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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1860—1943）是丹麦语言学家，英语语法研究界的权威泰斗，同时也是英语史学家。
成长于19世纪中下叶，叶斯柏森继承了欧洲学者自古典时期以来从事语法研究的传统，并深受当时普遍观念进化论的影响，持续关注语言的历史演变。在历史视野下考察现代英语，这一主题几乎贯穿叶斯柏森所有著作。《语言进化论：特别着重英语》（ Progress in Languag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nglish ，1894）的后半部分是对英语的格系统的历史考察，即某具体语法层面的英语史；《语言论：语言的本质、发展和起源》（1922）既是关于语言演进的专论，也是兼顾共时、历时，贯通多种语言的语言理论专著，其第一卷“语言科学史”可独立为关于19世纪语言学发展的断代史；其语法研究的最杰出作品《现代英语语法》（七卷本，1909—1949），全称为《根据历史原则论现代英语语法》，侧重句法变化的语境和历史解释，亦可看作一部以句法为核心的英语史。
与上述作品相比，《英语的成长和结构》是一部单卷本英语语言史学专著，大致以历史时序排列，重点讲述了英语从古英语到早期现代英语在词汇、形态和句法等语言层次上的变迁。其中尤以词汇为重，总体上可以说是从词的角度看英语演进的历史。
本书初版于1905年，次年获法兰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沃尔尼奖（Prix Volney），在著者有生之年八度再版，“大概是迄今为止阅读最为广泛的英语史简介”（Nielsen, 1989: 61）。本译本根据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年第10版译出。
作为英语史简介，本书的史料依据、记述方法和记述视角分别是什么呢？
19世纪下半叶，得益于早期英语文本学会（The Early English Text Society） [1] 和《基于历史原则的新英语词典》（ A New English Dictionary on a Historical Basis ）——1933年更名为《牛津英语词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 [2] ——的贡献，比较语文学学者对英语早期文本进行了细致的语言学描述。
《英语的成长和结构》一书对英语语言发展和变化的考察以《新英语词典》为史料依据。叶斯柏森在序言中指出，书中提及的词语使用始末年份几乎皆取自该词典。作为史料，早期英语文本学会出版的文本当为一手，《新英语词典》中的引文则为二手。毋庸置疑，词典在词条收录上有选择性，在引文示例上有规范性、代表性和平衡性的考量，因此它所记录的语言使用状况并非客观公正。但是，词汇在词典中的交叉引用互相参照可以提供某语言特征经过了多长时间才得到广泛使用的信息，从而为语言的早期阶段提供证据。在很大程度上，叶斯柏森是将这本词典作为语料库使用，通过手工计数来描述英语的主要特征，解释这些特征如何形成，说明其对于英语结构的重要性 [3] 。
将不同时期的英语史目录翻开比较一下，不难发现其组织线索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4] 。一类以时间为线，将英语分成古、中古、现代、当代等几个阶段，语音、语义、词法、句法等语言学核心领域在各阶段内分别讨论（如：Lounsbury, 1894; Baugh and Cable, 1951; Strang, 1970 [5] ; Hogg, 1992—2001; Freeborn, 2000; Mugglestone, 2006; Bergs and Brinton, 2012）；另一类则以语言结构为线，分别探讨语音、形态、句法、词汇、语义等领域在历史过程中所经历的变化（如：Emerson, 1894; Bradley, 1904; Wyld, 1907; Thomas, 1920; Hogg and Denison, 2006）。内瓦莱宁和特劳戈特（Nevalainen and Traugott, 2012: 1）称前者为“横向法”，后者为“纵向法”。
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时间、结构之间通常穿插另外两个要素：空间、社会。这两个要素又各有其历史背景，对理解语言的发展变化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6] 。因此，英语史中呈现的语言结构不仅仅是一个语法知识体系，而是一个“从其历史中浮现、与其历史相牵连的复杂的符号结构”（Lass 1987: xiii）。
值得注意的是，横向法对时间所做的阶段划分是人为的、习惯性的，各阶段始末节点是象征性的，而非确切的实际发生时间。传统的阶段划分通常以重大历史、文化事件为节点，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将中古英语的“开端”与1066年诺曼征服带来的影响联系起来（如Hogg 1992—2001; Mugglestone 2006） [7] 。
《英语的成长和结构》的记述方法属于松散的横向法，大致以历史时序排列，讲述了英语从古英语到早期现代英语的变迁。叶斯柏森将古英语界定为1150年之前的英语（见作者序），并时而将古英语与盎格鲁—撒克逊语两术语互换通用，但他未明确界定中古英语的结束或现代英语的开端。依据他将古英语结束的节点定为1150年，大概可以猜测他采用的是当时通行的以形态变化为标准的阶段划分，即古英语为屈折变化完全阶段（450年—1150年），中古英语为屈折变化削弱阶段（1150年—1500年），现代英语为屈折变化脱落阶段（1500年以后）。
阶段划分本质上受记述视角影响，为作者研究兴趣、研究问题和研究方法所左右。例如，《剑桥英语史》（1992—2001，六卷本）第三卷的标题为1476—1776，即将这一阶段划分为通常所说的“早期现代英语”。这两个时间节点说明，编者认为1476年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 c. 1422—c. 1491）将印刷技术引入英国这一事件对英语的变化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1776年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颠王国独立这一事件则在概念上标志着英语跨越岛屿从此成为一门国际化语言。该阶段划分与六卷本中有两卷之重（第五卷、第六卷）用来讨论新英语变体脉络一致，都反映了编者的研究问题是“作为世界语的英语”。
换言之，英语史是作者从选定的视角对英语的不同阶段进行的研究。所有史实都以作者持有的理论、作者个人对该领域的视野为介导，正如罗伯特·H. 罗宾斯（Robins, 1967: 3）所说，“不带偏见的历史是不存在的”。
《英语的成长和结构》的记述视角为“语言进化论”理论。叶斯柏森在考察英语以及其他语言历史的过程中发现，语言所处的阶段越早，其形式就越不规则。他在《语言进化论：特别着重英语》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了“语言进化论”，认为英语语法形态变化的简化是进步而非衰败，声称分析语是语言发展的高级阶段。虽然世界上没有任何语言已达至臻完美，即“不存在不规则性和含糊不明，同样的事物总是用同样的方式表达”（Jespersen, 1894: 365），但是他认为，较之于大多数语言，英语和汉语已经向完美更进一步。
对叶斯柏森而言，人类语言的演进代表着“明智的自然选择，通过这个过程，没有价值的创新会很快消失，唯适者生存，他们使人类语言更加灵活多样，但对说话人而言却更加简单方便。”（Jespersen, 1938: 209）。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叶斯柏森采用了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和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进化论中的用词“自然选择”“适者生存”，但在叶斯柏森的体系中，“进化”是功用性概念，意为“效用上的进步”，进步的终极目标是“用最小的功力达到最大的语言效果”（Jespersen, 1941: 5—7）。
以上视角决定叶斯柏森如何描述和阐释史实。虽然本书是一部英语语言史学专著，但叶斯柏森对古英语、中古英语和现代英语在时间和篇幅上的分配显然不是均等的，进化的最新阶段即现代英语才是其考察重点，而英语早期阶段只有对现代英语的主要特征提供解释或者形成对照时才会讨论。从这个意义上看，本书“略古重今”的英语史亦可称为“英语进化史”。这也解释了框架中看似有些不合时宜的一章“莎士比亚和诗歌语言”：他要用这位集大成者来说明英语的简化倾向并没有给诗歌带来所谓的毁灭性的影响。
本书 Growth and Structur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的中译名主要有两个：《英语的发展和结构》（例如：任绍曾 [8] 、何勇等 [9] 、钱军 [10] 、曲长亮 [11] ）和《英语的成长和结构》（例如：岑麒祥 [12] 、廖序东 [13] 、冯志伟 [14] 、刘小侠 [15] ，农熙 [16] 、钱军 [17] ）。中译本将书名中的growth译为“成长”，认为该词能恰当地反映出作者的记述视角。原因如下：
其一，语言的“成长”可追溯至19世纪下半叶达尔文（Darwin，1859: 129）用来概念化其进化论的隐喻—“生命之树”（the tree of life）。受进化论启发，比较语文学家奥古斯特·施莱歇（August Schleicher，1821—1868）将语言视为像植物一样有生命和发展过程的有机体，认为语言也要经历“成长”“衰败”“死亡”。施莱歇在代表作《印欧日耳曼诸语比较语法纲要》（Schleicher，1861—1862；英译本1874—1877）中把语言的生命（vom leben der sprache/life of language）分为两个阶段：1. 史前期—成长（entwickelung/growth）；2. 有史期—衰败（verfall/decay） [18] 。由于将语言视为鲜活的有机体，施莱歇被称为自然主义学派的创始人，“growth”（成长），“decay”（衰败），“corruption”（腐烂），“regression”（退化），“degeneration”（衰退）等是该学派的语言概念，其影响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了顶峰。
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生命”“成长”仍常出现在关于语言发展的著作名称里，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只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启发性隐喻，而不像在施莱歇理论中那样还是一个本体论层面的断言。例如：美国语文学家威廉·德怀特·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1827—1894）于1875年出版的著作《语言的生命与成长》（ The Life and Growth of Language ）；德国比较语文学家菲利普·魏格纳 （ Philipp Wegener，1848—1916 ）于 1885 年出版的著作 《关于 语言生命 基本问题的研究》（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Grundfragen des Sprachlebens ）；法国语文学家阿尔塞纳·达梅斯特（Arsène Darmesteter，1846—1888）于1888年出版的著作《在词的意义中研究词的生命》（ La vie des mots étudiée dans leurs significations ）；英国词典编纂者和语文学家亨利·塞西尔·怀尔德（HenryCecil Wyld，1870—1945）于1907年出版的著作《英语的成长：我们语言的现状及其发展简述》（ The Growth of English ： An Elementary Account of the Present Form of Our Language, and Its Development ）；而在怀尔德于1906年出版的另一本著作《关于母语的历史研究：语文学方法导论》（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Mother Tongue ：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logical Method ）中，“growth”（成长）、“life history of many languages”（很多语言的生命史）、“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t lives and grows”（其生存和成长的条件）、“life history of the language itself”（语言本身的生命史）等表述贯穿始终；叶斯柏森在1924年出版的《语法哲学》中谈论“life of language”（语言的生命），认为语言的生命在于形式和意义的相互作用，“语法学家必须始终牢记形式和意义，因为在语言的生命中语音和语义、形式和功能是不能分隔的。讨论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从而完全忽略了语音和语义经常的相互作用，这对语言科学已造成了损害”（Jespersen，1924: 20）。正如任绍曾（2021） [19] 指出：“叶氏所用的life显然是比喻性的，实际是指语言的实质”。
由此可见，“生命之树”这一隐喻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在语言学领域的广泛应用，是达尔文进化生物学对其他学科产生重大影响的时代痕迹。
其二，叶斯柏森明确反对施莱歇自然主义学派的观点，其于1891发表的博士论文《英语的格的研究》（ Studier over Engelske Kasus, med en Indledning: Fremskridt I Sproget ）和于1894年出版的该论文的英语扩充版《语言进化论：特别着重英语》将施莱歇作为对立面进行驳斥，可以说，正是在与其论辩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语言进化论。与施莱歇完全相反，叶斯柏森认为语言发展的倾向是进步，而不是衰退。论辩时，采用同一套词汇是有针对性驳斥的需求。叶斯柏森（1894）标题中的progress（进化）与施莱歇自然主义概念regression（退化）相对，而本书标题中的growth （成长）则与decay（衰败）相对。
施莱歇的影响在19世纪70年代达到顶峰后开始消退。实际上，叶斯柏森的同代人普遍不再拥护施莱歇的语言阶段衰退论，但他们对其只有零星批判，且语气温和。叶斯柏森认为当时施莱歇的影响犹在，“现在施莱歇仍然是每个比较语文学家的精神之父”（Jespersen，1894: 4）。他在本书的自序里写道：“我力图使文字通俗易懂，以期对语文学家有所裨益”（write at once popularly and so as to be of some profit to the expert philologist），我认为这里expert philologist指的正是施莱歇一脉的历史比较语文学家，即施莱歇的追随者是他要说服的目标受众。
在叶斯柏森之前，拉斯姆斯·拉斯克（Rasmus Rask，1787—1832）、约翰·尼古拉·马德维格（Johan Nicolai Madvig，1804—1886）、雅各布·格林（Jacob Grimm，1785—1863）、 约翰 ·弗里德里希·克劳特（Johann Friedrich Kräuter，1846—1888）、埃萨亚斯·泰格纳（Esaias Tegnér ， 1782—1846 ）等 都肯定了现代分析性语言的优点，但他们的评论也是零星的、非系统性的。叶斯柏森（1894）要再往前走一步，旗帜鲜明地提出“形式越简短，越好”，并以英语史为例系统性地阐述现代欧洲语言的分析性结构远非缺点，恰恰相反，“分析性结构，毫无疑问地，使现代语言优于早期语言”（Jespersen，1894: 14）。而本书正是建立在叶斯柏森（1894）的基础之上。
其三，“成长”呼应了第九章“语法”结尾处的比喻：语言之草。
……那些谨遵语法规则却对其历史、起源和发展过程一无所知的教师，往往最容易认为“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而那些耐心地学习语言史并俯身倾听语言之草在当今时代如何成长的人（he who has patiently studied the history of the past and trained himself to hear the linguistic grass grow in the present age），会从人类语言中看到一个明智的自然选择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没有价值的创新会很快消失，唯适者存；他们使人类语言更加灵活多样，但对说话人而言却更加简单、方便。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一过程会随着迈进20世纪戛然而止──希望权利越来越大的老师们，不要把有益的变化消灭在萌芽状态（let us hope that in the future the more and more almighty schoolmaster may not nip too many beneficial changes in the bud）。
20世纪上半叶不乏同类作品，为何本书的生命力能够经久不衰，历久弥新呢？如若将本书与同时代出版的另外两部英语史布拉德利（Bradley, 1904）和怀尔德（Wyld, 1907）做比较 [20]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以下特点与前文提到的语言进化论理论一起使本书独树一帜：
尽管致力于英语研究多年，叶斯柏森坦言仍无法如本族语者那般看待英语（Jespersen, 1938: 1）。但与本族语英语史学家相比，外国人视角赋予丹麦人叶斯柏森以下优势：一、观察到容易被英语本族语者忽视的细节并提出创新见解。比如，他指出古英语中有大量与“海”相关的同义词，认为据此可推断英国曾经是航海者的国度；二、为斯堪的纳维亚元素对古英语的影响提供新的材料，对斯堪的纳维亚学者的语言学贡献做出评鉴。比如，他指出拉斯克早于格林提出了印欧语语音递变规律，这使得语言史上某些定论有改写的必要；三、对英语主要特征的描述及评价是建立在与其他欧洲语言，尤其是与他自己的母语丹麦语比较的基础之上，从而将英语的重要特征凸显出来。
如果将语言结构在时间过程中经历的变化称为“内部史”，那么空间、社会则构成了语言变化的“外部史”。某种方言在社会里具有的优越性、某个社会阶层产生的影响、权利中心的地理位置等方面构成了与演变相关的语言外部现实。从这个意义上看，语言史是文化史和政治史的一部分，任何一部英语史都不可能完全不触及外部史。与布拉德利和怀尔德的英语史相比，本书特别着重语言接触对英语词汇的影响，对语言发展与民族文化史和政治史之间的关系阐释得更为深入详细。例如，对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英国后与当地人相处的状态的介绍解释了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日常用词得以借入英语。
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乃英国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的峰端，是英国最强盛的“日不落帝国”时期。早期文本学会、《新英语词典》、英国语文学会都在这一时期为构建、维护国家认同做出了贡献。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历史语文学成为界定国家认同的学科。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叶斯柏森试图将英语语言史与英国民族史上的重大事件关联起来，展现两者对彼此的影响，说明语言与民族性格之间的关系。这反映了20世纪初英语在欧洲乃至世界的地位，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英语的态度。叶斯柏森认为英语充满阳刚之气，认为其“如此高贵、如此丰富、如此柔顺、如此富有表达力，又如此富有趣味性”（Jespersen, 1938: 244），这些带有高度个人情感的语言表达体现了作者维多利亚时代的浪漫主义情怀。
“因为文字也宛若大自然，对内里的灵魂半遮半露。”——叶斯柏森在本书中引用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的《悼念篇》以说明语言是了解人的关键——而捧读本书，相信读者不仅会觉得是在和一位智者促膝交谈，而且会觉得这位智者平易近人，热情幽默。
本书中，叶斯柏森所举语言实例涉及古典语言、古英语以及欧洲语言。在翻译多语言过程中得到基比（Douglas A. Kibbee）教授、赖特（Charles Wright）教授、马滕（Lutz Marten）教授、教育专家陈林（J. Kainehe Chun-Lum）、朱晓洁副教授的支持和帮助，在此特致谢意。叶斯柏森在提及书名、期刊名时往往直接采用缩写。中译本编辑了书名译名对照表和期刊、论文集译名对照表，在对照表中给出了书刊的原文全称，供有需求的读者参考。
刘小侠
2021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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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叶斯柏森，2013，《如何教外语》，钱军导读。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奥托·叶斯柏森，2014，《现代英语语法》第六卷，钱军导读。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奥托·叶斯柏森，2016，《英语的成长和结构》，刘小侠导读。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奥托·叶斯柏森，2016，《叶斯柏森选集》，曲长亮导读。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威廉·马泰修斯，1906，“奥托·叶斯柏森：《英语的成长和结构》”，农熙译，《基于普通语言学的当代英语功能分析》，威廉·马泰修斯著，陈建华、刘志红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0，349—369。
[1] 1864年，弗雷德里克·詹姆斯·弗尼瓦尔（Frederick James Furnivall）（1825—1910）创建了早期英语文本学会，创建初衷之一是让学生可以读到大量未出版过的早期英国文学作品；之二是为《新英语词典》提供准确的引用文本。到2021年为止，学会共出版了484卷早期英国文学文本（参见学会2021出版物目录），为古英语和中古英语文本的文学和语言学研究奠定了实证基础，并为其他史学编辑工作设定了标准。
[2] 《新英语词典》于1857年由英国语文学会（The Philological Society）构思筹划，于1879年正式编纂，词典按字母顺序分册出版，第一版第一分册于1884年出版，最后分册于1928年出版，前后用时71年。词典编纂建立在词汇的历史使用的基础之上，即通过引文来阐明英语词汇自大约1100年以来在意义上的变化，为读者提供准确的词源，并给出拼写变体。词典编纂过程中邀请美国语言学家收集北美读者的引文，语言史的重要性在大西洋两岸获得了公认。
[3] 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历史语料库的开发为研究英语变迁提供了一手史料。其中包括，赫尔辛基英语文本语料库（The Helsinki Corpus）、弗吉尼亚大学图书馆电子文本中心（the Electronic Text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Library）（Etext）、密歇根大学人文科学文本行动（the Humanities Text Initiative of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HTI），国际现代及中古英语计算机文档库（The International Computer Archive of Modern and Medieval English, ICAME），早期英文图书在线（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EEBO）等。与此同时，《牛津英语词典》也迈入了电子时代，1992年发行了第一版CD-ROM光盘，2000年开始提供词典网上版，并每三个月更新一次。
[4] 也有例外，如格里·诺尔斯（Gerry Knowles）的《英语文化史》（1997）关乎的不是英语形式的变迁，而是英语与权力和政治的关系。
[5] Strang（1970）的特别之处在于采用逆序排列，从当代开始以200年为一个阶段向上追溯至早期记录。
[6] 近年来，这两个要素呈现独立出来的趋势，与时间、结构并列形成三维，即时间、空间、社会三参数下的语言结构，例如《剑桥英语史》（1992—2001，六卷本）的后两卷都用于考察新英语语言变体。
[7] 横跨数个世纪的历史语料库，如“赫尔辛基英语文本”语料库，倾向于遵循古英语、中古英语、早期现代英语的阶段划分，但会依据语料样本特点再将各阶段向下划分为70年、80年或100年不等的分段。
[8] 《叶斯柏森语言学选集》编译本，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译序中列举叶氏论著时）。
[9] 《语法哲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0（何勇等四位译者所做的“主要书名译名对照表”中）。
[10] 《如何教外语》影印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现代英语语法》第六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导读中列举叶氏著作时）。
[11] 《叶斯柏森选集》影印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导读中列举叶氏著作时）。
[12] 《普通语言学人物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叶斯柏森的生平和业绩”篇列举叶氏著作时）。
[13] 《语法哲学》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10（导读“《语法哲学》和汉语语法学”中列举叶氏著作时）。
[14] 冯志伟，2014，“重温叶斯柏森的语言学理论”，《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02）：4（列举叶氏著作时）。
[15] 《英语的成长和结构》影印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6（书名、导读中）。
[16] 《基于普通语言学的当代英语功能分析》中译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0（附录马泰修斯捷克语书评译文“奥托·叶斯柏森：《英语的成长和结构》”中）。
[17] 《基于普通语言学的当代英语功能分析》中译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0（附录马泰修斯捷克语书评的译文“奥托·叶斯柏森：《英语的成长和结构》”关于Schleicher的校注中）。
[18] 英译本译者Herbert Bendall将这两个阶段译为“development in prehistoric times”和“decline in the historic period”，但小标题下的说明译为“... language is the product of a gradual growth...”,“... in its decay changes of meaning take place...”（1874: 4）（黑体为笔者所加）。
[19] 2021年8月个人沟通电子邮件。
[20] 需要指出的是，这三部英语史的目标受众不同，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方法的不同。布拉德利是写给受过教育但对语文学不甚了解的一般读者的，怀尔德是写给师范学院学生的教材，而本书是希望语文学家可从中受益的通俗读本。