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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脾气秉性、性格特征与其体形有什么样的联系，这是文学创作中经常谈及的问题。对于读者来说，让他们牢牢记住那些不朽的形象，例如福斯塔夫
、米考伯先生
、夏洛克·福尔摩斯
、摩德斯通先生
，等等，而不去回味这些人物的外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体格和性格似乎是浑然一体的，我们很难想象出一个瘦骨嶙峋的米考伯或者心宽体胖的福尔摩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从他人的外表而非行为来推断其人格和禀赋，这是很正常的。不过，行为显然是很重要的；如果不去理解行为，科学家们可不敢轻易地做上面那样的联系，甚至不会那样去联想。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威廉·谢尔顿（William Sheldon）做了一次大胆的尝试，要在体形和脾气秉性间建立起联系。他的工作广受批评，因为人们认为他的分类方法可谓幼稚，不过近来的研究还是支持了他的一部分结论
。谢尔顿把人分成三类，分别是胖圆体形者（endomorphy）、健美体形者（mesomorphy）和瘦长体形者（ectomorphy），如下图：
每一类体形都对应着一系列脾气秉性，脾气秉性又会影响对环境的态度。
谢尔顿的这种理论有一个缺陷：一个人到底是瘦、是胖、还是满身腱子肉，评价标准可能会因人而异。体形和个性的确有关系，但是令人满意的定量标准至今还没有找到。即使个性特点、脾气秉性都有生理学的基础存在（哪怕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不像谢尔顿所说那样由体形决定），问题同样也会存在，即它们如何去影响个人特定的能力，影响对于构建世界观来说极为重要的那些能力。用空间想象力来举个例子，这个能力在个体间的差别是相当显著的。遗传学家托戴（J.M.Thoday）撰文称，他的日常教学经历表明，有那么一小部分学生无论如何都没法通过观察切片来想象出细胞的三维构造
。空间想象的能力，以及在空间中辨识方位的能力，似乎一方面和数学能力成正比，而另一方面和与人交流的能力成反比。通过对一小部分人的统计分析，麦克法兰·史密斯（Macfarlane Smith）尝试性地建立了性格特点与空间/语言能力的关系：
一、相比于语言能力测试，情绪不稳定的人在空间能力测试上得分更低。
二、相比于语言能力测试，一些性格特点，例如自信心强、有毅力、有气势等，指向更高的空间能力测试得分。
三、有较强空间思维能力和商业本领的人，有更加男性化的态度和兴趣点。他们较为内敛，社会性相对较弱。相反地，有较强语言能力的人较为外向，也容易表现出女性化的态度和兴趣点。
四、空间能力强的人易于对相对较大的场景建立起印象。他们把它当作一个整体，而不会为一些枝节转移注意力。这种人倾向于以形态而非颜色来给物体分类
。
如果想清晰、准确地表达环境态度，必须具备高超的语言技巧。一些调查给了我们详细的信息，告诉我们人们如何认识自己的世界。这些调查几乎都是从文学角度出发的，而非从社会学角度出发。现实主义小说并不会准确地描写一种文化（那是社会科学力图做到的事），而是要树立一个能代表这种文化的形象。这个独特的声音会超脱于社会学的解释框架之外。为了解读这个声音，小说家伏下草蛇灰线，而内容实际上可能是自己的写照，只是之前不大为人所知而已——既可能是先天的（例如脾气秉性），也可能是生活中的偶然（例如重大机遇）。作家们创造出虚构的人格，这些人格可能就是他们自己的人格，只是其发出的声音压过了作家身处的社会所发出的正统声音而已。人们对生活的态度明显是彼此不同的——这个观点本身是老生常谈，很容易为我们所接受。可是，作家们却成功地把彼此间界限模糊的世界观划分得十分鲜明。通过他们的写作，我们认识到了人格的个体独立性。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件事，我会展示出一些著名作家的独到视角，然后指出其独有的环境态度——在这里我们也许应该假设他们都有比较中庸的脾气秉性，以保证说明的充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