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中心主义

民族中心主义是人类的普遍特征。在古埃及，由于沙漠和大海割断了人们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居住的人们之间的联系，所以古埃及人想当然地认为，比起遇到的那些来自于尼罗河谷外围的人来说，自己要优越得多。秉承着自己的先进文化，他们认为周边的人们都是蛮夷。为了做出区分，他们把自己称为“人”，而把其他人分别称为“利比亚佬”（Lybians）、“亚细亚佬”（Asiatics）、“非洲佬”（Africans），等等。既然古埃及人是“人”，那么这多多少少意味着外邦小民欠缺一些“人”的特质。当旧时代瓦解以后，出于各民族的压力，埃及人发出了这样的怨叹：“现如今，四下里的外国佬也都变成人了。”

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经如此评价波斯人的民族中心主义：“他们最尊重离他们最近的民族，认为这些民族仅次于他们自己，离得稍远的尊重程度也就差些，以此类推，离得越远，尊重程度越弱。”

在新墨西哥州的西北部，有五个族群，尽管地理位置上十分接近、社会往来频繁、各种媒体此起彼伏地对它们施加影响，但是仍然保留了各自的独特性。他们坚定的民族中心主义是抵抗文化均质化的壁垒。比如说，每种文化都把自己人称为人，但用的词不同。例如，纳瓦霍人文化用“dineh”、祖尼（Zuni）文化用“cooked ones”、摩门教文化用“chosen people”、西班牙裔墨西哥文化用“la gente”，而得克萨斯（Taxan）文化用“real Americans”或者“white man”，每个族群都默认其他族群是不完全的人。有人曾经问他们：“假设这个地区发生一场大旱，变得杳无人迹，而后由于雨水降临，人类要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定居点，你们打算建立一个什么样子的呢？”得到的答案表明，这些族群无一例外地想重建自己的族群，而毫不考虑建立一个能传承当地所有文化的乐土 。

身处优越地位和中心地位的幻想或许是文化能保留下来的必要条件。当现实粗暴地击碎幻想的时候，文化也就走向没落了。如今的社会，交流和沟通非常迅捷，很难再让某个小群体相信自己仍然是某些事物的中心了，但是如果这部分人想把文化繁衍下去，这样的信念又必不可少。城镇规划师们似乎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从而勇敢地尽力去保留这种中心地位感。比如，他们会给自己设计的小镇赋予“世界香肠之都 ”（威斯康星州的希博伊根地方）的称号，更有甚者，还有“体量最大的城市”（马萨诸塞州的汤顿市）。现代民族也会保留一些民族中心主义的世界观，尽管他们明确知道不只是自己在这样做。戴高乐就曾经尽力向法国人宣扬，要重塑法国的中心地位。大英帝国也曾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是全世界的枢纽。在19世纪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的分裂、经济危机的爆发、美苏两霸的崛起，逼迫英国抛弃了中心地位的谬想；它必须重新寻求一种国家形象，既能切合现实情况，又能有自身明确的特点来维持必要的民族自豪感。

众所周知，中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把自己视为中土之国，在19世纪中叶轮到了英国，而如今又轮到美国。不过，民族中心主义的观念之所以长期盛行，主要因为当时大多数（即便不是所有）人都与世隔绝，不必直面其他民族可能人数更多、力量更强的现实。从今天的先进观念来看，民族中心主义无疑是一种谬想，但是在过去，人类有限的经验却为它提供了土壤。 hHs9tvR88pW9kFgAx6E2XK8jTN0RxAlgGyjoxbHac7ZK3hFytRTYBdMdB13FiwK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