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 英语，作为一门独立的语言，始于日耳曼部落全面占领大不列颠低地，来自欧洲大陆的入侵因此被迫中断之时。迁居新地后，这些人与大陆亲属的稳定往来，即保持语言统一的必要条件之一，被切断了。现存的英语历史文献并没有这么古老——最早的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文本可以追溯至公元700年左右，与英语的开端相距约三个世纪之遥。然而，比较语文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告诉我们这些殖民者的祖先在数百年前的说话方式，可以勾勒出后来成为阿尔弗雷德国王、乔叟（Chaucer）和莎士比亚所操之语的史前发展过程。
21. 英格兰殖民者讲的方言属于大日耳曼 [4] （也称条顿［Teutonic］）语族，该语族是所有语系中最重要的一系——很多语文学家称之为印欧（或印度—日耳曼）语系，而我认为更适合称之为雅利安（Aryan/Arian） [5] 语系——的下分语族。雅利安语系由众多语言构成，除一些次要语言外，它包括：梵语、普拉克利特语（Prakrit）和印度的许多活语言；伊朗语、现代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及现代罗曼诸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等等）；凯尔特语——有两支存留至今，一支包括威尔士语和阿莫里凯语（Armorican）（也称为布列塔尼语［Breton］），另一支包括关系密切的爱尔兰语和苏格兰盖尔语，以及可能已经绝迹的马恩语（Manx）；波罗地语族（立陶宛语和列托语）；斯拉夫诸语（俄语、捷克语、波兰语，等等）。已灭绝的日耳曼语族语言中，最重要的当属乌尔斐拉（Wulfila）主教所操的哥特语；存活下来的日耳曼语族语言有：高地德语、荷兰语、低地德语、弗里斯兰语（Frisian）、英语、丹麦语、瑞典语、挪威语和冰岛语。前五种常被划在一起称为西日耳曼语支，其中弗里斯兰语和英语又常被划为介于前三种语言和斯堪的纳维亚诸语之间的一个单独的小组。
22. 雅利安语随着时间的推移分化成以上各语，因此常被喻为这些语言的母语言，但该比喻并不恰当，绝不能因此将其设想为结构简单、规则的语言。恰恰相反，其语法和词汇一定极其复杂，变化莫测。其语法高度屈折，概念之间的关系通过词尾表达，词尾与词干融合的紧密程度超过了匈牙利语（或称马扎尔语［Magyar］）这样的黏着语。其名词和动词区分明确，即便两者表达同一语义限定关系，比如复数，采用的也是完全不同的词尾。事实上，数的表达方式——被三分为单数、双数、复数——与名词的变格词尾，动词的人称词尾、动词的语气和时态标记密不可分：我们无法指出拉丁语形式est [6] （cantat [7] ）或sunt [8] （cantant [9] ）或fuissem [10] （cantavissem [11] ）的各个构成部分，无法说明哪个部分表示单数（或复数），哪个部分表示陈述（或虚拟）语气，哪个部分表示整个形式所属的时态。拉丁语有八种格，但大都不像芬兰语的（位）格那样表示清晰、具体的外在关系，因此造成了形式上和功能上的大量冲突和交叠。名词有三种性：阳性、阴性和中性，但其划分逻辑上并不对应自然界性别划分，即将事物分为（1）一种性别的生物、（2）另一种性别的生物和（3）其他事物。动词的语气和时态也不严格符合任何逻辑范畴，例如，时间概念与“时—体”（tense-aspect）（德语所说的“Aktionsart”［动词的体］）——即依据将动作视为暂时的、持久的或重复的状态对动词做出的区分——混合在一起。名词、动词的屈折变化里，词尾随词干的特征而变，重音就像在现代俄语中一样常被随意地从一个音节移至另一个音节。且在很多情况下，用一个词去充当某一词形变化形式，用另一个完全不同源的词充当另一形式，这种现象（奥斯特霍夫［Osthoff］称之为“异干互补”［Suppletivewesen］）在现代英语中尚存几例（good［好］，better［更好］；go［去］，went［去了］，等等）。欲知古雅利安语的语音系统，最好的办法大概是看希腊语——总体上讲，希腊语非常真实地保留了古语音系统，尤其是元音部分。当然，任何历史上传承下来的语言，哪怕是最古老的语言，所能提供的也不过是与我们数千年之距的通俗雅利安语的大致样貌，施莱歇（Schleicher）曾轻率地发表了一篇谬传，认为其相当准确地表述了原始雅利安语，现在的学者可比那时谨慎得多了。
23. 雅利安语在古时分裂成了数种语言，每一种在发音、语法和词汇上都独具特色。他们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希腊人看不出自己的语言与波斯敌人的语言有何相似或关联，罗马人也从未发觉自己的语言与正在对抗的高卢人和日耳曼人所操的语言同属一系。每当提到日耳曼语，他们都是这么表述：“罗马人的舌头发不出这些名字的音”，或者（当提到某些日耳曼部落名称时）“这些名字听起来像聒噪的冲锋号，这些野蛮人的凶残甚至让这些词听起来也很恐怖”。背教者朱利安（Julian）将日耳曼人吟唱流行民谣的声音比作禽鸟的嘎鸣和尖啸 [12] 。当然，以上描述大多应归结于当时在希腊和罗马普遍存在的对异族人的轻蔑。但他们认识不到这些语言与自己所操之语本属同宗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些语言在发音和结构上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相似之处早已变得模糊不清，若非19世纪学者的耐心研究，我们是无法从中识别出同源词的——这些词相差极大，在一般人看来没有任何关联。日耳曼语词之所以与众不同，大概源于对其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两次语音变化：辅音转移（consonant shift） [13] 和重音转移（stress shift）。
24. 一定不要将辅音转移想成是一蹴而就的事，相反，该过程一定持续了数个世纪，现代研究已经开始指向该过程的各个阶段。鉴于本书的关注点是近现代，此处不宜对这个重要变化作出详细解释，只举几例以说明其如何影响了英语全貌。所有p都变成了f——由此，father（父亲）对应pater（父亲）及同源语中的类似形式；所有t都变成了th［þ］，如three（三）——对比拉丁语tres（三）；所有k都变成了h，如cornu（角）= horn（角） [14] 。由于所有b，d或g，所有bh，dh，gh都经历了相似的转移，不难想象几乎所有词都变得面目全非了。当然，诸如mus——即现在的mouse（鼠）——一类的词还是有的，其不含任何受到上述转移影响的辅音。
25. 第二个变化对语言整体特点产生的影响更为彻底。此前，重音有时在词的第一个音节上，有时在第二、三等音节上，重音落得毫无缘由，与该音节的内在价值毫无关系，而一场彻底的革命使其变得无比简单，由此重音规则几句话就能说清：几乎所有单词的重音都落在第一个音节上，例外的情形为以某些前缀开头的动词，例如现代英语的beget（生［子女］）、forget（忘记）、overthrow（推翻）和abide（容忍）。维尔纳（Verner）已经证明重音转移发生的时间晚于日耳曼语辅音转移，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两者影响孰轻孰重。
26. 辅音转移对现代语文学家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是他们用来判断日耳曼语的最清晰、最明确的标准。一个词只要含有发生转移的辅音就是日耳曼语；任何日耳曼语词，只要含有未发生转移的辅音，就必定是借词。而相比之下，重音转移算不上确实可靠的标准，这主要是因为很多词的重音一直以来都在第一个音节上。但若问及这两种变化的内在重要性，也就是说，若是尝试从语言本身而不是从说话人的角度看问题，那么我们会发现第二个变化才是更重要的。是否有一定数量的单词以p或f开头并不重要，但该语言是否有合理的重音系统却很重要，或至少，可能会很重要。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重音转移在英语结构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它对英语产生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其他语音变化 [15] 。重音转移的重要性可以通过比较现代英语的两套词汇得到最清晰的呈现。无数近代从古典语言借入的词汇都有雅利安语重音系统的影子，例如，'family（家庭），fa'miliar（熟悉的），famili'arity（熟悉），或'photograph（照片），pho'tographer（摄影师），photo'graphic（摄影的） [16] 。发生转移后的日耳曼语重音系统在下面几组词中可见一斑：'love（爱），'lover（情人），'loving（满怀爱意的），'lovingly（钟爱地），'lovely（可爱的），'loveliness（可爱），'loveless（冷漠的），'lovelessness（冷漠）；或者'king（国王），'kingdom（王国），'kingship（王权），'kingly（国王的），'kingless（无王的），等等。雅利安语系所属各语言的共同特征是，后缀的作用远大于前缀，词尾是构建新词的普遍方式，由此可见，当日耳曼语重音系统发挥作用时，最强的重音会落在最重要的音节上，而由构词音节表示的无关宏旨的修饰成分在重音上也是次要的。这是一个完全符合逻辑的系统，与我们在句重音中观察到的主要规则一致，即重读的词往往是最重要的词。再者，缺乏重音会导致元音变得模糊，自由重音语言容易遭受以下危险：相关词或同一词的不同形式大相径庭，他们之间的关联也十分隐晦，试比较family（家庭）和familiar（熟悉的）第一个音节的［æ］ [17] 和［ə］音，或photograph（照片），photographer（摄影师），photographic（摄影的）对元音的不同处理［'foʊtoɡraf，fo'tɒɡrəfə，foʊ'toɡræfik］。可以确定，连贯一致的重音系统带来的语音清晰性乃一大语言优势，而相关词之间的关联模糊化则通常是劣势。因此，通过用固定重音代替自由重音，我们祖先的语言大受裨益。
27. 这自然衍生了这样一个问题：重音为何会发生上述转移？答案可能有两个。该变化是纯机械过程——无关意义，第一个音节永远重读；或者，该变化为心理过程——作为词最重要的部分，根音节要重读。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根音节即首音节，因此要回答该问题，需要看两者不一致的情况。拉丁语cecidi（［我］摔倒了），peperci（［我］宽恕了）等词中，完成时用重叠形式表达；克卢格 [18] 以英语存在相同现象为据，推断重音转移纯属机械过程，因为哥特语haihait“叫作”、rairoþ“反射的”和lailot“任由”中，被重读的并非是最重要的音节（ai读作短e），而在这些词的古英语形式heht，reord，leort中，根音节的元音实际上消失不见了。但这个观点可能会面临以下质疑：重叠音节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根的意义，其包含的根的残余部分足以唤起听话人的记忆，说话人在发音时，其重要元素中至少有一部分已经跃然于前。于他而言，完成时重叠式的第一个音节，一定比仅对根音节之义做细微修饰的前缀要重要得多。因此，重叠音节重读这一事实，与其说是证明了机械论解释，不如说，恰恰相反，证明了动词前缀缺乏重音，所以在我看来该例证明了心理论。换言之，其所涉及的是价值重读（value-stressing） [19] ——说话人认为最具价值并因此特别希望听话人注意到的部分，会读得最重。
28. 价值重读随处可见，在传统重音落在或可落在根音节——此处根音节并非指词源上的词根，而是指说话人根据本能判断的词最具价值的部分——以外任何音节上的语言中也不例外，但是在这些语言中，其仅会造成对传统重音的偶尔偏离，而在日耳曼诸语中，根音节重读已成 常规 ，并因此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结果。在重读音节与最重要的音节并不总是重合的语言里，重读和非重读音节之间的区别往往比在日耳曼语中要小，而重读起到的作用更加细致、微妙，这一点在法语中可能看得最清楚。在nous chantons（我们唱歌）中，最后一个音节重读，但若与英语we forget（我们忘记）相比的话，chan-比for-读得重，因为其心理价值更大。每当需要做对比时，人们最常想到的是利用传统的非重读音节，如此一来无须像英语念得那么重，就可以在脑海中产生鲜明的对比。在说nous chantons, et nous ne dansons pas（我们唱歌，但我们不跳舞）时，甚至不必在chan和dan上特别施力，至少力度不必超过词尾，而在说英语we sing, but we don’t dance（我们唱歌，但我们不跳舞）时，sing和dance这两个音节必须格外施力，因为即便不是为了对比，他们本身也会被重读。再举一个更恰当的例子：对比法语c’est un acteur et non pas un auteur（他是演员，不是作家）和英语he is an actor, but not an author（他是演员，不是作家）。要达到预期效果，可谓法国人只需轻叩所对比之词的首音节，而英国人则需锤击或者猛敲。上述各例中，可能法语系统更优雅、唯美，而日耳曼语系统更沉重、笨拙，但是整体来说，后者更合理、更合逻辑，因为如果最重要的元素在语音上得到了最强烈的表达，那么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就一一对应起来了。日耳曼语重读原则在引发其他领域重要变化的过程中也起了推动作用。但在我看来上述讨论表明了语言与民族性格之间存在某种关联——一直以来，日耳曼民族（英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德国人）的特点不就是直言不讳，不加修饰，重本质而轻小节吗？当下讨论的重音系统不也反映了这一特点吗？
29. 我们尚不清楚重音转移 [20] 发生在哪个世纪，但可以肯定的是，早在英格兰人迁入大不列颠数个世纪前就已发生。需提及的是，那个遥远的时代还发生了若干对日耳曼语族诸语产生了同等程度影响的巨变。最重要的一个便是动词时态系统的简化，日耳曼诸语的时态都不超过两个：现在时和过去时。随着很多古词尾的消失，它们不足以清晰地表明时态的区别，根元音的交替或变化（元音换音）起初只是不同重读方式造成的偶然后果，后来逐渐被当成了时态的真正标志。但是，元音的交替也罢，残存的词尾也罢，都不适合用来为新动词构建时态，因此，很少有新成员进入旧有的“强”动词库，而一种新型动词——“弱”动词——则在持续增多。无论这些动词在过去时中使用的齿音词尾究竟源自哪里，其在日耳曼各语中的应用十分广泛，甚至，是屈折变化系统的典型特征之一。其已成为构成过去时的“常规”方式，即凡新动词必采用的方式。
30. 这一时期——那时英格兰人还和其日耳曼兄弟们一起居住在欧洲大陆上——还产生了第一批借词。没有任何语言是完全纯净的：没有哪个民族没有采用过借词，因此我们必须假设，古日耳曼部落的祖先们采用了许多接触到的其他民族的词汇。有些学者试图指出不同来源的早期借词。然而，其中一些令人生疑，而且拉丁语对日耳曼世界产生影响之前即基督时代开始之前的借词都没有重要到需要引起关注的程度。在仔细考察这些借词之前，让我们先想想关于研究从一门语言借入到另一门语言的词语的经验教训。
31. 借词被称为语文学研究的里程碑，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借词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语言变化发生的大致时间。也同样有理由将其看作通史的里程碑，因为它们向我们演示了文明的进程，讲述了各种发明和机构的变迁，当枯燥乏味的历史年鉴除了罗列国王、主教的生卒年月而别无他物时，它们却在很多时候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各民族的内在生命的宝贵信息。当两种语言中找不到借词交流的痕迹时，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这两个民族之间毫无关系。但如果它们之间有接触，对借词的数量及，更重要地，对借词的质量的恰当解读，将会使我们了解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将会向我们表明哪一方思想更丰富，各自在人类活动的哪些领域更胜一筹。即使除了现代北欧各语的借词——例如，piano（钢琴），soprano（女高音，童声高音），opera（歌剧），libretto（剧本，歌词），tempo（节奏），adagio（慢板，柔板）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信息来源，我们仍然可以毫不犹豫地得出以下结论：意大利音乐在整个欧洲扮演了重要角色。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语言研究在很多层面上向我们揭示了以下事实：当一个民族有邻国认为值得效仿之物时，被借用的不仅是物，还有名。这是总则，尽管会有例外发生——尤其是当有本族词恰好可供舶来物之用时。但如果没有可用的本族词，就很可能采用现成的外来词。不仅如此，即便是用本族语材料可以轻易地创造出恰当的表述，也常常会引入外来语。另一方面，一般不会用外来语命名国内已有事物，借词几乎总是属于某特定学科或行业的 专业 术语，所以，可对其进行分类以说明各民族从其他民族那里学到了什么。我的目标是考察不同层次的英语借词，并特别关注其之于文明史的意义。
32. 那么，在可称为异教或前基督教时代的这一阶段 [21] ，蛮族从罗马学到的主要词汇是什么呢？毫无疑问，最早学到的词汇之一是wine（〈拉丁〉vinum），以及其他几个与葡萄种植和饮酒相关的词语，如〈拉丁〉calicem，〈古英〉calic（〈德〉kelch），意为“酒杯”。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和日耳曼民族打交道的罗马商人主要是caupones“酒商，酒行或酒馆老板”，因为德语kaufen和〈古英〉ceapian“买”从其衍生而来，同样从其衍生而来的还有cheap（便宜的），其古意为“讨价还价”（比较Cheapside［伦敦的奇普赛街］）。另一个具有商业意义的词是monger（fishmonger ［鱼贩］，ironmonger［小五金商］，costermonger［水果蔬菜小贩］），〈古英〉mangere，来自已灭绝动词mangian，后者衍生于〈拉丁〉mango，意为“零售商”。〈拉丁〉moneta（铸币厂，钱币），pondo（砝码）和uncia（长度计量单位的十二分之一）也被作为商业术语采用：〈古英〉mynet，“硬币，铸币”，即现在的mint（铸币厂）；pund，即现在的pound（英镑）；〈古英〉ynce，即现在的inch（英寸）；语音演变表明其为早期借词。从拉丁语借入的与商业或旅行相关的词还有：mile（英里），anchor（锚），punt（方头浅平底船）（〈古英〉punt，来自〈拉丁〉ponto）。还借入了各种各样的容器、器皿的名称，有些目前尚在使用，例如，cist（chest）（箱），omber或amber（amber来自amphora）（双耳细颈瓶），disc（dish）（盘），cytel（kettle）（壶），mortere（mortar）（臼），earc（ark）（柜）；但是也有很多已经灭绝，例如，byden（barrel）（桶），bytt（皮瓶），cylle（同前），scutel（盘），orc（罐），等等 [22] 。这令人不禁猜测期间烹饪方式是否经历了一场彻底的革命，而拉丁语借词cook（〈古英〉coc来自coquus）（烹调）、kitchen（〈古英〉cycene来自coquina）（厨房）和mill（〈古英〉mylen来自molina）（磨坊），以及大量此前不曾在北欧种植的植物、水果名称——例如，pear（〈古英〉cirs，“樱桃”）（梨），persoc，“桃”（现代形式乃后来从法语借入），plum（〈古美〉plume，来自prunus），pea（〈古英〉pise，来自pisum）（李子），cole（caul，kale，苏格兰英语kail，来自〈拉丁〉caulis）（海甘蓝），〈古英〉næp（可见于现代英语turnip［芜菁］的第二个音节），来自napus（芜菁），beet（甜菜根），mint（薄荷），pepper（甜椒），等等——将会加深这一印象。借词中也不乏军事词语，但数量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多。以上为早期拉丁语借词的主要类别，从中可以得出关于文明程度的结论。与后期同源借词相比，它们具有鲜明的具体性特征。给我们的日耳曼祖先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罗马哲学或高深的文化修养——他们的理解力还未成熟到接受这样的影响；他们野蛮粗俗，头脑简单，需要并大量引入的是有实用价值的物品，尤其是能改善日常生活的物品。毋庸赘述，这些物品的名称都是通过口头学习的，很多词的词形都表明了这一点，这也是早期拉丁语借词区别于后期拉丁语借词的一个特征。同时，这些词都很短，大都只有一两个音节，这似乎表明当时日耳曼人的舌头和心智还无法驾驭占后期借词主体的长词。这些早期借词好念易记，和大多数本土词同属一类，因此，很快就被当成本族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他们所代表的物品一样，不可或缺 [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