接的利他主义的公益行为。在彩票的发行和购买过程中，无论是购买者个人还是组织发行机构，他们参与这一行动的动机，或者完全是出于自我利益的驱动，或者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驱动，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无论属于哪一种动机，都不会改变他们所参与行动的结果和主导性的意义。只要人们参与了彩票购买，结果都会对公共福利事业、体育事业等公共事业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从行动的结果或功能的角度看，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的利他主义公益行动，都会对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有所促进。因此，如果把保护公共资源和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看作是一种公共的目标，那么，要促进这一公共目标和利益的实现，关键在于如何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公益性行动之中。
从行动动机的角度看，直接利他主义行动和间接利他主义行动似乎有所不同，但是，个人之所以参与利他主义的公益行动，之所以转让、让渡或放弃自己的部分行动控制权或利益，是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所接受的信息充分相信，并在此基础上试图达到自己的某种目标或追求。因此，完全的信息不是两种公益行动的直接动因，但却是个人选择公益行动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个人只有在获得有关公益行动的组织者以及相关意义的充分信息的前提下，才会对这样的行动形成信任感，相信自己的行为选择对所要追求的目标是有意义的。只有在信任的情况下，个人才愿意加入到公益活动中来。
简单地说，个人是否参与公益行动，关键要看他们是否相信公益行动的实际意义，要让人们对公益行动本身产生信任感。为此，公开公共事业行动计划的信息，宣传公益行动的意义就是必要的。
在保护公共水资源或水环境的公益行动中，其基本关系结构实际上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其中委托人就是每个参加公益行动的人，而代理人或受托人就是公益行动的组织者或机构，也就是组织、负责管理和保护水资源、水环境的团体或机构。
委托-代理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信任机制，委托人自愿把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自愿让渡或委托给受托人，实际上是给予受托人信任。委托人之所以愿意给予受托人信任，是因为委托人相信自己所委托的目标将会获得成功或者自己会从委托行为中获得收益。
在科尔曼的信任模型里，有三个因素决定着委托人是否给予受托人信任，这三个因素是：1）P=获得成功的概率（受托人确实可靠的概率）；2）L=可能的损失（如果受托人靠不住）；3）G=可能的收获（如果受托人可靠）。 20
如果P/（1-P）＞L/G，则表明受托人的可靠性程度较高，而且损失的可能性远比可能的收益要小，在这种情况下，委托人就可能做出给予信任的选择；如果P/（1-P）＜L/G，则表明委托行为目标成功的概率较低，可能损失大于可能收益，这样委托人的决策可能是不给予信任；如果P/（1-P）=L/G，则反映的是一种中间状态，委托人是否给予受托人信任没有较大差别。 21
例如，在保护水资源的社会公益活动中，个人自愿选择节约用水或自愿减少污染，表明参加者对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公益活动给予了信任，他们相信保护资源和环境将取得成功，相信自己的行为选择将有利于公共目标的实现，未来自己将获得的收益则可能超过自己当前的付出。
在其他利他主义的行为中，如科尔曼所列举的农夫间相互帮助现象的例子，表明作为委托人的施助者，之所以向其邻居提供帮助，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帮助是值得的，也就是说，委托人觉得受委托人——邻居是较为可靠的，自己付出的劳动会在以后得到邻居同样甚至更多的回报。
既然个人是否给予受托人或代理人以信任取决于受托人的可靠性，以及自己的损失和收益预期，那么，个人信任给予的选择（T）某种意义上就是受托人可靠性（P）、预期损失（L）和预期收益（G）的函数：
T={P,L,G}
信任给予选择与受托人的可靠性、预期损失和预期收益之间的关系为：
T=PG/L
上式表明，个人给予信任的选择与受托人的可靠性和委托行为的预期收益成正向相关关系，与委托行为的可能损失程度成负向相关关系。
以上理论分析只是从公益行动的结构与信任给予的角度解释了个人参与公益或利他主义行动的可能性问题，其中所涉及的主要是信任给予、委托以及行动的选择与受托人可靠性、可能的损失和可能的获益之间的一般性关系。在具体实践中，个人的委托行动和信任给予的选择，实际可能取决于个人对三个变量信息的掌握程度，也就是对P、L、G值的了解和估算情况。因为，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对这三个变量的数值的了解程度是不同的，由此说明，对信息的获得、掌握和利用程度，对个人参与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活动产生较大影响。
此外，个人信任给予的决定机制也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个人会随着自己所获得和利用的有关P、L、G这三个方面的信息情况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行动选择。
信息的充分与否对个人做出信任给予的决定尤为重要，信息量的大小，影响着个人对信任的成功可能性的估算，只有在个人所获得的信息量达到做出决定的临界值时，个人才会做出给予信任的决定。
例如，在社会福利彩票的发行中，彩票的运作，其中包括奖励方式、奖励额度、开奖方式、资金的使用，以及其他各种具体的规章等信息，必须在公开、透明的前提下，彩票发行机构才能得到彩民们的信任，这样彩民们才会选择继续购买彩票。
科尔曼曾援引韦克伯格（1966年）所运用的汉布罗银行挪威部的负责人向船主贷款二十万英镑的例子。这位银行负责人对自己的借款行为作了这样的说明：
接收他的请求意味着解一个含有未知数的方程式，船主偿还的概率就是那个未知数。这个方程解得出来吗？这便是银行家承担的风险。我必须尽快决定是否向他提供借款。
事实上，其中的风险并不像看起来那么严重。我了解那个公司，了解他们的船，甚至知道船上装了哪些货物。掌握这些信息是我的工作。当然我必须非常谨慎，银行业中间的竞争十分激烈，我必须在心里积下大量有用的信息。 22
由此可见，信息是委托估量和计算信任给予风险的重要系数，也是委托人解信任给予决策方程的一个必要步骤。
参加保护公共资源的公益行动的人，他们作为委托人，自愿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将自己的一部分资源和权益委托给代理人，而且为了长远的公共利益他们还必须不断做贡献，继续将资源和权益委托给代理人。公共资源保护目标的实现需要有连续的行动，一次性的行动并不能解决资源的困境问题，参与资源保护的行动者也就必须是可持续的。因此，为公共资源保护做贡献的公益行动就不是那种一次性的博弈过程，而是一种不断重复的博弈过程。
个人是否愿意加入和继续参加公共资源保护的公益行动，实际上也就是他们是否决定给予信任委托的问题。而在这种信任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可以是个人，也可能是一个机构或组织；而受托人或代理人则包括两类：一是负责组织和协调公益行动的行动组织者；二是可能参与行动的其他人。
个人只有在对公益行动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较为信任，同时相信其他人也会参加的情况下，才会加入公益性的行动。因此，行动者在做出是否参加的决定之前，也就存在一个博弈的过程，他们可能要对参加的风险和可能的收益或行动成功的概率加以估算，然后再作出参加或不参加的决定。
从图3-2来看，个人作出参加的决定通常是在知道和了解其他人也会有类似的选择的情况下做出的。如果他们不知道或者所掌握的信息与自己的决定相反，那么，个人选择参加的概率就趋近于零。此外，在这一选择过程中，个人的收益结构也在某种意义上受其他人行动选择的影响，所以，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不断地影响着个人的选择。
图3-2 个人参加公益行动的决策过程
由以上的博弈原理可见，要促进人们积极参与资源保护的公益行动，就要促进公益活动的参与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和相互促进关系，组织者或计划者就需要向公众提供行动集体的充分信息。因为在这样的公共活动集体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首先是一种陌生的关系，一个人对相互关联的其他人并不了解和熟悉。因此，个人的行动决策可能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共信息或由中介机构提供的信息的充分程度。
在水资源保护方面，首先，公共部门需要公开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分配的状况及趋势方面的信息，让公众了解个人行动与公共资源状况之间的联系，以及参与保护行动的意义；其次，还需要公布和传播有效的管理资源的相关技术信息。最后，对公众包括保护和破坏资源的行为的相关信息加以汇总和传播。在相关信息公开和透明的情况下，公众之间的信任机制就可能建立起来，个人也就可能自愿参加公益性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